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拓寺

一

一塊木料，如果雕刻成神像，或者刻製成官印把子，顯然就不再是普通的木頭，而是成為令人敬畏的權威符號了。官印把子作為國家權力的象徵物，具有不容違抗的動員力、支配力，自不待言；在迷信人世禍福被某種神秘力量所主宰的前現代社會，神像背後的神靈體系其實也是高高在上的權力者，神－人之間也構成特殊的權力關係，神對人的支配與動員能量未必遜於強制性的國家權力。在我家鄉一帶的鄉鎮、村莊，每逢神誕，必有鄉廟的理事人員挨家挨戶上門收取「丁口錢」，用於唱社戲。你說這錢是村民自願掏的吧，它似乎又帶著某種潛在的威懾力，幾乎沒有一家敢於公然拒絕交錢，即使心底並不那麼樂意。事實上，這已經相當接近政府的稅收了。而我們知道，徵稅權正是權力獲得確認的核心標誌。我想討論的問題是，當神像的權力碰上官印把子的權力，會糾纏出怎麼樣的關係呢。在中國鄉土上，廟堂與廟宇並立，彷彿井水不犯河水，但事實遠非如此。

我們還是從一個發生在清乾隆年間的故事講起吧。晚清學者方浚師所著的筆記《蕉軒隨錄》收錄有這個故事，頗為詳盡（下面援引之文字，除另注出處者，均出之方浚師筆記，不贅注）。

順天府順義縣興周營有一民婦張李氏，因為丈夫得了痰迷症（即癲癇），請了同鄉的李姓婆子（大概是一個民間巫醫）來治病，那李婆子用手按摩，並針扎病處，將痰迷症治好了。張李氏從此與李婆子往來甚密，學習針扎治病之法。後來李婆子身故，張李氏繼承衣缽，將李婆子留下來的鐵鎖鏈盤在頭頂，出外化緣治病。一日走到通州的曠野，因為時值隆冬，風雪交加，迷失路徑，難以行走。張李氏便在雪地上帶鎖打坐。恰好有村民路過，見張李氏舉止異常，便上前盤問，張李氏答道：「在此結緣治病。」消息傳開，很快有人延請她到家看病，張李氏一番按摩針扎，並假唸經咒，居然病即痊癒。自此，附近鄉民共相傳播，多請張李氏治病，往往有驗。

張李氏將行醫賺來的錢，在興周營修了個小廟，給她出家當和尚的兒子居住。因為請她治病的都是鄉野農家，賺來的錢恐怕不足以維持寺廟生計，所以在乾隆四十五年，張李氏將兒子送到京郊的戒台寺受戒。自己也來到京城，在總布胡同泰山庵拜一名法號叫福山的尼姑為師，取法名「了義」，相當於是今天的赤腳醫生進衛校深造。但這時丈夫的病又犯了，她只好返回順義。乾隆四十七年，丈夫病故（李婆子留下來的醫術想來也回天乏術），張李氏再次來京，由師父福山帶至潭柘寺受戒（但未削髮），並在京畿附近的西峰寺住了下來。同住的還有一名叫做濟廣的老尼。

彼時，儘管進京謀生還不用辦暫住證，但「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初來乍到的張李氏因為擔心自己並無道法，不能在西峰寺長久立足，便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燒幾個大疤，含痛忍受，借此行醫化緣。附近居民聞知往視，見她這麼堅忍，似有本事，便一傳十、十傳百，吸引來不少進香的信眾，有得病的居民也慕名上門求治。張李氏採用了一種神秘主義的治病方法，讓病人跪香，自己假唸經咒，為之求神，再給其符藥，居然醫好不少人，漸漸地打響了名頭。張李氏趁熱打鐵，乾脆宣稱自己能入定出神，是「老祖活佛」，而京城以及四外之人也深信不疑，紛紛前往，或求醫問藥、或進香佈施。

可以看出來，張李氏不是一般的鄉野愚婦，她不乏小聰明，又有點小膽識、小野心。從跟李婆子習針扎治病之法、在雪地上帶鎖打坐，到拜福山尼姑為師、自號「老祖活佛」，她成功地使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她具有凡夫俗子所無的神性身份與神奇力量。與其說她是略懂醫術的醫，不如說她是被認為能夠與神靈世界發生密切聯繫的巫。在民間俗信體系建構出來的神－人關係格局中，神是人世禍福的權力主宰，但神靈不言，神的意志與力量需要通過人間的代理人（比如僧尼、道士、巫師）來傳達、顯示，張李氏扮演的便是「神的代理人」角色，這個特殊的身份，使得她可以將信眾對神的敬畏轉化為對自己的頂禮膜拜，成為民間俗信體系內的權力者，儘管沒有掌握官印把子，卻具備動員與支配信眾的能量。這就是傳統社會自發產生、長久存在的「民間權力」。我將其歸入「隱權力」之一種，與正式的、制度化的國家權力相對。

