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軍閥的肖像，出現在1924年9月8日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上。照片下面的說明是：吳將軍，中國最強者

　　「吳將軍」就是吳佩孚。照片拍得很藝術，光頭吳佩孚身著戎裝，臉微微朝左，兩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躊躇滿志、胸有成竹。「將軍」在這裡譯為「大帥」更為妥貼。因為，當時人們更習慣於稱吳佩孚為「吳大帥」，與他對立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則被稱作「張大帥」。

　　其時，吳佩孚作為一代梟雄，威名正處於巔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勢力，北至山海關，南到上海，影響著大半個中國。1924年9月8日這一期《時代》出版時，在中國南方的上海，直系軍閥與皖系軍閥為爭奪對這座城市的控制權，正在展開激戰;在中國北方，直系軍閥與奉系軍閥為取得對北方的控制權，第二次直奉大戰一觸即發。

　　在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大戰中，吳佩孚率領直系軍隊大獲全勝，奉系軍隊撤回關外。此次吳佩孚再度坐鎮北京，調遣25萬大軍與奉系交鋒。即便遠在美國，《時代》也很清楚吳佩孚作為直系軍隊統帥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份量：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一個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舉足輕重的強者。「吳大帥」就這樣成了《時代》封面上的第一個中國人。

　　巧合的是，吳佩孚和《時代》週刊的創辦者盧斯，居然都出生在中國山東的登州(今蓬萊)。吳佩孚生於1874年，24年後，盧斯也降臨人世。

　　1896年，吳佩孚在登州考中秀才，1897年離開家鄉前往北京，投筆從戎，開始闖蕩天下。盧斯的父母則在吳佩孚離開登州的這一年來到登州，幾個月後的1898年4月生下了盧斯。吳佩孚雖不可能與盧斯父母見過面，但他對登州城裡的傳教士們應該是熟悉的。甚至有這樣的說法：吳佩孚曾在長老會傳教士麥考文創辦的學校－－文會館就讀過，但只是肄業(見《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詞典》)。在吳佩孚離開登州後，盧斯的父母前來掌管的恰恰就是文會館。

　　尚不得知，盧斯1912年與父母一起離開中國時，是否聽說過「吳佩孚」這個名字。此時的吳佩孚還只是軍閥曹錕部下的炮兵團團長，沒有太大的名聲。不過，12年後的1924年，情況就大大不同了。儘管此時盧斯有可能已經知道吳佩孚是登州人，但《時代》選定他為封面人物，顯然不是為此。曾被認為「有可能統一中國」

　　有人曾言他能統一中國

　　自袁世凱1916年去世之後開始的北洋軍閥時代，一個又一個風雲人物跑馬燈似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黎元洪、孫中山、張勳、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張作霖、吳佩孚……但到了20年代初，真正引人關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過於吳佩孚。

　　上海英文雜誌《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美國人約翰·鮑威爾，曾多次採訪過吳佩孚，在他的印象中，吳佩孚頗有才幹。他甚至認為，與其他軍閥相比，吳佩孚更有可能統一中國。他寫道：

　　從1922年到1928年，蔣委員長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國的軍閥混戰時期。在這一混亂階段，吳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統一中國，在許多方面，他都是一個能幹而有個性的人物。吳總是讓拜訪他的外國人大吃一驚，因為他的面貌，很不同於一般的華北人，有一嘴短短的紅鬍子，長臉高額，鼻相很好。比起別的軍閥，他受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過功名的前清秀才。

　　1922年8月，越飛來到中國，在前往廣州與孫中山見面之前，曾率先與吳佩孚接觸，試圖與之合作。顯然，蘇聯需要支持一個與他們合作的中國勢力，進而控制中國，以便與日本對抗。1922年8月19日，越飛致函吳佩孚，滿紙溢美：「我們都懷著特別關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視著您，您善於將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政治家的老練果敢以及天才的軍事戰略的智慧集於一身。」越飛的軍事顧問、蘇聯總參謀部學院院長格克爾將軍自洛陽吳佩孚總部返回北京後，越飛立即給蘇聯國內拍發絕密電報，送呈斯大林稟報情況：「(格克爾)從吳佩孚那裡回來了，說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讚許的還要好……」

