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訪蘇時與斯大林在一起

米高揚在西柏坡逗留了一周，住在西柏坡後溝。在這幾天裡，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同斯大林派來的代表，共舉行了三次正式會談。其間，毛澤東及其他領導同志，還分別到米高揚住所探望過。

據師哲回憶說：第二天(米高揚來西柏坡的次日)，雙方舉行正式會談，主要是毛主席一人講話。恩來、弼時偶爾插幾句話，做些解釋。主席一連談了三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會談中，毛澤東著重談了七個大問題：

關於解放戰爭形勢問題。毛澤東說：到目前為止，中國革命發展較為迅速、軍事進展也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時間，就是說，比過去我們預計的時間會要短些，就能過長江，並向南推進。估計渡過長江後，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攻克南京，佔領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鎮。在江南拿下幾個重要城鎮後，就不會再遇到敵人特別的實力了。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台灣和西藏。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其實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因為：(1)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也較多；(2)民族問題，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區，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須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最難的是台灣問題，因為「那裡還有一個美國問題。台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因而，台灣問題遠比西藏問題複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

任弼時與米高揚在一起

關於革命勝利後建立新政權問題。毛澤東指出，新政權的性質簡括地講就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為人民民主專政更為合適、更為合情合理。

在明確新政權性質的同時，毛澤東還具體談到新政權的組織形式。他說：「我們認為，它必須是個聯合政府。名義上不這樣叫，而實際上必須是聯合政府。但聯合政府不等於搞西方的多黨制，國家政權是在中國共產黨手裡。這是確定不移的，絲毫不能動搖的。」

關於解放後恢復生產和經濟建設問題。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強調：今後對我們最嚴峻、最重大的考驗是群眾工作。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毛澤東意識到「這不只是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或發起某種運動的問題」，而是「組織、安排群眾的生活、就業、教育等各個方面的問題。」「中國5億多人口，對他們的發動、組織、安排談何容易。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任務是解決人民的衣食住問題和安排生產建設問題。」

正如毛澤東所說，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生疏的。解決這個課題，必須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因為「人民群眾擁有最強大的，最可靠的力量。我們的工、青、婦組織在戰爭年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生產建設中也將會發生更充分、更偉大的作用。」但是，困難在於「目前，在全國範圍內，群眾還沒有完全組織起來。這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尤其是青年組織問題，毛澤東強調指出：「而青年，這個幾乎佔全國近半數人口的群眾，除了青年團那樣的組織形式外，恐怕還得建立發展其他類型的組織，如學生聯合會或其他青年組織形式等。」

當毛澤東談到青年組織問題時，坐在一旁的米高揚插了話，表達了與毛澤東不同的看法。他大概的意思是，成立幾個不同的青年組織是否會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層的力量，是否會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摩擦？為了便於對青年們的組織、安排和領導，是否只要一個共青團組織就行了？

聽了米高揚的插話，毛澤東露出不悅之情，並當即反駁說：中國青年人口總數有1億多，怎麼可以用一個組織把他們圈起來？圈起來怎麼做工作？對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應該是恰當的、靈活的，自然，也要保證它們能發揮出自己應有的作用。

見毛澤東不大高興，米高揚急忙補充聲明說：我只是帶耳朵來的，沒有權利發表意見。自此之後，米高揚再也沒有插話，也沒有提出過什麼新的問題，而只是靜靜地聽著。

關於軍隊問題。毛澤東指出：目前解放軍中的若幹部分，主要是起義部隊，須要大力改編改造。這是需要採取適當方式，在一定的時間內，經過逐步整理、調整、改造、改變等一系列工作程序來完成的。這需要花費數年的時間。此外，解放軍本身也需要逐步改編、改造和現代化。將來中國無需要維持過於龐大的軍力，而應實行寓兵於民的方針。

關於中國對外政策和國際形勢問題。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形象地把國家比作一個家庭，提出了著名的「打掃屋子，再請客」的對外方針政策。他說：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從各個角落以至門窗縫裡，把那些髒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真正的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

到底什麼樣的人不能進來呢？毛澤東說：「某些不客氣，不講禮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帶些髒東西進來，那就不好辦了。因為他們會說：『你們的屋子裡本來就是髒的嘛，還抗議什麼？！』這樣我們就無話可說啦。……但我們知道，對我們探頭探腦，想把他們的腳踏進我們屋子裡的人是有的，不過我們暫時還不能理睬他們。至於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抱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進來自己抓幾把，同時也是為了攪渾水。渾水便於摸魚。我們不歡迎這樣的人進來。」

