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前，在中國的105萬侵華日軍的名稱為「中國派遣軍」。而「中國派遣軍」的最後一任總司令，即是岡村寧次。

岡村寧次於1925年至1927年擔任北洋軍閥孫傳芳的軍事顧問。1928年任步兵聯隊長，參加過侵佔濟南的戰爭。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加過侵佔上海的戰爭。1933年曾代表日本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塘沽協定」。1937年至1945年期間，歷任日軍師團長、日軍第十一軍、華北方面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官，最後成為侵華日軍最高統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岡村寧次和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戰犯名單。1945年8月，延安公佈的日本戰犯名單中，岡村寧次被列為首要戰爭罪犯。岡村本人也「自忖不僅被判戰犯，且死刑也再所難免」。

但是，三年之後，岡村寧次竟被國民黨政府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宣判無罪，然後將其悄悄遣送回國，大出國際國內社會乃至岡村寧次本人意外。

岡村寧次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怎樣由戰犯變成了「戰俘」？這一案件的內幕究竟如何呢？

1945年8月15日，南京。

盛夏的驕陽烘烤著汪精衛偽政府和日軍統治下的金陵古都。市容如昔，但來去匆匆的市民臉上已暗暗透著喜色--日本將要投降的消息已於兩三天之內傳遍了大街小巷。

上午9時30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接到了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次長於昨夜傳達的「天皇陛下將於15日12時親自廣播，應謹拜聞」的通知。

10時10分，總司令岡村寧次收到了東京發來的關於「天皇陛下已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陸軍第六十八號密電。

岡村寧次根據這封密電，已大致猜出天皇將要廣播的內容。

從8月10日起，盟國電台就不斷播送日本政府將宣佈投降的消息。連日來，總司令院內為了防止盟軍的空襲，神經過敏地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一到夜晚，便進行燈火管制。總司令部大樓內。需要徹夜工作的房間，都拉上了厚厚的窗簾，樓下不見一星燈光。但一到白天，院內便從各處升起燒燬重要文件的煙火。戰敗的沉悶空氣連說話的聲音都給壓下去了，每個人都默不作聲，只是無精打彩地工作著。

11時過後，總司令部全體人員在岡村寧次的帶領下，按平時遙拜式的隊形，於廣場東面集合，聆聽天皇的廣播詔書。

正午12時，天皇的聲音彷彿自天而降般在廣場上響起。貫穿通篇講話的是五個字：無條件投降。

從總司令到警衛，都如木樁般釘在空闊的廣場上，驕陽在地上畫出他們的短小投影。酷熱使他們汗流浹背，軍衣濕透；絕望使他們神情麻木，目光呆滯如死魚的眼睛。

末日臨頭，來得這樣突然，這樣不可抗拒。

岡村寧次悲極無淚。當天皇的廣播結束後，他和部下一同陷入茫然無措的沉默之中。但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和責任。他走上講台，用十分簡短的語言向全體人員做了謹遵詔命的訓示，然後宣佈解散。

下午，岡村寧次便向在中國的105萬日本陸軍下達了訓示：

承蒙親賜敕語，憂及聖慮誠惶誠恐，不知所措。

值此聖戰中途，而逢建國以來從未有過之最惡事態，實無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職當謹遵聖諭，以慰聖懷。

派遣軍將士，切不可消失鬥志，應在莊嚴之軍旗下，愈益堅持鐵石般之團結，基於唯一之方針，分別為完成新任務而邁進。

8月15日這一天，岡村寧次覺得是那樣漫長、沉悶，連空氣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澀味道。總司令的身份使他必須排除煩擾，保持清醒的頭腦。但他的舉止已變得有些機械，談話也變得有些遲鈍，往日的瀟灑與詼諧已蕩然無存。