二

但是，妄自尊大的張李氏一定不知道，她正危險地走在帝國的意識形態深水區的浮冰上。隨著「老祖活佛」這個神性身份被更多的民眾崇信，她在權力天平上的份量不再無足輕重，腳底的「浮冰」隨時都可能會突然破碎，給她帶來滅頂之災。老話說，「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老祖活佛」到底還是成了「泥菩薩」。

乾隆五十三年，即張李氏在西峰寺掛單的第六年，鎮守京畿的九門提督綿恩（他是乾隆的寵孫，九門提督相當於首都公安局局長），聽說天子腳下居然有這樣一個門庭若市的寺院，住著這麼一個神通廣大的尼姑，於是派了提督衙門的司員前往西峰寺查探。官府將西峰寺視為潛在的罪惡淵藪，原因之一是這個佛門清淨地如今男女紛至，保不準會做出苟且之事，「於風化有關」；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張李氏「膽敢在京畿重地號稱老祖活佛」，煽惑人心，民間權力威脅到國家權力的安全。

從道理上說，僧尼所代理的「神權」獨立於國家權力體系之外，自成一家；一個俗人出了家，則可以免向官府納稅服役，這也意味著出家之人不用再對世俗權力履行義務。然而，歷代律法均規定，出家必須獲得國家批准、持有官方頒發的度牒，私自出家當和尚、尼姑則要照例治罪；非經禮部批准也不得私建寺廟，違者嚴懲不貸。顯然，官府一直在謹慎地控制著僧侶階層的規模，並向出家人表明：方外世界也不能脫離世俗權力的管轄。

清乾隆後期雖然廢止了度牒制，但皇帝對那些宣稱能夠「交通鬼神」的特殊群體的戒心並無絲毫鬆懈，「來京妄稱諳曉扶鸞禱聖」、「燒煉丹藥出入內外官家」、「燒香集徒、夜聚曉散」、「習天文之人妄言禍福，煽惑人民」，等等，都是當時官府嚴厲打擊的不法行為（見《大清律例》）。乾隆三十三年，即西峰寺事件的二十年前，浙江、山東等地曾經陸續發生「叫魂」案，深居宮禁之內的乾隆寢食不安，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清剿妖人，導致許多無辜的民眾為此付出性命，不少地方官員也因查辦不力丟了烏紗帽。

站在俗世統治者的立場上，對所有非法聯繫鬼神的做法嚴加鎮壓，是完全必要的。首先，在一個敬畏神靈力量的社會中，跟神靈世界的非法聯繫意味著某種舉足輕重的社會動員力量處於失控狀態，是惑亂社會的隱患。其次，在一個標榜「君權神授」的意識形態體系中，神的意志構成了俗世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對神靈世界的失控還將危及俗世政權的意識形態安全。因此，那些「神的代理人」必須受到嚴厲的控制，任何與神靈世界的非法交流都不會被官方允許，就如後世將合法性建立在歷史目的論上的政權，必然要壟斷對歷史的詮釋權。張李氏宣稱自己是「老祖活佛」、「能入定出神」，並且誘引「京城以及四外之人，男女紛紛前往」，顯然犯了俗世統治者的大忌，焉能不引來官府的嚴查？

這一查，果然就查出了問題。

第一個問題：官府查實張李氏並非真正的比丘尼，而是所謂「戴發修行」的野姑子。這類野姑子、假和尚當時被統稱為「應付僧」，是朝廷矢志要消滅的群體。乾隆曾在早年的一道上諭中說這類人「無修持之實，甚且作奸犯科，難於稽查約束」，並勒令他們要麼還俗，要麼領度牒出家。在統治者看來，佛門清規對「應付僧」的約束力太弱，而他們又從事著「交通鬼神」的危險職業，對於俗世政權與社會秩序當然更具威脅性，不可放任自流。

