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皇帝

公元467年，拓跋宏生於當時的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兩年後被立為太子。

雖已入主中原，但拓跋部仍保留著過去早婚的習俗，拓跋宏出生時，其父獻文帝拓跋弘年僅14歲。拓跋部建立北魏後，學會了中原王朝維持皇權統治的某些做法，並定為制度嚴格執行。比如後宮產子，一旦該子被立為太子，其母就要被賜死。其用意在於避免皇帝年幼即位，大權落到母系外戚手中。因此，拓跋宏在兩歲多被立為太子時，母親思皇后李氏即被「賜死」。這一野蠻的做法不僅給拓跛宏幼小的心靈蒙上了一層陰影，也彷彿預示著他日後家庭生活的淒涼與不幸。

由於拓跋宏從小失去親母，因此便由祖母馮太后撫養。馮太后也非血親，只是名義上的祖母。她是漢族人，「性聰達」、「粗學書計」。受過封建傳統文化的教育。地性格堅強，做事果決，頗具政治家之風采，《魏書·皇后列傳》說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拓跋宏父親拓跋弘即位時，年僅12歲，北魏孤兒寡母，政局不穩，馮太后初露鋒芒，收捕擅威作福的專權丞相、車騎大將軍乙渾，平定關中叛亂，臨朝稱制，掌握了朝政大權。

拓跋宏剛一出生，馮太后即擺出「罷令，不聽政事」的姿態，阿政權交給其父拓跋弘。當獻文帝拓跋弘親政後，開放山澤之禁，開倉救濟災民，帶兵北步伐柔然，很快就顯出了他年輕有為、桀驁不馴的風姿，權欲旺盛的馮太后便再也坐不住了，干預北魏政事也就成了地的家常便飯。這自然會引起獻文帝的不滿，加之他們並非親母子，於是，一場司空見慣的宮廷權力鬥爭於不知不覺間就爆發了，結果自然是根基深固、極富政治謀略的馮太后獲勝。《魏書·天象志》對此寫道：「上迫於太后，傳位太子，是為孝文帝。」

拓跋宏即位時只有5歲，在平城皇宮的太華殿前舉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時，他是被人抱上皇帝寶座的。一個年僅5歲的小娃娃，馮太后自然不會擔憂什麼，也就再度臨朝聽政，將一應權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時，她也在因忤逆而「禪位」的獻文帝身上汲取教訓，將年幼的孝文帝按照她心中想像的模式加以引導、塑造和培養。

拓跋宏的血管裡流著的雖然是鮮卑族拓跋氏的血液，但他從小受到的卻是漢文化的熏陶與教育，圍繞在他身邊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極高文化修養的漢族上大大。他自幼愛好讀書，手不釋卷，天分極高。《魏書·高祖紀》說他「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訝涉」。馮太后還親自創作《動誡歌》、《皇誥》等文章督促他閱讀、背誦，將儒家的忠孝、仁愛、禮義等封建道德思想傳授給拓跋宏，並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影響他。比如馮太后生活節儉，「不好華飾」，對待下人比較寬慈，拓跋宏也依樣仿行。

兒時的生活積澱在拓跋宏內心深處，影響了他的整個人生。此後，拓跋宏一輩子愛好詩文，並創作了大量的詩賦文章(約40卷)；他為政勤奮，勵精圖治，個人生活相當節儉；他提倡封建倫理道德，講究孝悌、仁義、忠信，不僅身體力行，也要求臣民如此。這些，都是他日後推行全盤漢化政策的內在基礎與指導思想。

當然，拓跋宏並未完全放棄鮮卑習俗。況且，當時南北對峙，戰爭頻仍，也需要帝王具有帶兵打仗的卓越能力。因此，拓跋宏在習文的同時，也練就了一身武功。他從小善射，「及射禽獸，莫不隨所志斃之」；臂力也好，十多歲時即能以手指彈碎羊的肩骨。

