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興四年（933），李嗣源病死，他的幾個兒子爭奪皇位，後唐政局大亂。李嗣源的女婿、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趁機在太原起兵，遷都開封，建立了後晉政權（936~947）。石敬瑭起家於突厥沙陀軍人，實際上是昭武九姓粟特人的後裔。至於石敬瑭稱帝以後，自稱為春秋時期衛國的大夫石碏和西漢的丞相石奮之後，那就純屬典型的亂認祖宗了。

昭武九姓粟特人，也叫「九姓胡」，是中國南北朝、隋唐時期分佈於今天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兩河流域的古老民族。粟特人是一個商貿民族，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他們大量東移中國。定居中國的粟特人，通常以自己的城邦為姓氏，主要的有康、石、米、史、何、安等。「安史之亂」中的安祿山，就是粟特人，幽州城就是粟特人主要的聚居區之一。宋太祖的皇后宋氏，妹夫米福德，將軍康延澤、安守忠，徽宗時的大書法家米芾，也都是粟特人。其他的，像「安史之亂」的史思明、鎮州軍閥王鎔、宋朝開國元勳石守信等，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粟特背景。

石敬瑭的父親，名叫「臬捩雞」，一聽就是一個落魄的部落無賴。出身如此低微的石敬瑭卻能夠開創帝業，當然是一個梟雄式的人物。他在位的六年多時間裡，據說就做到了「禮賢從諫」。石敬瑭的謀主、宰相桑維翰，更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宋太祖趙匡胤就十分欣賞他，曾當著宰相趙普的面說趙普為相不及桑維翰。

但是，石敬瑭的皇位，得來的卻實在是太不光彩了。他的「大晉」國號，竟然是契丹君主耶律德光賜予的；他的大晉皇帝，也是耶律德光冊封的；他能夠打敗後唐的政府軍，攻進洛陽，依靠的也是契丹的五萬騎兵。

世界上從來沒有免費的午餐。作為交換，石敬瑭主動提出和答應了契丹許多極其苛刻、屈辱的條件，如向契丹稱臣，每年向契丹交納絹帛三十萬匹，還要稱契丹主耶律德光為父，自居於「兒皇帝」。其實，石敬瑭要大耶律德光九歲多。

最為致命的條件，是石敬瑭承諾把以幽州為中心的十六個州的土地，即幽（今北京）、薊（今天津薊縣）、瀛（今河北河間）、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縣）、檀（今北京密雲）、順（今北京順義）、新（今河北涿鹿）、媯（今河北懷來）、儒（今北京延慶）、武（今河北宣化）、雲（今山西大同）、應（今山西應縣）、寰（今山西朔縣東馬邑鎮）、朔（今山西朔縣）、蔚（今河北蔚縣），都割讓給契丹。這就是著名的「燕雲十六州」，也叫「幽雲十六州」。

「燕雲十六州」的割讓，不僅使中原王朝喪失了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更重要的是使中原失去了險要的長城關隘。因為，「燕雲十六州」一帶，正是萬里長城從北京至山西一線的所在地，「關山險峻，川澤通流，據天下之脊」。幽州自身的城池也十分堅固，堪稱為天下之冠。

契丹此前攻擊過幾次幽州，都遭到了慘敗。石敬瑭把這一大片戰略要地拱手奉送給契丹，使得廣大中原地區無險可恃，原本完整的北方防線出現了一個無法彌補的大缺口；而契丹鐵騎則居高臨下，俯視華北，以幽州城為屯兵基地，進可以長驅直入華北大平原，直接威脅河南的汴京開封，退可以據城固守，以逸待勞，從而在與中原王朝的軍事較量當中牢牢居於進退自如的優勢地位。

由於「燕雲十六州」是契丹憑借條約「合法」取得的，所以當後周和宋朝經略幽燕的時候，就不得不尷尬地面對石敬瑭的這一「歷史遺產」，契丹遼國一方反而更加師出有名，宋仁宗時遼就曾以此為據，「義正詞嚴」地來索取被周世宗用武力收回的瀛（今河北河間）、莫（今河北任丘）二州之地，經過一番交涉之後，宋朝也只能被動地答應增加「歲幣」了事。