在平素，這位總司令的日常生活是頗為悠閒的：早晨7時起床，上午到總司令部聽取參謀長的戰況和工作匯報。午後如逢天氣晴好，他便扛上釣魚桿到兵工廠的水塘垂釣。夜間或讀書，或下圍棋。就寢時，合枕即睡，極少失眠。岡村除下棋、釣魚、讀書三大嗜好外，後來又熱心於東方的宗教。這種雅好，與他征戰殺伐的生涯有所抵牾。但人的性格往往是多重的，這位統領百萬大軍的總司令，在指揮軍隊瘋狂踐踏中國的國土，屠殺中國人民之餘，居然也能與同好坐禪論道，從中感悟人生。

但是，這天晚上，一向以」樂天派「自詡的岡村徹夜輾轉難眠。

籠罩在他心頭的最濃黑的陰影，是從即日起就要變成戰俘的百萬日軍和散居在中國內地（東北除外）的近百萬日僑，對這些人能否安全回到日本，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次是他自己的結局。

入夜，東京又相繼發來密電：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剖腹自殺、鈴木內閣總辭職。

岡村在天皇投降詔書廣播之前，曾一直主張繼續戰爭，並再三奏請天皇批准決戰的要求。然而今日」無條件投降「已成定局，東京方面又頻頻傳來噩耗，他作為天皇的臣子，除」謹遵聖諭，以慰聖懷「之外，別無選擇。下午，悲痛絕望之際，他曾向東京電請退職轉役。現在想來，那實在是孩童鬧氣之舉。他的電請不可能被批准，而軍民安全撤離中國的重任也不容他推卸。誰叫他是最後一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呢！

窗外萬籟俱靜，連警衛的腳步聲也聽不見了。室內孤燈昏黃，電扇嗡嗡地吟叫著，但悶人的暑氣卻久驅不退。深夜的岑寂使他有被人類遺棄之感；悶熱的空氣使他痛苦絕望的心境更添煩躁。

自戴上嶄新的少尉軍銜參加日俄戰爭以來，他已是多次出征，在中國的國土上作戰，而且」戰功卓著「，不斷高昇。

1944年11月24日這一天，天皇傳下聖旨，任命他為中國派遣軍司令官。

他從東北到華北，繼而轉戰華中，復又驅華南，征戰40餘載，終於在這一天成為侵華日軍的最高統帥。

這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階段，但這一階段未免時光太短，他走馬上任不到一年，日軍便宣佈無條件投降。

他深知自己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罪行難逃懲罰，從即日起，他這位威炎煊赫的總司令官大勢已去，作為戰犯被押上審判台的日子勢必來臨。

午夜過後，難以成眠的岡村寧次從床上爬起來，到桌前伏案寫下：「我決心置身於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作為他無可奈何的一種抉擇。

8月15日以後，岡村寧次走進了他一生命運中的「低谷」，除了以失去軍權的總司令身份代表投降的中國派遣軍處理善後事宜之外，他別無所為。

9月9日，岡村寧次作為日軍投降代表簽字人，出席南京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從入場到退場，他始終默默無語，機械地按照規定的程序行事。他只盼望這慘痛的時刻盡快過去。

事後，岡村寧次曾在日記中寫下當時的心情：

8月10日以來，雖不斷受到不愉快心情的折磨，但其後，因「對華處理綱要」業已確定，並決心親自掌握處理，加之所接觸中國方面的要人頗為親日，而是向友人何應欽投降，從而產生一種輕鬆之感。在今天的簽字儀式上也未特別緊張和擔心。然而這總是從未意料到的痛苦處境。因此，一進入會場，就試用白隱禪師夜船閒話的內觀法，安心定神。對陪席的美國人也默念著「坐禪如在橋上，把往來行人當作深山樹木」一語，借使自己鎮定下來。簽字時的心情和過去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或處理公務的心情並無不同。將來即便走上斷頭台，也願持此心情。

岡村寧次恐怕自己事先也未想到，平素作為修身養性的禪宗，竟在他最痛苦的時刻派上了用場。

在舉行簽降儀式的當天，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部向岡村寧次下達了「軍字第一號」命令，其中要這樣幾條：

貴官應於本（九）日將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名義取消，並自明（十）日起，改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官。