美國會不會出兵干涉中國革命？這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毛澤東向米高揚指出，到目前為止的經驗是：美軍並不想直接捲入中國內戰，只是間接干預，把軍火軍用物資大量供應給蔣軍，指望這些飯桶發揮作用。但這些可憐蟲實現不了美國主子的願望，只能起運輸隊的作用。其他帝國主義目前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誰也不願，實際上也沒有能力出來冒險。目前，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就是這樣的。

關於國內若干政治經濟問題。首先是土改問題，毛澤東指出，土改工作不能同時在所有地區展開，而應隨軍事形勢的發展而展開，並要按照地區、分階段來進行。先在黃河兩岸、中原地區完成土改，再在長江兩岸地區進行，然後在華南及邊遠地區進行。為什麼要如此進行？毛澤東解釋說：因為這不僅要把群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使他們對這個問題有正確的理解，而且還要訓練相當數量能掌握政策的幹部來領導進行。不可以用振臂一呼、萬眾皆起的方式做這件事。

毛澤東特別強調，土改不僅是一項經濟工作，而且又是一項嚴肅的政治工作，所以必須把經濟與政治這兩方面的工作同時都做好。為順利完成這樣一項艱難的工作，毛澤東提出，讓那些有豐富經驗的老同志帶領、幫助和教育新的工作人員，以便更好地去完成土改工作任務。

鑒於上次經歷，米高揚沒有就此問題在會上發言表態。但在休會期間，米高揚給大家講了一段關於自己在十月革命勝利後號召農民土改的往事。他說：「我讀了列寧的土地綱領，十分興奮，立即寫了許多號召的標語和傳單，散發張貼出去，以為這樣就執行了政策、完成了任務。結果，一天、兩天過去了，那麼群眾還是一動也不動。詫異之餘，深入下去瞭解情況，我才弄明白這本來是一件翻天覆地的革命創舉。想要無組織、無領導亂搞，各自為政來進行是不行的。後來還是由政府出面組織推行才完成。」

休會結束後，毛澤東接著向米高揚介紹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黨的民族政策問題。他說：他們(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屬於剝削階層，但同時也受到外國資本的壓迫和剝削，而且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甚至受到壓抑和排擠。我們對這部分人採取聯合、利用、改造的方針，使其為祖國建設服務。這個政策他們是樂於接受的。我們利用了他們的積極性，也給了他們以施展才能的機會，參與國事的權利和應有的社會地位。

與民族資產階級問題相比較，我國歷史上民族問題更加複雜。毛澤東向客人分析了中國的民族問題基本狀況：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有幾十個民族，漢族人數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維吾爾等民族大多居住在邊遠山區，比起漢族來，都屬於少數民族。人們習慣地把漢族人稱為中國人，但中國人並非只指漢族，居住在我國版圖內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國人。談到這裡，毛澤東指著在座的客人幽默地說：今天稱你們蘇聯人，這可以包括蘇聯所有各民族在內，但如果說你們都是俄羅斯人，顯然就不對了。試看在座的三位：一個是亞美尼亞人(米高揚)，一個俄羅斯人(伊萬？柯瓦廖夫)，一個猶太人(葉夫根尼？柯瓦廖夫)，三個人屬於三個不同的民族，不是嗎？

針對這種多民族的現實狀況，毛澤東說：在民族政策上主要是反對大漢族主義。……民族政策必須是端正的，民族壓迫必須取締，民族間的糾紛必須妥善排解。我們提倡民族互相團結、互相友愛、互相合作，共同建國。民族間出現某些摩擦或糾紛，甚至是矛盾或衝突是難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較容易解決。目前主要是防止和反對大漢族主義，同時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這兩者是妨礙和破壞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的禍根子。

關於黨內問題。毛澤東主要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狀況，其中談到我黨對犯錯誤的幹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這些犯有路線錯誤，給黨造成了巨大損失的同志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師哲後來回憶說：這點(我黨對犯錯誤的幹部政策)給米高揚留下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揚來華參加「八大」時，專門提到當他向斯大林匯報到這點時，斯大林沒有表態。

上述談話內容，反映了毛澤東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在中國革命迫近全國勝利的形勢下，對一系列帶全局性重大問題的深刻思考，實際上勾畫了未來新中國的基本輪廓。

除上述談話內容外，毛澤東在拜訪米高揚住所閒聊時還講了一些至今讀來都回味無窮的話。他說：我們認為我們的解放戰爭越勝利地向前發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這裡說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時也更需要朋友對我們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的朋友對我們是同情、支持和幫助的，是真心誠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們口是心非或者還出些壞主意，使人上當受騙，然後他們幸災樂禍。我們會警惕這點的。