如此成長起來的拓跋宏既具騎射武功，又富漢文化修養，可謂是文武兼備之才。

先行者

拓跋宏的父親獻文帝「禪位」時只有19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退位後的他總是蠢蠢欲動，不甘心變得一事無成。隨即，他就以太上皇的身份親自率兵出擊柔然，並不斷地巡視各地，「國之大事成以聞」，還將馮太后罷黜的一名舊臣重新起用。所有這些，自然又引發並加深了他與馮太后之間的矛盾。宮廷鬥爭更為赤裸、血腥而殘酷，爭鬥雙方往往不擇手段，置血緣親情於不顧，讓對方倒斃在一片慘淡的血光之中而後快。馮太后與獻文帝之間不存在血緣關係，迫他遜讓退位、送上一頂太上皇的頭銜就已經是手下留情很不錯的了。可獻文帝畢竟年輕，未能領悟到馮太后的深遠用意，還是一個勁兒地在「太歲頭上動土」。於是，獻文帝便成了馮太后眼裡的一根「肉刺」、腳下的一塊石頭，公元476年，馮太后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毫不客氣地將獻文帝殺了。

這一年，拓跋宏10歲。

獻文帝一死，馮太后即被尊為太皇太后。直到她於公元490年去世為止，一直都在臨朝稱制，沒有放棄手中的權力。

還好，馮太后臨朝聽政是以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優秀政治家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她不僅按自己心中的理想培養新皇，還將整個北魏納入自己構想的框架與模式之中。她的目標相當明確，一是進攻南朝，並乘其內亂之際，出兵奪取了淮北的大片領土，將北魏的邊界推進到淮河一帶；二是改革內部，採納漢人王朝的禮儀制度治理國家。小小的改動無關痛癢，當然也就起不到什麼作用，難以達到有效的目的，而大刀闊斧的改革必然會招致既得利益者及頑固堅持鮮卑舊俗貴族的反對。於是，馮太后果斷地處理了一批政敵，將他們或處死或免爵或流放。然後，她依靠馮氏家族成員，重用宦官及漢人官吏，拉攏鮮卑元老，在自己身邊培植了一批可靠的親信，鞏固權力，加強改革。

在馮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影響最大的當數頒行俸祿制。

遊牧民族南下的目的就是為了搶掠財富，他們往往「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輛」。氏族首領為了鼓勵士兵作戰勇敢，一是聽憑劫獲之物歸於個人，二是論功行賞，「班繼將士各有差」。這樣的政策大大激賞了將士打仗的興趣，人人衝鋒陷陣、個個爭死效命，很少發生退縮、叛變與逃跑之事，極大地提高了戰鬥力。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後，仍保留著過去的遺風一百官沒有俸祿，收入主要還是依靠擄掠與賞賜。北方統一，戰爭與掠奪的機會少了，於是，官員公開貪污受賄，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北魏吏治腐敗，財政匱乏，國家機構遭到嚴重蛀蝕，鮮卑貴族貪圖享受，昔日的獷悍善戰之風也在逐漸消失。歷代皇帝對此深感不安，多次下詔懲治不法官吏，可根本解決不了官員腐敗這一老大難問題。

公元484年，孝文帝下詔實行俸祿制。俸祿每三個月發放一次，以每年十月為起始。同時，對貪污行為制定了更為嚴厲的懲罰措施：「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俸祿制推行後，加強了北魏的中央集權及封 建化進程，確曾起到了保證官吏日常生活、杜絕貪污搜刮的明顯效果。它不僅是孝文帝改革的前奏與先聲，也是北魏根除遊牧奴隸制殘餘，接受漢族官僚政治制度的表現與象徵。

就在俸祿制實行一年並取得明顯成效後，北魏又在經濟上採取了一項相當重要的改革——均田制，就是以國家的名義對現有土地實施分配與調整。這一制度對豪強大族的土地所有制進行了一些限制，從他們手中奪回了大量勞力，分給農民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它使得耕者有其田，滿足了廣大農民的部分要求，對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安定社會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均田制是中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土地改革制度，經歷了北魏、北齊、北周、隋，直到唐代中葉才告終止。它在古代持續了約300年，並影響到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