貴官之總司令部，應自明（十）日起，改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

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之任務，為傳達及執行總司令（何應欽，作者注）之命令，辦理日軍投降後之一切善後事項，不得主動發佈任何命令。

一夜之間，岡村寧次從總司令變成了百萬日俘的總頭領。

但這還不是他所受到的最大打擊。

10月26日，盟軍總司令麥克壓撒下令停止岡村寧次的一切外交活動。自此，他開始作為一名「高級日俘」，過起了被軟禁的生活。

當兩百餘萬（不包括東北）日俘日僑全部遣返日本後，岡村寧次被作為戰爭嫌疑犯拘留審查。

1948年3月29日，岡村寧次打點行裝，由國民黨政府國防部派人將他由南京送往上海。

當天下午，他乘坐一輛國防部的軍用吉普，離開自1946年下半年一直居住的地方——金銀街四號宅邸，來到下關火車站。當他在兩名國民黨軍官陪同下登上火車，想到就要告別自己居住過多年並統治過的城市時，心中不由感歎：

青年時代曾經久住的南京，

指揮過百萬大軍的南京，

簽過投降書的南京，

患過肺病的南京，

一生難忘的南京，

再見！

這段近乎詠歎調的慨歎，雖然道出了昔日日軍總司令的悲涼情緒，倒也大略道出了自己的罪行。

岡村寧次被送往上海後，國民黨政府對新聞界宣稱將其關押在上海戰犯監獄，其實卻由國防部派人事先為他在日本人集中之地找了一處僻靜的寓所，讓他單獨居住，並由日本醫生中山高志為他治療肺結核。國民黨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事先訓令淞滬警備區司令湯恩伯，負責對岡村寧次的監護。不但仍然享受良好的生活和醫療條件，而且寓所周圍有便衣警衛戒備，保護他的安全。

直到1948年8月，軍事法庭對岡村寧次即將公審之前，才由庭長石美瑜向國防部提出「岡村寧次應扣押於戰犯監獄，於該處就醫」的申請，經國防部批准，將其轉送上海高鏡廟戰犯監獄。

昔日的總司令終於成了一名囚犯。

對岡村寧次的審判是在上海進行的。

在岡村寧次案的審理過程中，從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湯恩伯，一直到盟軍總司令麥克壓撒等，都先後插過手。其牽涉面之廣，遠非東條英機之輩所及。受到這麼多大人物的庇護，乃至優渥有加，是岡村寧次本人所始料未及的。

早在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岡村寧次任「日本官兵總聯絡部長」，處理日俘日僑遣返事宜期間，國民黨政府與陸軍總司令部內部就進行過多次討論。

1946年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國民黨軍方一位聯絡參謀悄悄來到金銀街四號，密晤岡村寧次，向他透露了三次高級軍政會議的內容：

4月22日，在一次會議上，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曾列舉了許多理由為岡村寧次免罪。蔣介石雖然表示同意，但指出要考慮政治方面的策略，注意處理方法，以避免引起社會輿論的反對。

6月25日在戰犯審理會議上，國防部二廳王處長建議，為推遲對岡村寧次戰犯案的審理，可任其為總聯絡班長，留駐南京，與會者多數表示同意。

後來，陸軍參謀總長陳誠也曾向蔣介石建議，岡村寧次在戰爭結束後「功績顯著」，應予寬大處理，並說對將來中日關係有利。蔣介石默然未答。

7月21日，國民黨軍方的聯絡參謀又告訴岡村寧次，參謀總長陳誠對他的處理意見，最近已書面正式上報蔣介石，大意是，作為戰犯處理的問題暫且擱置不論，但擔心同盟國要找麻煩，估計送其歸國也有困難。

此後，國民黨政府對中外記者關於岡村寧次的詢問，一概以「目前仍任聯絡班長，遣俘遣僑工作尚未結束。何時對其拘留審理，委員會正在研究中」、「目前在中國仍有部份日本軍民和徵用技術人員尚未遣返完畢，岡村現仍以聯絡員身份協助處理未了事宜」等語予以搪塞。

