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雲台居士是曾國藩的外孫。祖籍湖南省衡山縣，1880年10月出生於長沙，父親聶緝規（歷任上海道台、安徽巡撫、浙江巡撫）。母親曾紀芬，是曾國藩之女。聶雲台排行老三。聶雲台居士一生親眼目睹諸多顯赫世家的興衰沉浮。抗戰期間，上海社會崇尚華麗，奢侈成風。聶雲台老居士有感而作，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融合歷史的經驗教訓，1942年到1943年，撰寫佛教小冊《保富法》，勸人散財佈施，在《申報》上連載，一時傳為佳話。1953年12月12日在上海病逝，年73歲。

上篇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做官，有的從商，都是炫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業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是上海這樣，在我湖南的家鄉，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其中文官多人，財產比較不多的，後人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說，像曾、左、彭、李這幾家，錢最少的，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門而聞名；李勇毅公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的後人，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大概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其餘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現在的後人多數都是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二十萬銀兩的（多數是戰事平定以後，繼續統兵，可以缺額，才能發財）。至於擁有五、六十萬到百萬銀兩財產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楊家等，都是後來從陝西、甘肅、雲南、貴州統領軍務歸來的人（金陵克復的時候，曾國藩因為湘軍士氣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時候，改用淮軍。所以湘軍的老將，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係，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凋零，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

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最顯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個房子，也未曾買過田地一畝。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二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中只要有一張鹽票，就稱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領，因此在他逝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號、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藉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而君子卻是不為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的很詳細，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說道：「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這叫作表裡如一，即是誠意、毋自欺，這是中國政治學的根本，如果無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裡」，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與三國的諸葛公是同一風格。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潔，就是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錢，那麼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人民就會受害不小了。

請看一看近數十年來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為人長官的廉潔與不廉潔，影響非常大。所以，《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很大程度上關係著別人的利益、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

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

宋朝的範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唸唸在救濟眾人。後來做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住宅，後來聽見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使蘇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麼多數人都興發顯貴，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宮。他的兒子們曾經請他在京裡購買園宅一所，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地遊園，那麼誰還會不准我遊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園，才能享樂呢？」范先生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范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做了佈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四個兒子都做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意思，捨財救濟眾人。所以，范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范墳一帶，仍然有多數范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就請按照範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是由他決策，他卻借此而救全了無數的人民，因為元太祖好殺，而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諫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慾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裡收取財寶，他卻只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發生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非常見效。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做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錢，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他是因反對英國，以致於引起了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要發財，當時發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他認為鴉片貽害人民，非常的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燬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曾孫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就是其中的一人，道德亦非常的崇高。

再看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裡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做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幹，會發這樣的大財。而當時的林文忠公，有財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闊佬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的岳父蕭家，就認識這位富翁（當時的這兩家同是鹽商領袖）。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勃勃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說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闆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捨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組安先生與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說，沒有別的法子，只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若是以常理來說，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若是問他如何敗法？讀者可嘗試著閉目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說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裡慳貪，眼見饑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念，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余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餘慶、餘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

再說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民國十四年（1925年），我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客房四面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著告訴我說：「這一間房子裡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譽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維奉承（驕奢兩字是相連的，驕就是擺架子，奢就是鬧闊）。在我看見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落，加以投機的損失，以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說他們平生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還說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試一設想，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麼全上海的難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所需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餘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將近有兩萬多人，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這在他們來說，不過是九牛的一毛，然而這一毛，卻是捨不得拔。一心只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賬上，歸為己有，任意的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會死的。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只是徒然的帶了一身的罪業，往見閻王，又遺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他們也掛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藥師經》上，開宗明義就詳細的說明了慳貪不捨的罪過。經上說：「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佈施，及施果報；愚癡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得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終，生餓鬼界、或畜生道。因為大富之人，錢財有餘，自己也沒有用處，明知道多數人將會餓死，卻不肯施財救濟。若是從道德上責備起來，這簡直是間接的殺人。積錢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佈施的，他所負的殺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見到一個極小的孩子，站在井邊，快要落井了。有一個人在旁站著，全不開口，也不拉開這個小孩，而讓他落井死了。我們一定會說，這個孩子算是被他殺死了一樣。富人見災不救，正是一樣。何況是如此的大富，卻連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捨，那麼馬路上死的幾千幾萬的饑民，豈不是要算他殺死的一樣嗎！殺死幾千幾萬人的罪過，難道是用驕慢心，以信佛作為幌子，勉強花點揮霍不盡的小錢，做點專賣面子的善事，就以為自己已經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罪過麼？恐怕天地鬼神，決不會如此含糊的寬恕他。