這些改革制度表面上以孝文帝拓跋宏的名義頒佈施行，其實都是由馮太后拍板，起主要決定作用的，還是馮太后。

隨著孝文帝的一天天長大，他與馮太后的關係也日漸微妙並複雜起來，問題的關鍵當然還是在於一個字——權。作為封建制度的最高統治者，權力就是一切，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馮太后權欲極盛，且生性猜疑，她看到一天天長大的孝文帝越來越「聰聖」，擔心將來難以控制，「不利於馮氏」，又打起了廢掉皇帝的主意。於是，她將拓跋宏關在室內，三天不讓人送飯。時值寒冬臘月，拓跋宏僅穿一件單衣。馮太后召集大臣討論，打算另立咸陽王禧為帝，因為遭到不少元老大臣的激烈反對，不得已而作罷。同時，她還命令內官監視孝文帝的言行舉止，每十天報告一次。一次，宦官密報了孝文帝的「過錯」，馮太后大怒，立即傳來拓跋宏，狠狠地打了他數十大杖。孝文帝無法反抗，只好「默然而受，不自申明」。拓跋宏生性聰穎，深深地懂得忍讓之道，不像他父親那樣血氣方剛，才沒有擴大他與馮太后之間的矛盾。如若不然，以馮太后之堅毅與謀略，哪怕大臣「固諫」再厲害，也會將他從北魏的皇帝寶座上一腳踢開了。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滿20，已經長大成人了。於情、於理、於勢而言，馮太后都不便繼續臨朝聽政，她不得不將權力的「魔杖」交給拓跋宏。於是，「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這才正式主持朝政，也開始親自動筆起草詔冊。

拓跋宏親政後，馮太后並不是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但起主要作用的自然已是孝文帝了。在拓跋宏為皇的28年時間裡，對權力的執掌應該分為三個階段：一、5歲登基到20歲時，大權完全掌握在馮太后手中；二、20歲親政到24歲時馮太后去世，他與馮太后共掌朝政；三、從24歲到33歲離世，政權歸於拓跋宏一人，這一階段也是他大刀闊斧全盤漢化之時。嚴格來說，孝文帝真正執掌北魏朝政的時間也就不過八九年時間。但是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使他從小就在大臣及民眾心目中樹立了一種無尚的威嚴與凜然的形象，一旦大權在握，他就顯出了一代英主的勃發雄姿。

馮太后於公元490年去世，時年49歲。馮太后死後，拓跋宏十分悲痛，5天沒有好好進食，一日三餐僅吃小半碗米粥，喪服也一直不肯脫下。儘管馮太后立下遺囑，要求喪葬從儉，但孝文帝還是將她的喪禮舉辦得相當隆重，並表示要遵照古禮，守孝3年。在遭到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的強烈反對後，才勉強作罷。

孝文帝之所以要在馮太后的喪禮上大做文章，一是因為他確實對馮太后懷有較為濃厚的感情，儘管馮太后責斥過他，還想廢掉他，但他總是認為「養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再則，孝文帝想通過喪禮的形式，將漢族的封建禮儀文化、忠孝仁義以身示範地落到實處；同時，他也想通過葬禮向文武大臣表明自己的態度，那就是將以更迅速更堅決更徹底的方式將馮太后的改革方略執行到底。

自編自演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將北魏首都從平城遷到洛陽。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內容，我們可以將其凝練地用一個短語概括——全盤漢化。遷都洛陽，表明了他全盤漢化的決心，也是他改革能夠成功的一個轉折與標誌。

鮮卑拓跋部落發源於遙遠的邊陲之地，他們的人口本來就少，進入廣袤的中原後，必然成為一支少數民族。如果僅僅限於搶劫，他們自可來去如風，完全保持著過去的那種野蠻的遊牧生活及習俗。然而，若是長期佔據中原，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下去，他們就不得不調整、改變過去的生存方式，由遊牧生活變為先進的農業耕作。

鮮卑拓跋部南下，已有過遷都的歷史。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時，定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後於公元398年遷都平城。也就是說，平城也是北魏統治者遷都的產物。如果僅僅局限於現有的地盤與統治，平城於鮮卑而言，自然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北方柔然、高昌的威脅業已解除，南方的領土在不斷擴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氣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確了北魏的戰略目標——南伐齊朝，統一中國。而平城地處黃土高原東北部，這裡氣候寒冷、土地貧瘠、交通不便，顯然已不能適應當時的戰略發展目標。最主要的一點是，這裡的鮮卑貴族集中，他們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堅持鮮卑舊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對改革的頑固勢力。

由此可見，北魏如若發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關鍵所在，就是離開平城，遷居中原。拓跋宏經過一番權衡比較，目光最後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氣候比較溫和的洛陽。他之所以看重洛陽，恐怕最主要是因為這裡的漢族士大夫數量最多，為漢文化之中心；另外，洛陽接近南朝，也便於他隨時用兵，「南蕩甌吳」，實行一統天下的雄心。

