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的力量真是難以估量的。一出《桃花扇》，就將馬士英、楊龍友這兩個貴州人活生生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而劇中人物偏又與歷史上的人物不盡一致。於是，也就有不平之士要拂去這些人身上的塵埃了。

活躍在明季的貴州人中，從官階上看，馬士英是最高的，他做到了南明弘光朝的內閣首輔(宰相)，但由於他引薦、重用閹黨餘孽阮大鋮，使本來就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權迅速腐敗，僅一年時間就土崩瓦解了。因而時人及後世以「馬阮」並稱，唾之罵之。《明史》又將「馬阮」同列入「奸臣列傳」中。一曲《桃花扇》更使他醜名遠播。貴州人也覺得他丟臉。不願認這個老鄉，地方志鄉賢傳中沒有他的名字。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約生於明神宗萬曆十九年(1591年)，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三年(1630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宣府巡撫。然到官才一月，即為鎮守太監王坤告發以官帑賄賂朝貴，坐遣邊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在南京期間，馬士英結識了阮大鋮。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安徽懷寧人。和馬士英是同年進士。天啟初年為給事中，時值魏忠賢得勢，就投到魏閹門下，參與構陷、迫害東林黨人。思宗即位，賜魏忠賢死，將附魏的閹黨定為「逆案」，阮大鋮名列其中，被削籍為民，避居安徽老家和南京一帶。馬士英自識阮大鋮後，「相交甚至歡」。

思宗崇禎十四年，罷相回到老家的周延儒在東林、復社的活動下，再任首輔。根據明季史乘考證，東林、復社在活動周延儒復職的過程中，耗銀二十萬兩，阮大鋮是主要的捐資者之一。故周延儒復職後，阮大鋮要求他為自己翻案，周說暫時做不到。阮大鋮轉而要求再用馬士英，周答應推薦。

這時，李白成、張獻忠兩軍氣勢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鳳陽總督高光斗以連失五城被逮下獄，禮部侍郎王錫沄向思宗推薦馬士英，首輔周延儒趁機做順水人情，於是起用馬士英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廬州、風陽等地軍務。值保定總兵劉超叛亂，巡撫王漢率兵討伐，兵敗身亡，皇上命馬士英進討。馬士英驅兵圍城，劉超連連受挫。後馬士英設計捉住劉超，解往北京正法。這事辦得乾淨利落，給崇禎和朝臣留下很深的印象，稱他辦事幹練。長於謀略。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思宗自縊。南京的文武大臣聞耗議立新主。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王鐸等東林黨大臣主張立潞王朱常澇，而馬士英、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劉孔昭等勳臣與軍方將領主張立福王朱由崧。馬士英以五百黔兵護送福王至，造成既成事實，史可法等也只好承認。於是福王做了皇帝，年號弘光。馬士英與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王鐸等為閣臣。馬士英為當上首輔，指使總兵高傑、劉澤清疏促史可法督師維揚。史可法這聲望很高、品德超群的東林領袖就被排擠出京。馬士英入居首輔。

立國之初，馬士英還與東林大臣一起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朝政頗有新氣象。但史可法督師維揚後，馬士英頂住朝臣的反對，向弘光推薦阮大鋮。弘光帝任命阮大鋮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遷右僉都御史，巡迴江防。次年又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阮大鋮上台後，即著手打擊反對他的東林、復社黨人和其他正直之臣。由是，使困難重重、矛盾百結的弘光政權更加烏煙瘴氣。面對清兵的大舉南下，未能組織有效的抵抗，終致傾覆。

馬士英誤國，這是不爭的事實，無法辯駁的。民國時，安順姚大榮先生著了一本《馬閣老洗冤錄》，為馬士英翻案。但總之沒有翻動這樁鐵案。儘管如此，對於馬士英，或是對於歷史，有兩個問題是應該澄清的。

其一，馬士英並非閹黨。世人往往因為「馬阮」並稱、並傳，就認為馬士英也是閹黨，這是不對的。且不說那時閹黨作為一個醜惡的政治集團已經不存在了，即使閹黨尚存，與其黨中個別人交往，也不該算作閹黨。誠然，推薦、重用阮大鋮，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但也不能說阮大鋮的再用完全是由於馬士英。阮大鋮不但陰鷙險狠，而且頗多才藝，能作詩，會寫劇本，還能談兵。在馬士英推薦他之前，他已與內監有勾結。後又把他寫的戲《春燈謎》和《燕子箋》搬到宮中去演，正投犬馬聲色之徒的弘光帝所好。他上江防之策，弘光還真以為他是將才。就是清流當中，對阮大鋮的看法也分成兩派。阮大鋮閒居南京時，東林、復社名士周鑣、顧杲、吳應箕、黃宗羲、侯方域等人作《留都防亂公揭》，聲討並驅逐他。而從他的詩集來看，同一時期與他宴遊唱和的詩友中，也頗有些東林中人物，如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王思任、楊補等等。他們中間有的是抗清殉難的名臣，有的是未來的遺民義士，以他們的品格，是不可能與閹黨的人交往的。曾發表宣言痛斥馬士英的王思任，認為阮大鋮在逆案中是冤枉的。這些事實說明阮大鋮的再起並非全是馬士英所為。