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百萬元，右手施了一二元，就稱為大慈善家。」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

最後的結論：保富的方法，須有智能的眼光，也就是要有遼遠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再講到如何是智慧的做法，請細細玩味老子《道德經》上的兩句話如下：「既以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本文所敘述的範文正諸公的幾個例子，就是這兩句話的註腳。須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學家中的一個（《道德經》與道士的道教全無干涉，不可誤認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經濟、軍事學也都極為高明，他的人生哲學，是不能為時代所搖動的。老子學說的精義，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動。」大意是要反轉過來，就是翻然覺悟的動機；他的整部書，多半是說明這個道理。再引兩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錢有勢，可以驕傲，乃人人所貪圖的；惟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是要避免這樣炫赫的氣焰，極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面做去，免招他人的嫉恨。「為天下溪」這句話是眾人反而歸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做大官，享大名，體面榮華，別人羨慕，這也是人人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要避免，極力韜光養晦，退讓謙虛。《中庸》也說：「衣錦尚，惡其文之著也。」譬如穿著錦繡的衣服，卻要加上罩衫，不願意使錦衣露到外面。這是表明了君子實修善義，不務虛名，以避免產生負面的影響，此種人更為社會所敬重。這些見解，都與世俗之見相反，違背了通常的情感慾望，而求合乎理智，這種話多數人是不入耳的，或者認為這是講天文學，不能懂。但社會上還是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當然是會欣然讚許的。

中篇

天道是什麼呢？《易經》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作為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由這些自然界的現象來觀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虛，一消一長。從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說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樂，一憂一喜，一治一亂等等。但是天時的陰陽，有一定的標準，是萬古不變的。而人事的盛衰，則是隨著人心的動向，變化無常。這種無常的變化，乃是依著天道，一陰一陽有一定的標準，發動出來的。試說如下：

比如說一個人若是喜歡驕傲，就一定會有忽然倒架子的時候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懶惰安逸，就一定會有極困苦的日子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慳吝貪錢，就一定會有嫖賭浪費之子孫替他破敗；一個人若是喜歡機巧計算，就一定會有糊塗愚笨的子孫被人欺騙。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起變化了，這叫作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說，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

古今以來的偉大聖哲，都能夠洞悉這個道理，所以教人常須自己立在吃虧的地位。就是要謙卑退讓，捨財不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沒有見識的人，是一定不肯做這種吃虧事的。在新學家而言，還要譏笑地說，這是消極的道德。要知道一切偉大積極的事業，都是這種消極的道德人做出來的：因為惟有消極的克己，才能積極的利人；惟有捨財不貪，才能興辦公眾的利益；惟有謙卑退讓，才能令人尊敬欽佩，做事也格外的順利，容易成功。開始似乎是吃虧，後來仍然是會得到大便宜的。

淺見無知的人，只能看見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見事物的另一面。譬如像下棋一樣，只看得一著，看不到第二、三著。不知道世間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動一著，對方就要應我一著，而且馬上就有第二著、第三著跟著來。佛法說明一因一果感應的道理，實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學與哲學。就拿下棋來作譬喻：我們說一句話，做一件事，都是對人動了一著棋；我們出言做事的時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對天公動了一著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們下棋的對手。

我們對一隻狗表示好意，狗就會對我們搖搖尾巴表示親熱；若是惡聲對它，它就會拖下尾巴走開。對人則更不用說了！我若是對待別人謙和寬厚，別人就會感謝；若是待人驕傲刻薄，別人就會懷恨在心；這還是小的對手。若是我們欺凌了沒有能力的人，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佔人家的便宜，他們受了損害還不覺得。或是藉著特別的地位，例如做官，做公司的經理等職務，暗中謀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對於災難不肯救濟，自己家裡卻是享用舒服。這些事，眾人固然是無可奈何，法律也辦不到他，他算是棋贏了，他對方的棋都輸了。可是天道卻是不許他贏，會替眾人做他的大對手，老天只要輕輕的動一著，就叫他滿盤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敗塗地；這叫作「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們天天都是在對人下棋，實際上是在對天下棋；若是對人贏得愈大，就會對天輸得愈厲害。反過來講，若是對人肯讓鬆些，處處幫旁的人一著，使旁人免得輸，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會大輸的，反而要對天贏了一盤很大的棋呢！