只有離開保守勢力的大本營，才能順利地推行全盤漢化的改革方略。

拓跋宏深知，如果貿然提議遷都洛陽，必然遭致鮮卑貴族的強烈反對。南遷，就意味著讓他們放棄現有的家業，放棄已然習慣了的生存環境，放棄騎射遊牧的「武功」之長……不少鮮卑貴族認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為據點一點一點從馬背上打下來的，如果離開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們好戰勇武的民族特性，不僅難以統治漢人，反而會被他們同化。一般鮮卑人並未像拓跋宏那樣從小就接受過漢文化的熏陶與教育，他們對漢文化常抱有一種藐視、不以為然的態度，也沒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種危機與緊迫感。他們以為只要能夠壓制住漢人，讓他們為所欲為、自由自在、作樂享受就心滿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無憂慮地說道：「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如果強行遷都，弄不好，很有可能會釀成一場無法收拾的內亂。為了達到順利遷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費盡心機，反覆考慮，制訂出了一個相當巧妙的萬全之策。

公元493年五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稱南伐蕭齊。他命太常卿王諶占卜南伐吉凶，結果得一個「革」卦。於是，拓跋宏大聲說道：「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吉孰大焉。」

接下來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計畫開始有聲有色地執行了—— 公元493年七月，孝文帝親率30萬步兵騎兵從平城出發，征討南齊。天氣一直不好，大雨下個不停。道路泥濘，崎嶇難行，陰霾的天空像口鐵鍋般扣在頭頂，壓得人簡直喘不過氣來，這使得那些養尊處優慣了的鮮卑貴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憊。大軍南下，一路緩緩行來，走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才到達洛陽。在洛陽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選擇了一個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馬，揮鞭下令大軍繼續前進。聽說還要繼續南征，蛻化了的鮮卑貴族一個個心驚膽戰，全都跪在拓跋宏馬前，懇求皇上開恩不再南進。孝文帝見時機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換條件：「若不向南進軍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遷到洛陽。」然後要大家站隊表態，願意遷都的站在左邊，不同意的站立右邊。一聲令下，幾乎全都站到了左邊；站立右邊的也不是沒有，但只有孤零零的幾個人。左邊的鮮卑貴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搗蒜般叩頭不已，大聲高呼「萬歲」。拓跋宏見狀，就正式詔告天下：北魏遷都洛陽!

這一重大的決定就這樣在他自編自演的一出活劇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鮮卑貴族一那些遺老遺少們即使心懷不滿，因大軍被拓跋宏帶走，沒了反抗的資本，也只好無可奈何地聽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十月，孝文帝下令營建洛陽。第二年三月，他北回平城，再次對鮮卑貴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並重的說服工作，並就南遷及留守人員進行了比較具體的安排，逐步實施南遷計畫。

公元495年九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後宮粉黛移居洛陽為標誌，孝文帝漢化改革的一項最為重要的決策一歷時三年的遷都大功告成。

悲劇人生

拓跋宏作為鮮卑民族的一員，他的血管裡流淌著的是拓跋氏的血液，於本族文化自然有著一種本能的親切與好感。然而，他從小又受著漢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與影響，兩種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時並存於他的內心，肯定會時常產生激烈的碰撞與衝突。兩相比較，他從理性上還是認同了漢族文化，以至於完全拜倒在漢族文化腳下，並苦心孤詣地引導著他的臣民們走上先進的文化之路。

遷都洛陽後，北魏的漢化改革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孝文帝不再滿足於過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與速度，以多側面、全方位出擊的態勢，將漢族文化全盤拿來，為我所用。

在內部改革的同時，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統一大業。他生性聰穎、性格果斷、頗有魄力、極富膽略，但性子似乎過於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畢其功於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剛一遷都洛陽，他就置大臣勸阻於不顧，在內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匆忙率軍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擊，結果歷時半年，基本上全歸於失敗。

公元496年十月，離第一次南伐無功而返僅一年多的時間，他決定利用南朝內部政治動亂的大好機會，再次大舉伐齊。此次，孝文帝進行了較為充分的準備，剛開始，魏軍連連得勝，攻取_了南陽、新野等不少郡縣，但渦陽一戰，魏軍慘遭失敗，一萬多士兵戰死，3000餘人被俘。後雖轉敗為勝，但這場歷時7個月的南伐並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與成效。

