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接著寧漢合流，全國出現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嚇倒，革命的武裝鬥爭如星火燎原，尤其是紅軍在湘、贛和鄂、豫、皖邊區的發展，更使國民黨反動派日夜不得安寧。1930年12月，蔣介石糾集10萬兵力對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不僅被紅軍迅速粉碎，而且連前敵總指揮張輝瓚也被活捉。鐵的事實使蔣介石認識到，光靠軍事實力是不能消滅共產黨的，於是提出了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指導原則，企圖在抓緊軍事進攻的同時，用「加強軍民政治訓練」的辦法，維繫其內部統治，破壞紅色根據地內魚水一般的軍民關係。由於賀衷寒早年參加過共產黨的一些活動，又曾兩次去過蘇聯，蔣介石便認為他的這位高徒對共產黨的政治工作最熟悉，於是急召他回國。

　　1931年2月，賀衷寒回國後，先後擔任了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政治宣傳處處長、訓練總監部軍事教育處處長、鄂豫皖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處長等職。國民黨部隊分為嫡系與雜牌兩大類，嫡系部隊因經過「清黨」運動，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和所謂「嫌疑分子」被「清」出軍隊，雜牌部隊原來就無政工人員。針對這種情況，賀衷寒在徵得蔣介石同意後，在原有高級政工幹部中挑選130人，辦起了「星子訓練所」(即軍校特訓班前身)，對這些人進行為期兩周的短期特別訓練，講習「對共產黨政治鬥爭技術」及所謂「對全國軍民宣傳和平統一的國策」。蔣介石對這個訓練班也特別感興趣，先後5次親自到該所訓話。這些學員，後來大多成為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反共政治訓練的骨幹。

　　當時，國民黨部隊不僅政工幹部缺乏，政工體制也極為混亂，南京的中央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不能對全軍各級政治機關實施有效控制，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況。1933年2月，賀衷寒接替劉健群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處長後，採用辦「政訓研究班」和「軍校特訓班」的辦法，抽調一批又一批軍隊中的原有政工幹部和大專畢業生進行短期集訓，然後分派到全國各地的軍隊中去，並規定各軍、師都設政訓處，團、營、連派指導員，所有中上級政工人員都由軍事委員會直接委派，而這些人大多是軍校出身的復興社成員。這樣，賀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政治訓練隊伍，最多時達3400餘人。賀衷寒還與劉健群、袁守謙等人策劃，採取派遣「宣傳隊」的形式，把政工人員安插到西北、東北和西康等地國民黨雜牌軍中去做反動宣傳工作，以防止這些軍隊「異動」。

　　當時，國民黨部隊不僅政工幹部缺乏，政工體制也極為混亂，南京的中央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不能對全軍各級政治機關實施有效控制，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況。1933年2月，賀衷寒接替劉健群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處長後，採用辦「政訓研究班」和「軍校特訓班」的辦法，抽調一批又一批軍隊中的原有政工幹部和大專畢業生進行短期集訓，然後分派到全國各地的軍隊中去，並規定各軍、師都設政訓處，團、營、連派指導員，所有中上級政工人員都由軍事委員會直接委派，而這些人大多是軍校出身的復興社成員。這樣，賀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政治訓練隊伍，最多時達3400餘人。賀衷寒還與劉健群、袁守謙等人策劃，採取派遣「宣傳隊」的形式，把政工人員安插到西北、東北和西康等地國民黨雜牌軍中去做反動宣傳工作，以防止這些軍隊「異動」。

　　賀衷寒先後主持召開過3次國民黨部隊的政治工作會議，提出了一整套反動政治理論，制訂了一系列反動政工文件。如：1933年5月在南昌召開的全軍第一次政工會上，擬訂了《政訓令》，明確了所謂政治工作在軍隊的17條任務和職權;1934年3月在南昌召開的第二次全軍政工會上，針對「剿匪」(圍剿紅軍)與「整軍」之雙重任務，又制訂了「新的工作方針」;1935年4月在漢口召開的第三次全軍政工會議，專門研究了軍隊各級政工機構如何配合抓好「整軍」的問題。7月，由賀衷寒主持制訂的《整軍宣傳方案》和《整理部隊政訓工作綱要》等文件正式出籠。

