《乾隆帝八旬萬壽圖卷·西洋點景建築》可見太平君主生活的縱恣奢華。

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貪墨之風尤盛，其時，不僅案件多發，婪贓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撫，下至胥吏衙役，幾乎無官不貪，儘管乾隆帝屢興大獄，然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盛。

執政過程中執法不一

乾隆皇帝雖明確規定：凡官員犯有侵貪、虧空、苛索、賄賂、欺冒、挪移、盜庫等貪污行徑，一經發覺，嚴懲不貸，強調「不可為貪官開幸生之路」，並以「斧鎖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未止」，實施嚴刑峻法。然而，專制政治賦予了統治者在執政過程中很大的隨意性，故而乾隆帝個人的權力和意志常常凌駕於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現為：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親信。諸如雲貴總督李侍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貪贓索賄，為雲南儲糧道海寧參劾，由於情節惡劣，大學士九卿會議斬決，但乾隆帝認為李侍堯在督撫中最為出色，遂百計回護，命各直省督撫重議。但當各督撫多請照初議定罪時，乾隆皇帝猶欲開脫之，對支持九卿之議的富勒渾等人大加斥責，並不顧眾意，以「罪疑惟輕，朕不為已甚之事」，下詔將李侍堯定為斬監候。不久，即降特旨，賜其三品頂帶花翎，起用為陝甘總督。此後，李侍堯貪瀆如故，而「上終憐其才，為之曲赦」。又如，閩浙總督陳輝祖亦以「能事」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1781），陳輝祖因其弟為王亶望貪污大案成員，當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卻極力開釋之，他說：「朕斷不肯因其弟株連，遽置重典。陳輝祖尚屬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為三品頂帶，各留本任。」（《清史列傳》卷18，陳輝祖傳）而且，還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贓物的重任，陳輝祖藉機侵貪，又釀成一起侵盜官物的大案。儘管如此，乾隆帝意猶寬容，降旨改斬立決為斬監候，只因新任閩浙總督富勒渾、浙江巡撫福崧等連章劾奏，以閩浙兩省倉谷虧空等情實，證實了陳輝祖為政之貪。乾隆帝這才迫於形勢，賜令自盡。

其二，以時立法，時寬時嚴。乾隆帝在其統治前期，執法尚為嚴厲，二十餘年中，共處置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書步軍統領鄂善案；浙江巡撫常安案；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案；山東巡撫鄂樂舜案；湖南布政使楊灝案；雲貴總督恆文案，以及山東巡撫蔣洲案。這幾起案件，犯贓者家被籍沒，人被處死。其中，蔣洲乃前大學士蔣廷錫之子，亦嚴懲不貸。為此，乾隆皇帝還特加指示：「外吏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灝、恆文等案，屢經發覺，而莫甚於蔣洲此案，若不大加懲創，國法安在？」表明了這一時期乾隆帝在執法上的嚴肅性。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特別是到其統治後期，乾隆帝懲貪則「多從寬縱」。乾隆四十三年（1778），粵海關德魁虧空稅銀，按律應賠兩萬餘兩，乾隆帝諭令全免。浙江巡撫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盤查浙江省虧空案及平陽知縣黃梅貪污案時，已發現其婪贓之蛛絲馬跡，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將福崧改調他省。此外，像於敏中、楊景素等人，皆贓私纍纍，乾隆帝直到他們死後才予以處置。其寬縱的結果，必然為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督撫等遂爾無所敬畏，任意妄行」，釀成乾隆後期一起又一起的貪污大案。

寵重和珅形成惡性循環

乾隆帝在其統治後期寵重和珅，當為人盡皆知的故事。他先後任命和珅為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步軍統領和吏、戶、兵三部尚書等官職，秉政達二十餘年之久。乾隆後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諸多影響。

據記載：「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奔走其門下以為快。」「一時，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或「恃為奧援」極力攀附之。故而，隨著和珅官職與官位的不斷加升，其家也開始門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當國，一時朝士若騖，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後期，時稱為『補子胡同』。」補子是官服，說的是官員奔競結交和珅的醜態，而時風可見一斑。至於官員走和珅門徑的具體情形，嘉慶時查辦的兩淮鹽政徵瑞行賄案可以說明一定的問題。兩淮鹽政是一肥缺，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稱：他於嘉慶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時，饋銀二十萬兩，「彼時和珅意存見少，欲伊增至四十萬，是以未收。而從前曾送過和珅二十萬，當經收受。此外和珅交辦緞匹物件等項，並奇巧之物，不可勝計」。

和珅婪贓納賄，直接導致了兩個後果：其一，官員在政治目的與利益的驅使下，或自上索賄，導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監守自盜，虧空國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貪婪，官吏爭相傚尤，有恃無恐。故乾隆後期的貪污大案，凡情節嚴重、手段卑劣者，多與和珅有關。

和珅為了滿足乾隆帝的揮霍慾望，還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議罪銀」制度，規定凡官員坐罪，可以通過繳納銀兩的方式得到豁免或減輕處罰，議罪銀所得款項均入內務府各庫，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員的貪污行徑更加肆無忌憚，有人在繳納議罪銀後旋即再去婪髒索賄，形成惡性循環。

太平君主的縱情奢華

就乾隆皇帝的個性而言，他除了「日勵自心強不息」之外，還好大喜功，醉心於盛世太平君主的享樂中，縱恣奢華。其突出表現有兩點：

一是大量收受貢納。凡逢年節、壽誕、慶典，地方官員都要向皇帝獻納，稱為「土宜物件」。雖然乾隆帝多次發佈上諭，要臣下勿進或少進貢品，但卻從不停止收受，甚至還有以攤派的形式強征的事情發生。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壽，「內外宮殿，大小物儀，無不新辦。自燕京至圓明園，樓台飾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設寺院人物，動其機括，則門窗開闔，人物活動。營辦之資無慮屢萬，而一毫不費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員俱有進獻，內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兩淮鹽院所納四百萬金助之。」 這次慶典所用經費共計白銀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兩五錢。其中地方官報效數額占62%，均「按其通省養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無度。乾隆在位期間，六次南巡，七次東巡，五次西巡，至於近畿京郊，車駕時出，數不勝記。凡巡幸所經，雖有賑濟災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費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隨行人員多達2500多人，在車駕往返5800餘里的行程中，陸路用馬五六千匹，大車百餘輛，水路用船千餘艘。而巡幸的準備工作，早自前一年便開始進行，並由親王任總理行營事務大臣，負責勘察道路，修橋鋪路，修葺名勝和興建行宮等等。排場上極盡揚厲，飲食上也相當講究。

乾隆帝的縱情驕奢，必然影響到時政和時風。首先，大小臣工為迎駕紛紛傚尤。僅以各地給皇帝搭蓋的綵棚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經由山東、直隸時，天氣已漸炎熱，需搭棚避暑。後為取悅帝意，各地爭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駕，以至竟成千里御道綵棚相望之一大景觀。又如蘇州的獅子林，本已荒蕪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後開始修復，歷經十年，至三次南巡時，終成一座風景秀麗的江南名園。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敗。地方官無論貢納還是巡幸辦差，都要耗費巨額銀兩。這給地方官辦差造成巨大壓力，並成為其貪污的口實。

乾隆朝貪風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說，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而盛世之下，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也為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統治作風，以及性格與愛好，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