古人說的：「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陰陽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們做的事情過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於我們的心，先違反了陰陽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應，受到陰陽定律制裁。天公下棋，是不動心，也不動手的，而人們就自然輸了。譬如對牆壁拋皮球，球自然會回拋過來，拋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牆壁本身，亦並未動手費力。所以《書經》上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就是自作業，自受報；這跟佛經所說的「自造因，自結果」，正是一樣的道理。

而所謂的人定勝天，也不是真正的勝了天，這是說人照天的定理，存心做事，究竟會得到後來的勝利。本來窮困的，後來亨通了；本來憂患的，後來得到安樂。這樣的勝利，便是天理的勝利。我雖然說善人對天贏了棋，實際上就是天贏了；須知天道是永不會輸的。天道一陰一陽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稱中和；《中庸》上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世間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會引起天道的變化；就像如戰爭及饑荒等等的大劫數，都是由於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國與國之間的鬥爭，無論暫時的勝負如何，結局仍然是兩敗俱傷，就是暫時勝利的，也將終歸於失敗。請翻一翻世界各國的歷史，就知道贏棋的，到底也都是輸了，這就可以知道天理終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會被天理裁製的。

歐美人用短淺的眼光來觀察天理，以為世間只有強的、巧的會得到勝利，安分懦弱的，應該被人制服，所以名為「優勝劣敗」。這種不究竟的學說，引起了世人的驕滿作惡：驕就是有所恃而無恐，我有勢力，不怕你，擺架子，顯威風；滿就是有勢要用盡，有福要享足，專顧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設想，只管目前快意，不為日後顧慮。德國、日本等國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學說所誤啊！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中國的聖哲，都是反覆地叮嚀，說明這個道理。《易經》上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說：「惟天福善禍淫。」這個淫字，不是單指性慾，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縱與過分，可以說就是驕滿。淫字的對面就是善。善字的意義甚為廣泛，若是要確切的說明，眾善都含有謙德的意義，都是以謙德為基本。《易經》是說明天道的書，乾坤兩卦是總說天道的大意。乾卦說：「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這就是謙德的意義。坤卦說：「坤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這句的解說是才華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務名，不誇功，也是謙德的意義。《金剛經》說：「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又說：「應無所住，行於佈施。」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謙德在內。

再說，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是義務心重，權利心輕。而義務心，是自己覺得我對他還有義務應盡，這就是謙。世間作惡的人，不過是權利心重，沒有義務心，重利輕義，正是謙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謙德裡面。由謙發動，對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對社會人群，就是忠信禮義廉恥。凡人對于謙德善行，都是恭敬歡喜；而對於驕滿惡行，都是怨怒隱恨。那麼天道的降福降禍，說是天道，實是人情；說是天降，實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說過，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現。《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說：「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從此可知，我們對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天理可以表現。

那麼我們對他們做事，說話，起念頭，表示臉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雖然他們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兒、寡婦，無人幫助；我們若是欺凌了他們，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我自己、或我的子孫，也會同樣的愚懦孤寡，被人欺凌。反過來說，若是我們對於這些無力可憐的人，心存慈愍，並且設法幫助他們，後來我也會得別人的幫助，而我的子孫則永遠不會愚懦孤寡，被人欺凌了。這種天理循環的感應果報，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會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來觀察。更可以在歷史上的結果來證明。這也是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下篇

我寫下篇的計畫，原本想專門收集些古人行善積德，能使子孫富貴顯赫的事跡，作為印證。近來因為編寫「先母崇德老夫人紀念冊」，恭敬謹慎地敘述了數代祖先的嘉言懿行，並且特別撰寫了「七世祖樂山公行醫濟世善行的果報」這篇文章。七世祖樂山公捨己利人，兩百年來，我家多代子孫，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樂山公的善行事跡，曾經刊載於《府縣志》書中，為當時的社會賢達所推崇重視。祖先數代的積善事跡，也有歷史資料可以考證，堪稱足以取信於社會大眾。所以將它作為下篇，我想應該會得到讀者們的認同。