　　賀衷寒在貫徹實施蔣介石提出的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辦法「圍剿」紅軍方面，可謂嘔心瀝血，絞盡了腦汁，提出了許多反共、反人民的壞點子。如在他主持軍隊政訓工作以前，各種書刊和公私文件上對於圍攻紅軍一事用詞各不相同，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賀衷寒上任後即提出要統一用「剿匪」二字。他還著重從政治方面提出了許多「圍剿」紅軍的辦法，更是受蔣介石賞識。

　　從1932年至1936年，賀衷寒還兼任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軍隊黨務處處長、南昌行營政訓處處長、武漢行營政訓處處長、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常委委員、軍委會政訓處秘書長、新聞檢查局局長等職。這樣，賀衷寒就將國民黨軍隊、乃至全黨、全國的政訓大權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實的國民黨法西斯政訓系統的總頭子。賀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訓練的同時，還積極參加直接為蔣介石所掌握和為其服務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中華復興社」的籌組工作，成為該組織「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他與鄧文儀、康澤、戴笠等人被稱為「復興社」的4大台柱，而賀衷寒名列第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面對國內抗日救亡運動浪潮的衝擊和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的傾軋，坐在「國民政府主席」寶座上的蔣介石，深感自己的統治岌岌可危。但他處心積慮、苦心焦思的，並不是怎樣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個什麼新的東西出來，加強他的國家機器，進一步鞏固其獨裁統治。

　　蔣介石有一個特點，就是在重大問題上不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慣於用罵人的方式，迫使部屬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辦法來迎合他的意圖。這次也是這樣。這年的11月間，他接連幾次在南京召集賀衷寒、康澤、桂永清、肖贊育、周復、膝傑、鄭介民、戴笠、曾擴情等黃埔愛生開會，只是一個腔調，歎中雜罵、罵中雜歎地說：「我的好學生都死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現在時局艱難，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蔣介石的獨角戲唱完，會也就沒頭沒腦地散了。賀衷寒腦瓜最「靈」，每次蔣介石「訓」完之後，就把「這些不中用的學生」約到他家裡去商量，揣摸「老頭子」的真正意圖。第一次沒有結果，第二次大家議出了一點頭緒，認為「要組織起來」。當蔣介石第三次召集這些人去開會時，蔣介石一罵完，賀衷寒就立即站起來，淚流滿面地說：「時局雖然很困難，只要我們能團結(即「要組織起來」的意識)，還是有辦法的。」這時，蔣介石感到這些「不中用」的學生還是有點用，有點門道，就一面罵，一面順水推舟地往下逼，並露出了自己一點點真實意圖。他說：「我們要有像蘇聯那種『克格勃』的組織就好了。」最後，蔣介石叮囑這些「不中用」的學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結束了這次會。於是，賀衷寒又第三次把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裡，研究怎樣組織起來，對組織名稱、政治綱領、組織原則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但沒有產生具體的東西。以後，又連續開了幾次會，還是沒有結果。這時，蔣介石迫於形勢宣佈下野，離開了「主席」寶座。但是，秘密組織的籌建工作仍在進行。在曾擴情舉行的南京浣花菜館晚餐上，根據胡宗南的提議，這些被蔣介石再三罵過的學生，推舉賀衷寒、鄧悌、膝傑、周復、康澤等5人負責籌備。第二天又召開籌備會，決定由賀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澤起草紀律條例。1932年2月蔣介石復職後，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趕快搞成那個組織。賀衷寒向他匯報了籌備經過、並呈上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康澤起草的紀律條例，得到了蔣介石的批准，並決定這個秘密法西斯組織的名稱為「中華復興社」。