石敬瑭為了稱帝的一己私利，不惜出賣中原地區的核心利益，難怪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為聲名狼藉的皇帝，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如此奇恥大辱換來的皇帝寶座，當然既不會有什麼榮耀，也是不容易坐穩的。道理很簡單，契丹既然能立石敬瑭當皇帝，當然也就可能名正言順地把他給廢掉。不論石敬瑭如何竭盡全力地侍奉，契丹的貪慾都會水漲船高。更何況，如此窩囊的皇帝，對內怎麼可能有威信可言！各地方藩鎮節度使乘機異動，此起彼伏的兵變讓石敬瑭焦頭爛額，很快就在內外交困之中憂鬱而死。

石敬瑭的侄兒即位後，對契丹略有反抗的表示，契丹立即興兵南下，攻破了開封城，滅亡了後晉。石敬瑭的子孫都當了俘虜，被契丹流放到了東北的黃龍府（今吉林農安附近），也就是後來金朝流放宋徽宗和宋欽宗的地方。「決鯨海以救焚，何逃沒溺；飲鴆漿以止渴，終取喪亡。謀之不臧，何至於是！」這是《舊五代史》當中對石敬瑭的評價，可謂蓋棺論定。歐陽修在《新五代史•晉高祖本紀》當中，更是乾脆沒有給他寫下哪怕一個字的評語。

石敬瑭充其量就是一個傀儡。後晉天福元年（936）至遼大同元年（947）的十餘年間，真正強有力的人物，要屬大契丹國的皇帝耶律德光。

契丹是我國東北地區一個十分古老的民族，興起於「松漠之間」，即今天遼河、潢河和大凌河流域等廣闊而富饒的地區。宋人稱其為匈奴的後裔，但他們一直稱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黃帝和炎帝的嫡系後代。北魏時，契丹開始見諸史冊。隋唐時期，契丹發展到了部落聯盟的階段，由八個部落組成，部落聯盟的首領由八部貴族「大人」輪流擔任，任期通常為三年。唐朝中央政府在當地設立了「松漠都督府」，授予契丹貴族以都督、刺史等大唐官職，管轄契丹的事務。

「安史之亂」爆發後，北方大亂，契丹的勢力趁機突飛猛進。開平元年（907）初，大約在朱溫建立後梁略早一點，契丹當時的「夷離瑾」即軍事首領耶律阿保機，以世代互相聯姻的耶律氏和蕭氏兩大族系的聯盟為基礎，又得到了韓知古等契丹化的漢人士大夫的謀劃和支持，剷除了其他各部「大人 」，取得了契丹可汗位，建立了「大契丹國」。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機正式稱皇帝，年號「神冊」。

契丹開國後，耶律阿保機向東攻滅了當時的東北大國渤海國，又與中原後梁朱溫、後唐李存勗、幽州劉仁恭等多股勢力相互周旋，縱橫捭闔，以優厚的條件大量吸納逃亡的漢人，力量愈來愈大。到他的兒子耶律德光即位的時候，契丹擁鐵騎十餘萬，成為名副其實的北方強國，已經具備了逐鹿中原的實力。

耶律德光和後來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很相似，都是北方草原誕生的氣魄宏大的英主，都是對中原漢文化有著極其濃厚的興趣，身邊也都聚集著一批中原的漢人士大夫，在他們的影響之下，耶律德光不滿足於僅僅當契丹的可汗，而有志於做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在唾手而得「燕雲十六州」之後，就沒有強行在當地推行契丹制度，而是很有創造性地推出了胡、漢並行的「南北面官制」，即實行一國兩制，在以幽州為中心的漢人地區仍然實行原來的漢制，允許漢人保留農耕民族的生產方式和髮型、服飾等生活習俗，並放手重用韓、劉、馬、趙等當地的漢人大族直接管理，因而很快就得到了燕雲十六州多數當地人的真心擁戴。相比於後來金朝一度強迫金統治區內的漢人剃頭辮發，清軍入關後更下野蠻血腥的「剃髮令」，耶律德光的民族政策顯然是相當開明的。