第二個問題：官差在西峰寺中居然搜出兩名二十餘歲的旗裝女子。經查問，一名女子叫雙慶，是大學士三寶家的使女，因三寶的寡媳得病，常到西峰寺求治，拜了張李氏為師，又捐銀一萬五千餘兩修整西峰寺，然後將家中使女留於寺中供使喚；另一名女子叫玉喜，是現任戶部銀庫員外郎恆慶家的使女，也是因為恆慶之妻患病，認了張李氏為師，並捐了二萬餘兩銀子在西峰寺鄰近修一座靈應寺，隨之也將使女施捨給寺廟。野姑子私通鬼神的不法行為牽涉到滿族官員，問題就變得更加嚴重了。一者，朝廷明文規定，旗人未經申報不得私自延請僧道醫治邪病（違者，僧道交刑部正法、受醫者治罪）；再者，掌權旗人的家眷都成了「老祖活佛」的「粉絲」，即意味著野姑子的動員力與支配力已超越出尋常百姓家，滲透進國家權力系統之內了，部分朝廷命官都被牽著鼻子走了。這豈是官府所能容忍的！

第三個問題：官差又從寺中查獲黃金六十四錠，重二百八十兩；白銀二千六百兩；金鐲四隻，重七兩。按照乾隆年間貴金屬對大米的購買力折算，這麼多金銀大約值一百萬元人民幣，放在今天，這張李氏也算得上是一個富婆了。而寺中財物越多，則證明張李氏「煽惑人民」的本事越高，罪過也越大。更為嚴重者，官府還搜出五軸繪著張李氏坐雪、治病等出身源流的畫像，以及黃緞做成的坐褥。五軸畫像是張李氏裝神弄鬼蠱惑人心的鐵證，按大清律例，「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可是絞腦袋的死罪；黃緞坐褥，更證實了她膽大妄為、僭禮犯分之大罪，因為舊時黃色為帝王專用，官吏軍民是不可僭用的。

官府搜查出來的種種罪證，顯示張李氏案絕不是可以等閒視之的小案。一個沒有合法身份的神職人員，自稱是菩薩轉世，能唸咒治病，並獲得遠近百姓乃至部分當朝官員的崇信，還有擅用黃緞坐褥的情節，說其「居心叵測，後患無窮」，似乎也不過分。

因此，提督衙門的官差不敢怠慢，案子是農曆六月二十日開始秘密調查的，二十一日即將涉案的張李氏及其兒子，還有修廟的工匠任五等人（因為張李氏畫像是由任五覓人繪成的）拿解到署。非常的雷厲風行，執法如山。七月份，提督大人綿恩向乾隆皇帝報告了案情，並建議說：「（對張李氏等犯）若不即加懲治，積之日久，恐生不法之事。而各犯所供，多有不實不盡之處，必須徹底審明，盡法究治」，「請旨派大臣會同臣衙門詳審定擬之處，伏候諭旨遵行」。總而言之，此案事關重大，請皇上再派員詳審，將犯人速速定罪。

二

但是，妄自尊大的張李氏一定不知道，她正危險地走在帝國的意識形態深水區的浮冰上。隨著「老祖活佛」這個神性身份被更多的民眾崇信，她在權力天平上的份量不再無足輕重，腳底的「浮冰」隨時都可能會突然破碎，給她帶來滅頂之災。老話說，「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老祖活佛」到底還是成了「泥菩薩」。

乾隆五十三年，即張李氏在西峰寺掛單的第六年，鎮守京畿的九門提督綿恩（他是乾隆的寵孫，九門提督相當於首都公安局局長），聽說天子腳下居然有這樣一個門庭若市的寺院，住著這麼一個神通廣大的尼姑，於是派了提督衙門的司員前往西峰寺查探。官府將西峰寺視為潛在的罪惡淵藪，原因之一是這個佛門清淨地如今男女紛至，保不準會做出苟且之事，「於風化有關」；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張李氏「膽敢在京畿重地號稱老祖活佛」，煽惑人心，民間權力威脅到國家權力的安全。

從道理上說，僧尼所代理的「神權」獨立於國家權力體系之外，自成一家；一個俗人出了家，則可以免向官府納稅服役，這也意味著出家之人不用再對世俗權力履行義務。然而，歷代律法均規定，出家必須獲得國家批准、持有官方頒發的度牒，私自出家當和尚、尼姑則要照例治罪；非經禮部批准也不得私建寺廟，違者嚴懲不貸。顯然，官府一直在謹慎地控制著僧侶階層的規模，並向出家人表明：方外世界也不能脫離世俗權力的管轄。