七世祖樂山公行醫濟世善行的果報

我家祖籍是江西，從九世祖起龍公才開始遷居湖南衡山。七世祖樂山公出生於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學問積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卻未參加考試，而是跟從祖父學醫，並開了一家小藥店。因為他的醫術精良而且又樂善好施，所以醫名大著。後來因為藥店被偷，因此關店歇業，還抵押了住的房子還債，暫時遷居鄉下。當時的地方官紳，因為樂山公行醫救人，遭此不幸，於是就湊了錢協助他贖回原來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間房屋開藥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發生了大瘟疫，求醫的人晝夜不斷，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樂山公對於窮人和受刑犯的救濟尤其多。當時的縣長葛公，以樂山公的盛德及博學多聞，特別聘請他到縣府裡擔任幕僚。並且向樂山公說：「你存心救人，我沒法報答。就教你的兒子讀書成名，作為對你濟世救人的回饋吧！」樂山公接受了葛縣長的建議，就送兒子先燾進入了雯峰與集賢兩書院讀書。先燾不久即考中了舉人，又考中進士。樂山公當時已六十七歲，送兒子進京參加會試，經過一個名叫灄口的地方（現在湖北省黃陂縣西南四十里處），正好碰到嚴冬發生瘟疫，經公醫治患者，都能立即病癒。樂山公七十四歲的時候，又帶領兒子進京等候任用，經由運河北上。當時的運糧船工有許多人得了傳染病，經樂山公醫治痊癒。此事遍傳於各糧船間，許多糧船的患者，紛紛於船旁呼叫，並用繩子將樂山公乘的船繫住，使船無法前行。樂山公不忍見死不救，就囑咐兒子先燾改從陸路雇乘騾轎趕赴京城，自己留下繼續治病救人。經過了幾個月，等到傳染病停止了，他才到達京城。此時正好先燾已奉派擔任陝西省鎮安縣的縣長，樂山公於是陪同兒子上任。到達鎮安縣以後，指示山地民眾就地採藥，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後，即寄信給兒子，教他愛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詞懇切，被兒子的上司陝西巡撫陳文恭見到，大加稱讚，即將這封信印發送給全省的官府參考，以資策勉。這封信以後被刊入《皇朝經世文編》這本書中，為世人所傳誦。

樂山公已經八十多歲了，仍然常到監獄探視患者義診。縣官見他年老，派人向樂山公辭謝。他回答說：「救人是我最快樂的事情。」樂山公八十四歲的時候，兒子先燾因為繼母逝世辭官回家，又因為父親年事已高，就決定不再復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裡，大雪紛飛，有一個患者的家屬敲門求醫外出赴診。先燾就起身開門，並對來人說：「我父親年老，深夜不方便驚動，您可否明天早晨再來？」不料這時候樂山公已經聽到聲音披衣起床，就叫先燾入內室，並且對他說：「這應該是生產急診，怎麼可以延遲醫治呢？」於是就穿上木屐隨同來人前往赴診。這種捨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著實令人欽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報施給樂山公的果報也特別的豐厚。樂山公九十三歲的時候，孫子肇奎獲得乾隆壬子年鄉試的第二名。曾孫有七人，鎬敏、鐵敏兩人都是翰林，並膺任主考學政的官職；□敏、鈺敏兩人都是舉人，做過縣官；鏡敏在拔貢考試通過後，派在軍機處任職；而鎮敏擔任京官；□敏則選上孝廉方正。當時人們尊稱他們為「衡山七子」。

