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當日，蔣介石即給毛澤東發去電報，後又連發兩封電報，催促國共在重慶舉行和平談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現出少有的熱情。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為當時國內國際大背景下的歷史必然。

　　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當日，蔣介石即給毛澤東發去電報，後又連發兩封電報，催促國共在重慶舉行和平談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現出少有的熱情。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為當時國內國際大背景下的歷史必然。

　　蔣介石真的措手不及

　　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後，美英蘇三大國就醞釀著早日結束亞洲的戰爭，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國在德國柏林郊外波茨坦召開會議，通過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聲稱要「決心戰至最悲慘的結局」。

　　蔣介石對即將到來的勝利一點精神準備都沒有，還在盧溝橋事變8週年發表紀念文章，號召全國軍民還要有長期作戰的精神準備。

　　美國總統杜魯門早就想盡快結束戰爭，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國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後，對於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心中終於有了底。8月6日晨8時，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騰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雲也驚醒了斯大林，蘇聯於8日對日宣戰，蘇聯紅軍出兵東北。驕橫的日本軍閥還是不投降。9日11時30分，美國又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廣島和長崎遭受滅頂之災，日本天皇很快便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佈無條件投降。

　　勝利來得太突然了，蔣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時，國民黨軍事主力偏處西南，日軍仍然佔領自東北至廣東的大片國土，接收與繳械的問題已迫在眉睫，諸如廣州、長沙、武漢、南昌、九江、安慶、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鄭州、洛陽、青島、濟南、北平、天津、山海關、承德、赤峰、多倫、古北口、張家口、歸綏、太原、包頭、石家莊等戰略要點的接收，對於蔣介石來說至關重要，而他的主力部隊距這些地方都太遠。

　　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120萬，民兵也有220萬，解放區面積約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中國共產黨密切關注著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局勢。8月1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關於日本投降後我軍任務的決定》，明確指出：日本投降後，國民黨一定向解放區進攻，和我們就接收問題，有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當日，蔣介石即給毛澤東發去電報，後又連發兩封電報，催促國共在重慶舉行和平談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現出少有的熱情。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為當時國內國際大背景下的歷史必然。

　　毛澤東對抗戰勝利後將要出現的情況，已是洞若觀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社論中，再次明確提醒全黨，「蔣介石在挑動內戰」，並斬釘截鐵地表明了應對的方針：「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衛，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佈命令，號召各解放區抗日部隊向日偽軍發起猛烈進攻，並命令附近的日偽軍在限定的時間內繳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滅，八路軍、新四軍將接收其所佔的城鎮和交通要道。延安總部又連續發佈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區武裝部隊向敵偽所佔地區和交通要道展開積極進攻，包括要求冀熱遼解放區等地的部隊向東北進軍，迫使日偽軍投降。

　　蔣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統帥的名義給八路軍發出強硬的命令：「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當然，蔣介石也很清楚，八路軍、新四軍是不會買他的賬的。現在對於他來說，時間是最關鍵的問題。他於是裝出一副謙恭的樣子，邀請毛澤東來重慶，以談判拖延時間。

　　事實也確實如此，就在蔣介石向毛澤東發出邀請之際，上海、浙江的漢奸武裝，搖身一變為國軍，阻止新四軍的進入。廣州等27個戰略要點，除張家口、古北口由八路軍解放，多倫、赤峰、承德為蘇軍和外蒙古軍佔領外，其餘的戰略要點，多由美國搶運的國軍所接收。

　　斯大林兩次來電催促

　　蔣介石最擔心蘇聯出於政治信念的立場，會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漸坐大。

　　其實，蔣介石哪裡知曉斯大林對毛澤東有著很深的誤解。抗日戰爭初期，當毛澤東提出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斯大林就十分不滿，唯恐這種「獨立自主」無邊無際，以至得罪國民黨得罪蔣介石，影響到蘇聯的戰略利益，於是，他立即派王明回國監督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當日，蔣介石即給毛澤東發去電報，後又連發兩封電報，催促國共在重慶舉行和平談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現出少有的熱情。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為當時國內國際大背景下的歷史必然。

　　斯大林一直過高地估計國民黨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中共的力量，甚至認為戰後的中國只能承認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只能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來實現中國的統一。共產黨只有妥協，避免內戰，建立以蔣介石為領袖的聯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談話中還說：戰後我們曾邀請中國同志到莫斯科來，討論中國的形勢。我們直率地對他們說，中國同志應設法和蔣介石達成妥協，他們應參加蔣介石政府並解散自己的軍隊。

　　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在蔣介石第一封電報發來時，據1945年8月17日《解放日報》，中央在致徐冰、張明電報中指出：「請毛往渝，完全是欺騙。」中共中央還針對來電，以朱德的名義公開提出6點要求，其中包括「國民黨在接收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後的一切協定和條約時，必須事先與中共商量並取得一致」。換句話說，這些要求如不能實現，那麼，毛澤東的來渝談判也就不可能。

　　對於國共重慶談判，斯大林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表示了明確的態度，支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否則一但打起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在蔣介石給毛澤東發來第三封電報時，斯大林也發來了第二封電報，再次催促毛澤東成行，並指出，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內戰真的打起來，責任由誰承擔?斯大林還在電報中擔保：你到重慶同蔣介石會談，你的安全由蘇、美兩家負責承擔。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當日，蔣介石即給毛澤東發去電報，後又連發兩封電報，催促國共在重慶舉行和平談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現出少有的熱情。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為當時國內國際大背景下的歷史必然。

　　民主人士從中斡旋

　　抗戰勝利前夕，國共兩黨幾乎在同一時期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七大從4月23日開至6月11日，國民黨六全大會則是從5月5日開至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提出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等主張。

　　國民黨六全大會很快就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堅決拒絕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決定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蔣介石還在政治總報告中說：「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外部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

　　同時，從1945年1月以來，國民黨軍隊一直沒有放鬆對中共武裝力量的壓迫和打擊。

　　國共之間劍拔弩張的形勢，急壞了中間人士，他們擔心大規模內戰的發生。以褚輔成為首的7名參政員於6月2日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希望國共繼續商談，從速完成團結。中共中央十分體諒褚輔成等人的良苦用心，於16日復函，懇切表示出和平的意願，並邀請他們前往延安。

　　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除卻因病的王雲五，6位參政員於7月1日從重慶飛抵延安。他們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吳玉章的熱情接待。雙方達成《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取得兩點共識：一、停止進行國民大會;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

　　中共中央對和平表示出積極的態度，甚至作出了一定的妥協，並準備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要國民黨改變反共政策，可以考慮承認「獨裁加若干民主」的解決方式。中共對於和平談判，已經發出了十分明顯的信號。這樣，中間力量才得以從中斡旋和遊說。

　　1945年8月5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

　　黃炎培從延安回到重慶後，與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李燭塵等共同籌備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張對美蘇採取平衡政策，對國共採取調和態度，要求政治民主、經濟和思想自由。第三黨負責人章伯鈞向記者發表談話，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民主，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並承認現有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團結，成為抗戰勝利後中國的關鍵詞。蔣介石正是接過這些口號，作為邀請毛澤東來渝的重要理由。

　　然而，蔣介石怎麼也想不到毛澤東會慨然成行，更沒有料到毛澤東到重慶後，異常活躍，會客訪友，如魚得水，媒體會面，妙語解頤，一掃幾十年來被妖魔化的形象，更因一首《沁園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風，展現出毛澤東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蔣介石又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