馬士英推薦、重用阮大鋮，有三個原因：一是報阮大鋮向周延儒推薦自己之恩。二是受了阮大鋮的蒙騙，既然阮大鋮有本事使清流中的部分人同情自己，那麼馬士英也難免受蒙騙。《明史》說南京淪陷後，馬、阮先後逃到嚴州總兵方國安軍中，阮大鋮依然大言不慚地談兵，方國安也真以為遇到了張子房、諸葛亮一樣的人，很高興。而馬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己居惡名，頗以為恨」，看來馬士英後來對薦用阮大鋮一事很後悔，同時也說明當初馬士英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阮的蒙騙。三是拉班子。明末黨爭非常激烈，不擇手段。連東林黨、復社這樣的進步集團，為了實現政治理想和自己的利益，也不惜用不正當的手段，活動被《明史》列入「奸臣列傳」的周延儒再當首相。馬士英以一方鎮帥入主中樞。地位、聲望皆不夠，人閣時就遭到東林黨的激烈反對，即使不反對他的人，心裡也未必服氣。所以他不得不為自己拉一套人馬，湊一套班子，多才多藝而又善於談兵的朋友阮大鋮就成了難得的人選。他可能沒想到這個難得的人才，導致了他的身敗名裂。

其二，馬士英並非漢奸。有的書上說馬士英降清被殺，這也是不實之詞。《明史》記載，南京城破後，弘光帝逃往太平，不久降清，被解往北京處死。馬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為衛，走浙江」。輾轉數處，後為嚴州總兵、曾任貴州大定總兵的舊友方國安收留(後阮大鋮亦至)。但方、馬擋不住清兵的攻勢，不久即敗。二人率殘兵欲投監國於福州的唐王朱聿鍵，唐王不納，又奔入太湖義軍吳易軍中，吳軍敗後為清兵俘獲，斬於軍中。馬士英在生死關頭，沒有像阮大鋮那樣搖尾乞憐、諂媚新主，而選擇了死這條路，好歹為自己保留了一點名節。雖然不能以生死論英雄，但總比做漢奸強。有些史書上說馬士英是降清後又與明軍暗通關係，才被殺的。《明史·馬士英傳》結尾也附了這種說法，聊備一說而已。如果馬士英真是投降的，清朝官修的《明史》大可不必為他掩丑。現代史家陳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說：「惟士英實為弘光朝最後奮戰之一人，與阮大鋮之先附閹黨，後復降清，究大有別。」此論應不失公允。

總的看來，馬士英是有一定才能的，但這點才能做地方大員尚可，主政中樞則不逮。更主要的是由於人品不佳，妄結匪類，誤用奸人，以致釀成大禍，成為罪人。

時間已過去了三百多年，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看當時那段歷史，比當時的人看得更清楚些。黃裳先生在《榆下說書·馬瑤草》中引述了夏完淳的一種觀點。夏完淳認為「史道鄰(可法)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瑤草守已狼藉。不脫豪邁之氣；用兵將略非道鄰所長，瑤草亦非令僕之才」，主張從實際情勢出發，調換一下兩人的職位。黃先生批評說，夏完淳的觀點不能說全無道理，但終是書生的迂闊之見，沒有通盤考慮到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全局，這實在並非一兩個人所能左右的。黃先生的看法很有見地。明朝自嘉靖以降，政治、經濟、軍事乃至社會生活各方面，都已腐敗至極。忠直干臣、禦敵能將，或殺或囚或逐，士氣不振，人心渙散。清兵一入關，就勢如破竹，迅速佔領了半壁江山。連席捲中原的李闖王都沒擋住。危急關頭，弘光朝廷本應革弊興利，齊心協力。以期重振聲威，恢復河山。然而卻是沿襲弊政，把北京沒扯完的皮搬到南京繼續扯。朝臣與朝臣不和，內閣與鎮將不諧，各打各的算盤，各顧各的利益。馬、阮就不說了，東林、復社黨人多是有名節、負人望之士，但又難免帶著偏狹的黨見。先是為反對馬士英入閣，與軍方將領紛爭，後又因阮大鋮再用先後掛冠而去，使得朝中無正人，邪惡勢力恣縱肆虐。只有一個史可法，心懷大局，忍辱負重，督師揚州，而屬下的江北「四鎮」又不怎麼聽他指揮。軍隊多是散兵遊勇，禦敵無能，爭奪地盤、掠奪百姓卻很在行。手握重兵、鎮守武漢的左良玉不顧大局、不思後果，率二十餘萬人東下「清君側」。等等。如此一個局面，怎麼會擋得住清兵南下?馬士英本非相才，即使是諸葛亮、郭子儀在世，怕也回天無力，徒喚奈何。把弘光朝覆滅的責任全推在馬士英頭上，是欠公允的，不符合歷史事實。

馬士英已矣，現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而知道他的人，往往是憑一曲《桃花扇》。《桃花扇》是名劇，但畢竟不是歷史，劇中的馬士英亦與歷史上的馬士英有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