公元498年四月，拓跋宏發州郡兵20萬，限八月中旬集結完畢，準備第三次大舉進攻南齊。南伐的高昌兵害怕遠征相繼起義，適逢齊明帝去世，孝文帝以「禮不伐喪」為名暫停進攻南朝，派兵鎮壓起義以平定內亂。長年的遠征勞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憊不堪，而內部的各種矛盾又弄得他心煩意亂。就在這時，後院突然起火，有人報告皇后馮妙蓮與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薩私通。這猶如火上澆油，拓跋宏不禁大為惱怒，下令幽禁馮皇后，將僧人高菩薩及牽線人——宮中執事雙蒙……同處死。孝文帝氣急敗壞，心力交瘁，那早已虛弱的身子由此染上了重病。延醫吃藥，疾病稍有起色，身體還未復原，他又支撐著病體親率大軍征討南齊。結果病人膏阿，孝文帝於公元499年四月二十六日死於軍中，年僅33歲。

孝文帝臨死之前，也沒忘記那位馮皇后，他留下遺詔吩咐道：「皇后不守婦德，恐死後干預朝政，賜令自盡，另擇地以皇后之禮安葬。」

拓跋宏為了皇位，為了北魏的國家大業，幾乎沒有獲得過家庭的幸福與溫暖。他的個人生活，可以說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劇。父母、夫人、兒子，不是遭人謀殺、賜死，就是自己下詔賜死。在拓跋宏的血緣至親與家庭生活中，似乎瀰漫著一股淒涼而慘黯的陰風，終其一生，也沒有飄散過。

成敗英雄

後人對拓跋宏的看重、學者們對他的研究以及他在歷史上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並非他的武功，而在於他的文治——全盤漢化。研究結果之一就是：北魏衰亡始於孝文帝改革!

後人在評價拓跋宏的全盤漢化改革州，不外乎以下三種觀點：

一是褒揚肯定。認為他完成了北魏社會的封建化，推動了各民族的融俞，促進了當時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與文化的進步。

應該說，孝文帝的全盤漢化順應了當時的歷史發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採取的改革方略。

二是褒貶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漢化改革的同時，認為他不該沒有選擇、不分青紅皂白、不論精華糟粕地劉漢族文化一概吸收。比如門閥制度的建立就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它不僅使得鮮單貴族日益腐化無能，還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氣低落、戰鬥力更低。而他於遷都洛陽不久，在準備不足、內部不穩的情況下就接連不斷發動了三次大規模征伐南齊的軍事行動，更有操之過急之嫌。

三是全盤否定。認為孝文帝的漢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極的漢化，只學到了漢人的繁縟禮儀與腐朽的因子，丟掉了拓跋部勇武質樸之長，他的改革不僅沒有起到振必北魏之效，反而導致了民族的柔弱與國家的衰亡。

事實的真相是，即使沒有孝義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經或正在失去祖輩的勇武與剛健。而北魏的衰亡也並非全由拓跋宏所為。如果沒有當初的遷都洛陽，加強南部勢力，也許南齊早就北伐成功，收復了中原失士也未可知。要說拓跋宏改革的失誤，恐怕主要還在於忽略了代北邊境之地。遷都洛陽後，政治軍事最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陽為中心的黃河流域進行，對過去的發跡之地——以平城為中心的代北地區，也許是經濟條件的制約，也許是因為鞭長莫及，電許是想集中精力對付南朝，反正是沒有顧及。南部全盤漢化，而北部則保持著強烈的鮮卑化傾向，鮮卑語、鮮卑服……鮮卑習俗依然如故，而門閥世族制又將代北邊鎮的貴族排斥在外，使他們變為處於底層的庶姓，導致他們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時間一長，北魏就慢慢地分裂為以洛陽為中心和以平城為中心的兩大集團，結果導致了一場巨大的政治內亂，加速了北魏的滅亡。

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孝文帝后繼無人。中國封建統治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人治，興衰得失，往往與當權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國力強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則導致國勢衰弱，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一條鐵定的規律。孝文帝死後，繼任者或是平庸無能，或是昏聵暴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很快就將一個好端端的北魏給徹底葬送了。

民族問的融合與同化，是人類整體的一個歷史過程，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1500多年前嚴厲推行的全盤漢化政策，正是一種順應歷史潮流與發展趨勢的偉大改革。撇開道德層面的善惡判斷與功利性的成敗得失不論，至少他那認同先進文化的自覺之舉也為後人樹立了一個可貴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