1946年12月22日，東京廣播電台廣播：

「過去以聯絡員身份留在南京的原陸軍大將岡村寧次，經蔣主席同意，近期即將來東京國際法庭作證。」

但是於同一天，《中央日報》即做了更正報道：

「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向中國政府要求岡村出庭作證一事，國防部尚未同意。據悉，蔣主席僅批准松井前往東京出庭作證。實際上，松井也未出庭。」

直到1947年5月，《大公報》才發表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講話：

「相信岡村寧次於聯絡班任務結束後，應移交軍事法庭審理。」

但是，6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即讓王俊中將向岡村寧次傳遞口信：

「根據國際情況，以暫不歸國為安全。為了敷衍輿論，也可能移交軍事法庭審理。但審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1948年7月7日，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法庭在對戰犯的審理工作已接近尾聲，不得不著手對岡村寧次進行審判的情況下，終於對其發出傳票，令其12日上午10時到法庭受審。

這是一次走過場的審訊，僅由施檢查官對岡村寧次的作戰經歷，以及與之有關的部下之不法行為等有無責任問題提出訊問。一小時之後，審訊便告結束。

岡村寧次退庭後，庭長石美瑜與施檢查官、劉翻譯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辨。

石美瑜認為，岡村寧次既為被告，且健康狀況良好，應即移交戰犯監獄監禁。而劉翻譯則堅決主張岡村寧次現住寓所是國防部指定，除非該部指示，不能擅自離去。雙方爭執不下，最後由國防部和石庭長協商，准予審請保釋。

直到8月9日，石美瑜向國防部部長提出「岡村應扣押於戰犯監獄，於該處就醫」的申請，才得到國防部批准。在8月14日對岡村寧次預審後，將其送往上海高鏡廟戰犯監獄。

軍事法庭8月14日對岡村寧次的預審更為神速，前後只用了半個小時。當岡村寧次走出法庭時，等候在外面的100多名中外記者立刻蜂擁而上，將其團團圍處，爭相提問，令岡村寧次一時失措，無言以對。國民黨軍憲兵一面為他開道，一面將他送進休息室。

自1946年日俘日僑遣返結束後，岡村寧次便成了頗為神秘的人物，而且很受新聞輿論界的關注，所以他一露面，便受到記者的包圍。

當岡村寧次被憲兵送進休息室後，仍有數十名記者跟進去，向他提問。直到10時30左右，岡村寧次才在憲兵的護送下登上卡車。有幾名記者竟爬上汽車，一路向岡村提問，直到監獄門口方才作罷。

岡村寧次被送回戰犯監獄，典獄長孫介君便帶著翻譯親往探問病情，問他生活上有何要求。並向他透露：

「先生從塘沽協定到日本投降，均未採取對中國不利的措施，中國有識之士均甚嘉許。

「蔣總統本無意使先生受審。然考慮國內外影響，不得不這麼做。但絕不會處以極刑。至於無期也好，有期也好，其實結果都一樣，請先生安心受審。不過希望先生在受審時對中國民眾所受的災難，要以表示痛心為宜。判決後可根據病情請求保釋監外療養。無論是審理或入獄，都只是形式而已。」

1947年8月23日，軍事法庭終於對岡村寧次進行首次公審。

為了使這次公審在民眾中和國際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軍事法庭有意像籌辦展覽會一樣做了準備，於會前發了近千張旁聽券，招待中外記者、外交使團和國內民眾，為公審造成一定的聲勢。法庭上設通譯員四人，分譯中、日兩國語言。江一平、楊鵬、錢龍生三位律師出庭辯護。又從監獄提出落合甚九郎等四名在押日本戰犯出庭作證。

上午8時，岡村寧次和四名證人由憲兵押上囚車，開往法庭所在地吳淞路原市商會禮堂。

9時30分，公審開始。前來參加聽審的中外人士與新聞記者達1000餘人。禮堂內座無虛席。開庭後，由檢查官宣讀起訴書，然後分別對被告人及證人進行庭審。候審室專門為岡村寧次準備了一把舒適的扶手椅，放在被告席一旁。審訊與岡村無直接關係時，允許他坐在旁邊休息。