我的祖父亦峰公，是樂山公的玄孫，考中咸豐癸丑年的翰林後，歷任廣東石城新會的知縣、高州府的知府及奏獎道員。居官廉潔，盡心民事，造福地方，對於當時所發生的械鬥巨案，寬厚地處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積德甚厚。民間還特別建立了生祠來紀念他，可見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說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句話的涵義。樂山公的子、孫、曾、玄四代都發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仍然能夠積極地行善積德，發揚祖先的遺德；到了我的父親中丞公，更為貴顯；本人則忝為第七代，仍然承受著樂山公的餘蔭遺澤。所以說樂山公的厚德，實在是已經超過孟子所說的五代了。探討其原因，樂山公的醫術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經是不容易了；而又能夠輕財仗義，誠心濟人，則更是難上加難了。我們所見到各地的許多名醫，靠行醫而積了不少財，甚至千萬、億萬財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財富能夠傳到第三代的卻是很少。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醫術精而且又好行善佈施的醫生。我真希望能夠多幾位像這樣行善救人的醫師應世，這才是社會之福啊！近來生活較艱苦，醫藥又昂貴，貧病的人多無力就醫服藥，這正是醫藥界發心行善的最好時機了！所以特別在此敬述樂山公行醫濟人的舊事，希望能提供給醫藥界的大德們，作為行醫濟人的參考。

現在我還要再做一些分析與補充。樂山公的醫術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藥店被竊，便得要抵押房屋還債，因此可知他的經濟情況的確不佳。到了八十多歲的時候，兒子做縣長返鄉歸來，在大雪夜中，仍是穿著木屐步行外出赴診。我們就可知道，樂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麼清貧！《大學》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醫師、藥店都是發財的行業，但是若對貧困的患者義診、贈藥，則不會發財了。樂山公雖然不能夠發財，卻竟能夠發身，獲得當時社會大眾的一致推崇，可說是德譽盛於當時，名聲傳於後世了（樂山公善心的事跡，刊載於陝西的《鎮安縣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縣志》等文獻中）。子孫連續五六代都發了科第，而且貴盛，也符合了「以財發身」這句話了。樂山公和他的兒子都很清貧，孫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雖然做教官，掌理書院，門生很多，也是很清貧。伯曾祖點中翰林的時候，捷報由京城傳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裡正抱著第七個兒子餵奶，就立刻親自下廚房做飯款待報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曾祖父曾擔任京官，死後沒有任何的遺產，因此我祖父亦峰公，從小就孤苦而貧窮，在山齋裡讀書的時候，必須自己煮飯吃。四十二歲的時候，才進入了翰林院。以後在廣東省擔任縣長的十多年，為官廉潔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種的善事，例如育嬰堂、種牛痘、修路、造橋、購義地、埋露棺等，去世後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時候，就必須仰賴外出工作的薪資來供給家用。

我的母親為曾文正公的么女（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興名臣曾國藩先生），文正公的家規規定，凡是嫁女兒娶媳婦，花費限用在二百金以內。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婦逝世後的數年，有奩金三千。也移撥出來，供作家用及代賠墊祖母被某錢號倒掉的款子，以致於個人的積蓄都空了。離開湖南老家，要往東行時，祖母只能給路費銀錢六百兩，此外則是一無所有了。我母親中年時，每次談到當時艱苦的情況，常常是淚隨聲下；自己身為王侯將相之女，嫁給了數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困窘。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啊！

雖然是數代的清貧，而卻換得了後代子孫的發達。與那些多留財產以害子孫，助長子孫的驕奢淫逸，使得子孫陷於墮落的，兩者相互比較，實在是有天壤之別。曾文正公曾稱自己所居住的房子為「求闕齋」，並且還寫了篇文章記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滿戒溢，居安思危。因為這個世間，並無十全十美的事物，「豐於此者，必缺於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圓滿，最好先在物質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謂精神上圓滿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孫賢達有智慧，並享有天倫之樂，道義之樂等。物質者，是指衣服飲食、車馬宮室，乃至官階財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這個道理來教家人，說家計不宜寬裕，這個與常人的見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說：古人有「花未全開月未圓」的話，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為花全開了，則表示快將凋謝了；月已圓時，轉瞬間，即要缺了。所謂「盛極必衰，樂極生悲」，這豈是古人喜歡說這些眾人聽起來不悅耳的話，實在是這些話都是真理。而且自古到今，從社會現象中去觀察，這句話沒有錯，而且是歷歷不爽啊！