　　這便是20世紀20年代初期聲名赫赫的吳大帥在世人眼中的份量。

　　1924年，吳佩孚正好50歲。是年4月，數千賓客雲集他在河南洛陽的大本營為他祝壽，其聲名之顯赫達到高潮。康有為也親往祝壽。並以壽聯相贈：「牧野鷹揚，百歲勳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雖有溢美之處，但也頗為形象地概括了吳大帥這一年在中國重要的、他人難以取代的位置。

　　素有「儒將」之稱

　　對第一次出現的中國封面人物，《時代》沒有太多介紹，但僅僅下面這段文字，也足以概括出吳佩孚的特點：

　　他是中國最能幹的軍事家。他統治著除滿洲之外的整個中國北方和中原。他任直魯豫巡閱使，北京屬於他的管轄省份。儘管他贊成民主制，但其目的是用武力統一中國。這一政策，使他與滿洲的督軍，以及南方的孫逸仙發生矛盾。北京局勢有一個特殊情況，現任總統曹錕曾是吳大帥的敵人，在曹錕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時，吳大帥沒有反對，據說他被「買通」了。他不僅僅是一位軍事天才，還精通文化、科學和文學。他學習很刻苦，近來開始學習英語，聘請了一位家庭教師。他只給教師一個小時的授課時間：早上4點30分到5點30分。他還以「說話柔和、手段強硬」而著稱。(註：引文譯自1924年9月8日《時代》。本系列《時代》譯文均由本文作者翻譯，不再另行說明。)

　　《時代》說「現任總統曹錕曾是吳大帥的敵人」，有誤。吳佩孚作為曹錕的副手，雖然有時也被說成直系中與曹錕相對的一派，但卻非「敵人」。更多的時候，他被視為曹錕的親信，也頗為尊重曹錕。《時代》的介紹頗為有趣。吳大帥被冠以「軍事天才」，不僅「精通文化、科學和文學」，還具有開放意識，人到50，居然還在清晨學習英語，令人刮目相看。以這種方式介紹一位中國的軍閥，顯然很符合美國讀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吳佩孚，素有「儒將」之稱。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5年在漢口曾採訪過吳佩孚。在談話中，吳佩孚引用孔子的話來說明外國對中國的影響既好又壞。他還告訴斯特朗，他盼望日後能退隱寺廟去過反躬自省的生活，並在扇子上題寫一首詩相贈。吳佩孚的詩寫的是什麼，斯特朗沒有告訴我們。不管是故意做秀，還是自幼形成的讀書人習慣，吳大帥在外人面前樂於引經據典，不時揮毫賦詩，顯露幾分儒雅。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這一點使他迥然有別於張作霖、張宗昌之類粗野的軍閥，更能獲得世人特別是外國人的好感。

　　南方孫中山，東北張作霖，都是此時中國叱吒風雲的強者。在北京，還有民國總統曹錕——吳佩孚的老上司。但很奇怪，《時代》沒有選擇他們作為封面人物。本期《時代》也談到了張作霖。稱他是「一位虔誠的帝國擁護者，即擁護君主制的人」。《時代》還介紹說：「滿洲大約有得克薩斯和科羅拉多兩個州這麼大，在中國北方有如此大的地盤，使張大帥這位軍閥無人能取代。」但是儘管這位張大帥「思維敏捷，權力巨大」，「卻非吳大帥的對手，曾慘敗於吳」。奇怪的是，刊物沒有刊登張大帥的照片，卻選登了一幅年輕的張學良的照片，照片說明為：

　　「MARSHALCHANG」(張元帥)

　　「Histitleisnoemptyepithet」(他的頭銜不再是閒職)