中午休息三小時，午餐菜餚十分豐盛，使四位證人大為滿意，他們在監獄裡難以吃到如此豐盛菜餚，故開玩笑說，這是沾了岡村總司令的光。

下午3時，公審繼續進行。首先由江一平律師進行質問，繼而由王檢查長宣讀罪證。隨後，江、錢、楊三位律師開始進行辯論。法庭的氣氛從而趨向緊張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江一平律師。他在出庭為岡村寧次辯護之前，其父曾極力反對，不想讓兒子遭世人唾罵。但江一平不但不顧父親阻攔，按時到庭，而且在辯護中編造了岡村寧次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期所採取的供給棉布、打擊奸商等「愛民」、「利民」之策，使聽審者不斷發出唏噓哂笑之聲。然而岡村寧次卻永銘肺腑，1961年6月，他去台北訪問時，曾特意前往江一平、石美瑜府上拜謝。

下午6時30時，庭長宣佈庭審結束。

此後，軍事法庭對岡村寧次戰犯案的審理便一再擱置，其原因有三：一是由於證據不足，經費也不足，審判只得延期；二是國民黨軍政要人中多數認為，對岡村寧次的審判以等待遠東軍事法庭結束後再做處理較為有利；三是庭長石美瑜認為若判岡村寧次無罪，不僅在輿論上說不過去，自己也將為後世人唾罵，正多方請調，試圖讓他人擔此惡名。

11月中旬，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面謁蔣介石，力陳岡村寧次、松井太久郎在日本投降後的「功績」，建議令松井立即回國，對岡村應判無罪，並從國內戰局方面論證對岡村宣判無罪的有利之處，得到蔣介石的同意。有湯氏的札記為證：

「目前對岡村寧次大將進行審判，正值華北局勢惡化。共產黨對此審判也極為注意。在國防部戰犯處理委員會審議本案時，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員均主張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我從反共的見地出發，主張宣判無罪，並要求主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秦德純，特別是何應欽部長出席參加審議，結果我的意見獲得勝利，並經蔣總統批准。」

此外，湯恩伯在札記中還以政策、法律的觀點加以分析，闡述了日本人、中國人及中共對岡村寧次的見解。認為法律上構成戰犯有不人道行為，均不適用於岡村，可宣告無罪。即使法律上構成犯罪，鑒於當前國內外形勢，從政策上考慮，也宜宣判無罪。而為了貫徹對日寬大的方針，有將即決戰犯移交日本服刑的必要。

湯恩伯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岡村寧次是「校友」。而中日戰爭期間，湯恩伯與岡村寧次有四次對戰的機緣。戰後相見，宛如故交，親密之至，此是湯氏力保岡村寧次的原因之一。

然而，何應欽比湯恩伯考慮得更為周到，他得知湯恩伯面謁蔣介石後，建議可令松井太久郎歸國，而岡村寧次必須考慮國際輿論和國際關係，不便立即宣判無罪。應徐圖良策以待時機。

照岡村寧次的話說，何應欽與岡村寧次也是「老友」。

石美瑜的「金蟬脫殼」之計並未成功，他的請調報告一直未得到上峰的批准。

1949年1月中旬，國防部一方面提拔他為國防部檢查局局長，授以中將軍銜（原系少將），一面交給他一份密電，電文上面是石美瑜的頭銜姓名，電文大意為：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呈請將岡村寧次宣判無罪，應予照準，云云。末尾署名是「中正」。至此，石美瑜方明白國防部提拔他的用意，對蔣介石的密諭更是不敢違抗。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草擬了一份為岡村寧次開脫罪責的判決書，呈請國防部軍法局局長徐永昌審閱並簽章，算是交了差。

時隔6個月後，於1949年1月26日，軍事法庭對岡村寧次進行第二次公審。由於公審的日期事先沒有公開，故旁聽席上只有20餘名新聞記者，社會各界人士均未參加。當時，特邀辯護律師江一平、楊鵬兩人遲到，只有錢龍生一人在場，檢查官即宣佈開庭。