正因為有在燕雲地區成功的經驗，耶律德光對自己坐穩中原的皇位信心十足。大同元年（947）正月初一，耶律德光進入開封。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就於開封舉行了盛大的典禮，在胡族貴族、漢人官僚們的簇擁下登上帝位，將「大契丹國」改為「大遼」，並改元為「大同」元年。

引人注目的是，耶律德光出席大典的時候，頭戴通天冠，身披絳紗袍，手執玉珪，完完全全是一幅中原皇帝的裝束。給《資治通鑒》作注的元代學者胡三省就此評論說：「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其實，不僅是改服中原衣冠，耶律德光改「大契丹國」為「大遼」，意指「蕃漢一家」，與後來忽必烈改「 大蒙古國」為「大元」，皇太極改「後金」為「大清」，意義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淡化本民族的色彩，表示要做天下華、夷的共主。

至於「大同」的年號，更具有特別的象徵意義，其典出自儒家經典《禮記》中最為有名的《禮運》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可見，「大同」是儒家學說當中「天下為公、四海一家」的最為美好的理想時代。按照漢代經學家鄭玄的解釋「同，猶和也，平也」，大同，也就是最和諧、最太平的時代的意思。中國古代大王朝的皇帝公開以「大同」為年號，公開以「大同」為目標，遼太宗耶律德光算是第一次，也大致是唯一的一次，從中不難看出耶律德光的雄心壯志。范仲淹、王安石等宋代的士大夫們後來所打出的治國旗幟，也是復「三代之治」，即超越漢、唐，重建「大同」。從這個角度上說，耶律德光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先行者。

無獨有偶，在清朝末年天下大亂的時候，康有為也曾以「大同」為標題，寫下了著名的《大同書》，集中闡發他所理解的理想社會。當代的一位偉人還不無惋惜地評論其人其書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大同的路。」

那麼，敢於以「大同」為年號的耶律德光，他找到了一條通向「大同」的道路了嗎？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耶律德光起碼是頗有些許體會：他一進入開封城的時候，就專門登上了城樓，任民眾圍觀，還命人向驚慌奔走的開封市民喊話說：「我來開封，是為了讓你們過上太平的好日子。我雖然是契丹人，但也是人，大家都不要害怕！」他還曾當面向名臣馮道請教：「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又對文武百官們自信地表白說：「自今以後，不修甲兵，不買戰馬，減免賦稅和徭役，天下太平矣！」可以說，如果耶律德光能夠把他上述的見解真正落到實處的話，由他開創一個混融華、夷，並包中原、漠北、遼東的大遼王朝，絕對不止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空想。

按照傳統的儒家的政治文化，「《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大一統」，是第一位的，也是古代政權合法性最主要的來源。「自古帝王，非大一統者，不得為正統」，說的也就是這個道理。至於是由中原華夏還是邊地夷胡來具體地實現「大一統」，則是第二位的。當然，胡族入主中原要取得合法性，還必須「以夏變夷」，即服膺華夏文明。相應的，「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胡族若服膺華夏文明，推行仁政，中原則要開懷接納，彼此無間。

大同元年（947）的遼太宗耶律德光，既手握有能力一統天下的強大鐵騎，又主動地「以夏變夷」，服膺華夏文明，還表示要解救天下百姓，興致「大同」、太平，他完全有資格也有可能坐穩中原的皇帝。此前的北魏拓跋氏是如此，後來的蒙元和清朝也是如此。更何況，五代的後唐、後晉以及後漢，都是由突厥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因而有「沙陀三王朝」的稱呼。沙陀既然能做中原之主，炎黃的子孫「大契丹國」的皇帝耶律德光，又有何不可？因此，當耶律德光入主開封時，馮道對他所說的：「此時天下百姓，佛再出也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其他大臣也再三向耶律德光表示：「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都不能簡單地認為是騙耶律德光高興的鬼話。當耶律德光徵召各地的節度使入朝表態的時候，多數的藩鎮節度使們雖然各擁兵馬，但也是飛馬進京，爭先恐後地向耶律德光上表稱臣。「大同」的太平旗幟，無疑是有強大的號召力的。