據當時在場的師哲回憶說：當時米高揚在注意地聽，好似忐忑不安，對主席的話似乎覺得高深莫測，不明所以。他沒有插話，也沒有表態。後來有些研究者認為，毛澤東這番話是在影射蘇聯。不知當時米高揚對此作何理解。

不管怎麼樣，米高揚這次來到中國，所見所聞都讓他感受深刻，並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正如他在7日晚上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所說：「必須指出，與我交談的政治局委員們，在一般政治、黨務、農民及整體經濟問題上完全是行家，並且都很有自信。」米高揚對毛澤東評價很高。他說：「毛澤東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他在同師哲私下交談時說，你們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時不愁沒有領導人，周恩來就是當總理的最合適的人選。會談結束時，他表示，一定向斯大林如實地匯報中國革命的現實情況。從俄國目前公佈的米高揚寫給斯大林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米高揚的這次訪問，對於改善兩黨關係，尤其是減少莫斯科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疑慮，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82頁。

後來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向米高揚介紹的各項內容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酒宴款待

米高揚在西柏坡期間，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先後三次設宴招待過他們一行。第一次是剛來的那一天，會談快結束時，周恩來對米高揚說：「米高揚同志，你們遠道而來，一定很疲勞了，肚子也可能餓了。現在就吃飯，晚上你們早點休息，明天下午再談怎麼樣？」米高揚欣然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

為了表達對蘇聯代表的熱情歡迎，有關方面早已備好了豐盛的酒菜。由於蘇聯人愛喝酒，中共方面還特意從石家莊買來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分賓主落座之後，毛澤東首先舉杯向客人們祝酒，他說：「對你們的遠道而來，我們表示歡迎，同時也表示感謝。」其他幾位中央書記也先後舉杯向米高揚等人祝酒。對中共的熱情款待，米高揚表達了真誠的謝意，並連連誇中國的酒和菜味道不錯。

宴會上，客人們都吃得很盡興。

晚飯後，周恩來親自陪送他們到後溝的住所。

其實，這裡有必要提一下的是，在幾次宴會中所發生的一些趣事，由此也可以對毛澤東的性格窺見一二。

據毛澤東的警衛、米高揚來訪的歷史見證人李銀橋回憶說：

蘇聯人帶來許多罐頭食品，還有酒，拿出來擺了一桌子，挺洋氣，挺花哨。米高揚穿戴也很好，圓領皮大衣，圓筒皮帽子，威風得很。中國共產黨的五大書記穿著沒稜沒角的舊棉軍衣，毛澤東的衣袖上還赫然補了塊補丁(因未去蘇聯，新衣服也沒做)。小山村的西柏坡能有什麼高級食品？無非是自己養的豬和雞，還有滹沱河裡捕來的魚。用鮮魚做了紅燒魚、溜魚片款待客人。

蘇聯人很能喝酒，米高揚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涼水一樣，大半杯子一口氣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書記中，為首的毛澤東是沾酒就臉紅。朱德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時高血壓嚴重不能喝酒。劉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點白酒。周恩來算是中國人裡能喝酒的了，卻哪裡敢與玻璃杯子端起來咕咚咕咚灌的米高揚比呢？飯桌上的氣氛是愉快的。但是我想，毛澤東不喜歡看蘇聯人大出風頭，哪怕是在喝酒的問題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飯：「吃飯了，吃飯了，嘗嘗我們滹沱河裡的魚。」

米高揚誇讚地說：「誰都說中國的飯菜好吃，我們就是不會做。將來中國革命勝利了，我們要派人來學習中國的菜餚，增加西餐的花樣。」

毛澤東很高興，笑著說：「我相信，一個中藥，一個中國菜，這將是中國對世界的兩大貢獻。」

蘇聯翻譯指著紅燒魚問：「這是新撈的活魚嗎？」

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覆，而後才吃。我估計大概與此有關，一年後毛澤東出訪莫斯科，向隨行的中餐廚師嚴格下令：「你們只能給我做活魚吃。他們要送來死魚，就給他們扔回去。」

果然，蘇聯送魚來了，是特別警衛隊的一名上校帶人送來的。是死魚。廚師遵照毛澤東「扔回去」的命令，拒絕接收。這位上校慌了，語言又不通，忙從克里姆林宮找來了翻譯。這才明白毛澤東只要活魚，不收死魚。

「我們馬上逮一條活魚來。」上校向中國客人鄭重保證。

於是，克里姆林宮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澤東吃魚很講究，不是活魚他不吃。

其實毛澤東在國內時，死魚剩魚都吃，從不講究。他只是講究給蘇聯人看。到1957年我們隨毛澤東第二次訪蘇時，莫斯科早早就準備好了活鯉魚。

據說赫魯曉夫特意警告下邊：「毛澤東這個人難對付，他是不吃死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