上午的審判匆匆結束。下午4時重新開庭。 庭長石美瑜宣佈了另兩位戰犯的判決之後，開始對岡村寧次宣判：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民國三十七年度戰審第二十八號）

公訴人本庭檢查官

被告岡村寧次男66歲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陸軍大將

指定辯護人江一平律師

楊鵬律師

錢龍生律師

對上述被告因戰犯案由本庭檢查員起訴，本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岡村寧次無罪

理 由

按戰爭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戰期間肆施屠殺、強姦、搶劫暴行。或違反國際公約，計畫陰謀發動、支持侵略戰爭為要件。並非一經參加作戰，即應認為戰犯。此觀於國際公法及我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二、第三條之規定至為明顯。本案被告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在南京之大屠殺，均系發生於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酒井隆、谷壽夫業經本庭判處死刑，先後執行在案）。且當時盟軍已在歐洲諾曼底及太平洋塞班群島先後登陸，軸心即行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閱時八月，所有散駐我國各地之日軍多因鬥志消沉，鮮有進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跡其所為既無上述之屠殺、強姦、槍劫，或計畫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之罪行，自不能僅因其身份系敵軍總司令官，遽以戰罪相繩。至在被告任期內雖駐紮江西蓮花、湖南邵陽、浙江永嘉等縣日軍尚有零星暴行發生，然此應由行為人及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准執行有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負共犯之責。綜上所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

根據以上結論，按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一條第一項、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審判長諸人 署名簽章

宣判結束後，法庭大嘩。

石美瑜無法回答聽眾席上眾人的責問，當即宣佈退庭，與律師等人躲進庭長室。憤怒的記者們不顧憲兵的阻攔，擁進庭長室，紛紛向法庭提出抗議。然而事已定局，記者們的抗議只是徒勞。

岡村寧次事先曾聽傳言，國民黨軍方以外有不少人主張判處無期徒刑，石美瑜曾擬判有期徒刑七年，他思想上已有服刑的準備，不料結果竟判無罪，令他深感意外。他要求向庭長致謝，但被拒絕會見。

這時，一位法庭副官對他低語：

「哎，先生還是乘此混亂之際，從後門走脫為妙。」

岡村寧次這才恍然大悟，急忙與陪他來法庭的松岡從後門溜出，徒步返回寓所。

28日傍晚，軍事法庭一位副官來到岡村寧次「保外就醫」的寓所，通知他於次日早晨6時30分之前到戰犯監獄集合，與獄中的戰犯同乘美國輪船回國。

原來，國民黨政府為使岡村寧次能搭乘美輪迴國，特提前宣判。

30日上午10時，美輪從上海吳淞港起航。船駛出中國領海之後。東京廣播電台就報道：

「在華全體日本戰犯正在返回日本途中。」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因岡村寧次被軍事法庭宣判無罪一事陡起風波。延安中共新華社發表文章，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遣責對岡村寧次的判決。並要求引渡岡村，以此作為維持國內和平的條件之一。

當時蔣介石已宣佈下野。李宗仁代總統為爭取和平，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卻將命令押壓不發。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考慮自己對此事負有直接責任，乘飛機到南京請示對策。李宗仁得知岡村寧次已乘船回國，便命令國民黨駐日本代表團團長商震待船到日本後，將岡村寧次重新扣押。商震接到命令，前往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提出重新逮捕岡村的要求，被美軍方面拒絕。

當天中午，盟軍總司令麥克壓撒命令厚生省打破嚴禁懸掛日本國旗的禁令，破例在日本東京國立醫院懸掛國旗，向岡村寧次表示慰勞，並派肯尼中校前往醫院慰問岡村寧次。

盟軍最高統帥與國民黨政府對岡村寧次施以如此特殊優厚的待遇，令岡村本人大惑不解。直到翌年，蔣介石聘他為台灣「革命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後，他才明白蔣公諸人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