可惜的是，耶律德光設想的、已經在燕雲地區初步實現了的「蕃漢一家」的局面，並沒有在中原大地如期出現。在短短一兩個月的蜜月期之後，中原各地反而很快是烽煙四起，驅逐契丹人的民眾暴動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面對雪片一樣飛來的告急文書，耶律德光懊惱地說：「我沒有想到中原的民眾竟然如此難以治理！」胡三省在《資治通鑒》注當中駁斥道：「中原的民眾，困於契丹的陵暴掊克，才起而為盜，哪裡有什麼難以治理的！」

顯而易見，這種混亂局面的出現，耶律德光本人的失策、遼軍以佔領軍自居的凶暴和倨傲，無疑才是真正的主導因素。耶律德光後來在撤退時總算是恍然大悟，他總結說：「我此行有『三失』，一是縱容士兵掠奪糧草，二是搜刮市民私財，三是不早放各節度使還鎮。我有這『三失』，中原百姓都背叛我是很應當的。」這個說法，倒真是一個很難得的、實事求是式的自我批評。

除了「三失」之外，客觀地說，契丹和中原民眾之間相互之間的不瞭解，對雙方矛盾的激化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耶律德光自己曾對後晉的大臣們說：「中原對契丹的事情都不瞭解，而我對中原的情況卻瞭如指掌。」事實上，中原民眾對契丹的事務固然是知之甚少，但契丹對中原的瞭解主要也是來自於傳聞，又能真正知道多少呢？眾所周知，連兩個普通人之間融洽關係的建立，尚且需要較長的時間來互相瞭解，互相相處，當然也需要互相調整，更何況曾彼此衝突的兩個兄弟民族呢？雙方的瞭解，無疑需要更多的時間。

時間偏偏沒有站在耶律德光一邊。那一年的夏天來得似乎特別的早，三月的開封城已經是烈日炎炎，耶律德光和契丹將士都來自經年冰天雪地的東北，習慣了寒冷氣候，實在無法忍受酷暑，只能是被迫北返。四月初一，耶律德光離開了開封。在北返的途中，他仍然是雄心不已，在給自己弟弟的信中，他還自信滿滿地說：「只要再給我一年的時間，太平不難指掌而致。」然而，就在當月的十三日，耶律德光就因為中暑而得了重病，二十二日病死於欒城（今河北欒城）的殺胡林。此時，距離他進入開封，才只有一百一十二天；距離他在開封稱帝，更只有八十二天。

耶律德光壯志未酬，他的「大同」夢，只做了八十二天就破滅了。遼太宗終究沒能像唐太宗那樣，做成華、夷的天下共主。這無疑是他個人的悲劇。遼太宗死後，契丹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裡，重新回歸於「草原本位」政策，不再主動大規模地南下中原，更無一統華、夷的雄心大志，連他的「大遼」國號，在太平興國八年（983）的時候也被改回為「大契丹國」。即便是歷史上鼎鼎大名的大契丹國「蕭太后」蕭燕燕，她雖然揮師南進到黃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陽）城下，距開封城僅一河之隔，但她的目標仍然不過是以戰迫和而已。這對此後歷史的走向，究竟是福邪？還是禍邪？恐怕都是很難做出判斷的。若天假其年，耶律德光果真實現了以大遼為主導的華、夷大一統，是不是後漢的亂局以及北宋、契丹之間慘烈的戰爭，就很有可能避免了呢？當然，歷史是無法假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