　　蔣介石有一個特點，就是在重大問題上不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慣於用罵人的方式，迫使部屬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辦法來迎合他的意圖。這次也是這樣。這年的11月間，他接連幾次在南京召集賀衷寒、康澤、桂永清、肖贊育、周復、膝傑、鄭介民、戴笠、曾擴情等黃埔愛生開會，只是一個腔調，歎中雜罵、罵中雜歎地說：「我的好學生都死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現在時局艱難，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蔣介石的獨角戲唱完，會也就沒頭沒腦地散了。賀衷寒腦瓜最「靈」，每次蔣介石「訓」完之後，就把「這些不中用的學生」約到他家裡去商量，揣摸「老頭子」的真正意圖。第一次沒有結果，第二次大家議出了一點頭緒，認為「要組織起來」。當蔣介石第三次召集這些人去開會時，蔣介石一罵完，賀衷寒就立即站起來，淚流滿面地說：「時局雖然很困難，只要我們能團結(即「要組織起來」的意識)，還是有辦法的。」這時，蔣介石感到這些「不中用」的學生還是有點用，有點門道，就一面罵，一面順水推舟地往下逼，並露出了自己一點點真實意圖。他說：「我們要有像蘇聯那種『克格勃』的組織就好了。」最後，蔣介石叮囑這些「不中用」的學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結束了這次會。於是，賀衷寒又第三次把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裡，研究怎樣組織起來，對組織名稱、政治綱領、組織原則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但沒有產生具體的東西。以後，又連續開了幾次會，還是沒有結果。這時，蔣介石迫於形勢宣佈下野，離開了「主席」寶座。但是，秘密組織的籌建工作仍在進行。在曾擴情舉行的南京浣花菜館晚餐上，根據胡宗南的提議，這些被蔣介石再三罵過的學生，推舉賀衷寒、鄧悌、膝傑、周復、康澤等5人負責籌備。第二天又召開籌備會，決定由賀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澤起草紀律條例。1932年2月蔣介石復職後，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趕快搞成那個組織。賀衷寒向他匯報了籌備經過、並呈上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康澤起草的紀律條例，得到了蔣介石的批准，並決定這個秘密法西斯組織的名稱為「中華復興社」。

　　1932年3月初，由賀衷寒主持在南京勵志社開復興社成立大會。按該社章程，蔣介石是「真命」社長，自然毋庸選舉。此外，選出賀衷寒、鄧悌、騰傑、周復、康澤、桂永清、潘佑強、鄭介民、邱開基等9人為中央幹事。會後，蔣介石又指定賀衷寒、鄧悌、膝傑3人為常務幹事。

　　復興社的第一任書記是膝傑，他是黃埔四期生，資歷較淺，能力也比較弱，並且與賀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與賀衷寒商量。1933年1月，賀衷寒接替膝傑擔任書記，由於賀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黃埔領袖自居，遂引起蔣介石的討嫌。1934年8月，由鄧悌擔任第三任書記。鄧梯是留歐派首領，在黃埔學生中被認為是較有才能的一個，但此人過於自負，與所有黃埔學生中的其他上層人物都不親近，因而實際上被孤立起來了。1935年10月，賀衷寒聯合留日派將他趕下台，由劉健群擔任復興社的書記長(以前三任都為「書記」)。劉健群不是黃埔出身，原只是何應欽的秘書，因曾上書蔣介石，建議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黨和希特勒的褐衫黨組織「藍衣社」，而受到蔣介石的賞識，被人稱為蔣介石的「螟嶺子」，但賀衷寒並不把他放在眼裡。1936年8月，劉健群調北平工作，由鄭介民代理書記長。這樣，至1936年「西安事變」之前，賀衷寒在復興社中便始終以常務幹事的身份負實際領導責任。

　　賀衷寒一貫以黃埔系和復興社唯一的理論家和指導者自居。他不僅到處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利用他主辦的《前途》月刊和《掃蕩報》大肆進行法西斯反共宣傳，而且還參與了組建中國文學會、成立中國電影製片廠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運動」等活動。他的著作雖不多，可長篇大論的講演卻很不少。他對「蔣介石教義」的闡發和註疏，也自命為第一人。如他所寫的《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一文，就為蔣介石所提倡的所謂「禮義廉恥」，作了當時頗受某些人稱道的註解。賀衷寒寫文章或演講，不像鄧文儀那樣總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槽的口號堆積，而總要咬文嚼字，力求說出個自以為深奧的道理來。從1933年到1937年間，賀衷寒每年出版一冊《一得集》，打著「救國」、「統一」`「復興民族」的招牌，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理論和「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動政策。

　　由於賀衷寒極力擁蔣反共，因此越來越受到蔣介石的器重。1935年11月，賀衷寒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次年1月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10月又晉陞為陸軍中將，並獲四等雲麾勳章。賀衷寒憑著他的資歷、能力、勢力和蔣介石的器重，在復興社中自居於第一把交椅，發言表態都始終處於權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