書後

近來社會的奢侈風氣非常的盛，這種奢靡之風，對政治會有極為不良的影響。關於這種道理，明朝的大學問家顧亭林先生早已見到，並曾作有專文，引證許多歷史事實。現在謹抄錄這些事實如後，提供給研究政治的人參考。國家社會的風氣若是奢靡，為政的人，應以崇尚儉樸來轉移風氣。而《禮記》上說：「君子的行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標準。」意思是說我們每個人的行事，也可以影響國家的政治。顧亭林先生更明白地指出說：「天下安危，匹夫之賤，與有責任。」也就是這個意思。

東漢時，汝南郡的許劭，擔任郡裡的地方官；而與他同郡的袁紹，車馬隨從非常的多。但是每當袁紹走到郡的邊界時，都把隨行的人馬屏去，自己單單駕著一輛車回家。並且說：「我的隨從車駕，豈可讓許劭先生看到！」（袁紹為一代的英雄豪傑，曾經舉兵討伐曹操，然而卻對一郡的小官許劭，如此的敬畏）

晉朝的蔡充，為人好學且有名聲。當時的高平人劉整，車駕衣著都是非常的奢侈華麗。但是劉整曾經對人說：「我雖然有喜好穿著華麗衣著的壞習慣，可是每當我碰到蔡充見面同座以後，我的心整天就感到不安，覺得自己實在是庸俗不堪啊！」

北齊人李德林，父親去世了，就徒步帶著父親的棺木靈柩，返歸博陵老家安葬，葬禮很簡單。他的明友崔諶前往弔祭，隨從的人馬有數十人之多。崔諶為了尊敬李德林的儉樸精神，沿途不斷地減少隨從的人數。到了李家門前，只剩了五名隨從。並且說：「我不能讓我的朋友李兄，誤會我是氣焰囂張，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伽隱居在山中的時候，朝廷下令徵召他出來做官，李僧伽推辭不願前往就任。尚書袁叔德前往拜訪李僧伽，也是沿途減少隨行的僕從，並且說：「拜訪像李先生這樣高明淡泊的賢士，會令我羞於見到自己所擁有華麗的車駕與官服呀！」

唐朝的大歷年間，皇帝下詔發佈楊綰為宰相。楊綰為官廉明方正，而生活非常的儉樸。當時的御史中丞崔寬，非常富有，家中花園裡的樓台亭榭當時可稱為天下第一。但是當他聽到楊綰當上了宰相的消息，當天就默默地自行撤毀了花園中的樓台亭閣。而郭子儀聽到楊綰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將自己家裡的樂伎裁減了五分之四。須知郭子儀軍功甚大，曾經立下了收復兩個京師的大功勞，並封為汾陽王，威勢權力可稱震驚當世，然而對一個崇尚廉潔儉樸的宰相，卻是如此的敬畏。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楊綰，也沒有崔寬與郭子儀這類的人物了。

李師古擁兵自重，相當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但卻對宰相黃裳有所畏懼。李師古曾經命令自己一個幹練的親信，帶著數千兩黃金，赴黃家送禮想攀些交情。這位親信到達黃家門前，正巧碰見一個轎子自宰相府裡面出來，轎旁只有兩個婢女徒步隨行，衣著甚是簡陋，並稱轎內坐的是宰相夫人。這位親信非常的機警，當下就明白宰相清廉儉樸的作風，不敢貿然地進入宰相府送禮。就帶回禮金，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詳細地報告李師古。李師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黃裳，並且改變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終身服從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違背了。

從上面的實例來看，由道德學問俱佳的人擔任地方官吏，可以使地方獲福；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則會使全國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儉樸與政治的互動關係，實在是非常的密切！古人說：「惟儉可以養廉。」而它的相反，是奢侈則不能不貪污，貪污的結果，必然會使得社會天下大亂。《大學》上也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這是經濟學的定律，也像數學上的公式，是不能改變的。今天的社會風氣糜爛，競相崇洋，衣履服飾，飲食享用，無不是窮奢極侈，風氣影響所及，政治哪有不亂的道理呢？（若是論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就好比是瘟疫，細菌毒素就是從這些地方發出來的。為政者怎麼能夠掉以輕心呢？）

個人以為我國本為崇尚儉樸的民族，善良的古風，亟應保存。部分邪惡的歐美文明，則應是選擇取捨，不可照單全收。可能有人會說我開倒車，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時，前進即有危險，這時只能速開倒車，以保住性命，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當世的賢達，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