　　「張元帥」就是張少帥。看得出來，《時代》此時已經開始注意到張學良的崛起：1924年3月，出任東三省空軍司令兼「飛鵬隊」隊長;4月，出任陸軍第27師師長;而到了即將爆發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張學良更是一躍而為「鎮威軍」第三軍軍長，率領奉軍主力與吳佩孚對陣。

　　不過，在第二次直奉大戰即將開始之際，更多的人還是有理由相信，吳大帥獲勝的歷史將重演。「吳將軍，中國的最強者」——《時代》在封面上引用這幾個字時，反映出的正是這一判斷。吳大帥鎮定自若的神態，彷彿透露出這樣的信息：一個具有儒將風度的最強者，有可能決定中國未來的政局。

　　然而，現實很快將證明，這只是假想。

　　從聲名的巔峰跌落

　　誰能想到，在《時代》封面上出現還不到一個月，被稱作「中國最強者」的吳大帥，就從聲名的巔峰跌落了下來。

　　給他致命一擊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個著名軍閥馮玉祥。直奉大戰開始後，直系軍隊王懷慶指揮的第二軍潰不成軍。1923年10月12日，吳佩孚親往山海關督戰，也未能挽回敗局，只得退守秦皇島，急調後援兵力前來。就在此時，他的第三軍司令馮玉祥，暗中與奉系結成同盟，從前線奔回北京發動兵變，將曹錕囚禁，吳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殘兵乘船逃離，風雲一時的直系自此轉入頹勢。

　　在馮玉祥看來，自信、自傲的吳佩孚，自調兵遣將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敗的禍根，而非他的反戈一擊。在20世紀40年代撰寫的回憶錄中，馮玉祥講述了一段吳佩孚在北京「討逆軍」總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電燈明如白晝，廳中置一長條桌，挨挨擠擠，坐滿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許久，才聽到有人大聲地報告道：「總司令出來啦!」嚷著，吳佩孚已經搖搖擺擺地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著一條白色褲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綢子的裌襖，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著，紐子也不扣，嘴裡吸著一根紙煙。他走到座上，即盤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條桌，那種坐法，宛似一位懶散的鄉下大姑娘，於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間，電燈忽然滅了，半晌才復亮，王懷慶(直軍第二軍司令)和我坐在一處，附在我耳朵根低聲笑道：「不吉!不吉!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這樣重大的事，辦得如此輕率兒戲，吳之魯莽滅裂，往往似此!

　　(《我的生活》，第399頁)

　　馮玉祥的描寫是否真實已無法求證，但卻為我們勾畫了民國史上如同小說演義一般的傳奇一幕。更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現場預感竟成了現實。

　　一代梟雄吳佩孚的命運，在他乘船逃遁時就徹底改變了。他的虎視天下已是明日黃花。

　　兩年後，在北伐軍逼近武漢之時，也就是在1926年與1927年之交的那個冬天，鮑威爾最後一次採訪吳佩孚：

　　這大概也是他最後一次接見外國記者。他時任「討賊聯軍」總司令，總部設在漢口。儘管他的頭銜大得嚇人，其實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實上，他是北軍抵抗從廣東開來的國民革命軍的最後一道防線。吳把他的總部設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國庭院裡，我就在那裡見到了他，並共進早餐。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顯得精神沮喪，情緒低落。由於部隊受到先於北伐軍出發的受俄國訓練的宣傳隊的影響，士氣盡喪，河南一戰已是潰不成軍。共產黨人也竭盡全力為擊敗吳佩孚而工作……以圖不戰而屈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戰役後，孤注一擲的吳佩孚徹底失敗，全線潰退。(《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第88-89頁)

　　吳大帥再次在外國記者面前表現出他的「儒將」姿態。他們一邊吃早餐，一邊交談。吳佩孚手裡拿著一本已翻得破舊的線裝書，談話過程中還不時看一看。

　　鮑威爾感到好奇，問他這是什麼書?吳佩孚笑答：「《吳越春秋》。」然後補充說：「那個時候沒有機關鎗，也沒有飛機。」

　　吳佩孚一再向鮑威爾強調，他只是個軍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軍閥，永遠只能是梟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