清乾隆後期雖然廢止了度牒制，但皇帝對那些宣稱能夠「交通鬼神」的特殊群體的戒心並無絲毫鬆懈，「來京妄稱諳曉扶鸞禱聖」、「燒煉丹藥出入內外官家」、「燒香集徒、夜聚曉散」、「習天文之人妄言禍福，煽惑人民」，等等，都是當時官府嚴厲打擊的不法行為（見《大清律例》）。乾隆三十三年，即西峰寺事件的二十年前，浙江、山東等地曾經陸續發生「叫魂」案，深居宮禁之內的乾隆寢食不安，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清剿妖人，導致許多無辜的民眾為此付出性命，不少地方官員也因查辦不力丟了烏紗帽。

站在俗世統治者的立場上，對所有非法聯繫鬼神的做法嚴加鎮壓，是完全必要的。首先，在一個敬畏神靈力量的社會中，跟神靈世界的非法聯繫意味著某種舉足輕重的社會動員力量處於失控狀態，是惑亂社會的隱患。其次，在一個標榜「君權神授」的意識形態體系中，神的意志構成了俗世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對神靈世界的失控還將危及俗世政權的意識形態安全。因此，那些「神的代理人」必須受到嚴厲的控制，任何與神靈世界的非法交流都不會被官方允許，就如後世將合法性建立在歷史目的論上的政權，必然要壟斷對歷史的詮釋權。張李氏宣稱自己是「老祖活佛」、「能入定出神」，並且誘引「京城以及四外之人，男女紛紛前往」，顯然犯了俗世統治者的大忌，焉能不引來官府的嚴查？

這一查，果然就查出了問題。

第一個問題：官府查實張李氏並非真正的比丘尼，而是所謂「戴發修行」的野姑子。這類野姑子、假和尚當時被統稱為「應付僧」，是朝廷矢志要消滅的群體。乾隆曾在早年的一道上諭中說這類人「無修持之實，甚且作奸犯科，難於稽查約束」，並勒令他們要麼還俗，要麼領度牒出家。在統治者看來，佛門清規對「應付僧」的約束力太弱，而他們又從事著「交通鬼神」的危險職業，對於俗世政權與社會秩序當然更具威脅性，不可放任自流。

第二個問題：官差在西峰寺中居然搜出兩名二十餘歲的旗裝女子。經查問，一名女子叫雙慶，是大學士三寶家的使女，因三寶的寡媳得病，常到西峰寺求治，拜了張李氏為師，又捐銀一萬五千餘兩修整西峰寺，然後將家中使女留於寺中供使喚；另一名女子叫玉喜，是現任戶部銀庫員外郎恆慶家的使女，也是因為恆慶之妻患病，認了張李氏為師，並捐了二萬餘兩銀子在西峰寺鄰近修一座靈應寺，隨之也將使女施捨給寺廟。野姑子私通鬼神的不法行為牽涉到滿族官員，問題就變得更加嚴重了。一者，朝廷明文規定，旗人未經申報不得私自延請僧道醫治邪病（違者，僧道交刑部正法、受醫者治罪）；再者，掌權旗人的家眷都成了「老祖活佛」的「粉絲」，即意味著野姑子的動員力與支配力已超越出尋常百姓家，滲透進國家權力系統之內了，部分朝廷命官都被牽著鼻子走了。這豈是官府所能容忍的！

第三個問題：官差又從寺中查獲黃金六十四錠，重二百八十兩；白銀二千六百兩；金鐲四隻，重七兩。按照乾隆年間貴金屬對大米的購買力折算，這麼多金銀大約值一百萬元人民幣，放在今天，這張李氏也算得上是一個富婆了。而寺中財物越多，則證明張李氏「煽惑人民」的本事越高，罪過也越大。更為嚴重者，官府還搜出五軸繪著張李氏坐雪、治病等出身源流的畫像，以及黃緞做成的坐褥。五軸畫像是張李氏裝神弄鬼蠱惑人心的鐵證，按大清律例，「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可是絞腦袋的死罪；黃緞坐褥，更證實了她膽大妄為、僭禮犯分之大罪，因為舊時黃色為帝王專用，官吏軍民是不可僭用的。

官府搜查出來的種種罪證，顯示張李氏案絕不是可以等閒視之的小案。一個沒有合法身份的神職人員，自稱是菩薩轉世，能唸咒治病，並獲得遠近百姓乃至部分當朝官員的崇信，還有擅用黃緞坐褥的情節，說其「居心叵測，後患無窮」，似乎也不過分。

因此，提督衙門的官差不敢怠慢，案子是農曆六月二十日開始秘密調查的，二十一日即將涉案的張李氏及其兒子，還有修廟的工匠任五等人（因為張李氏畫像是由任五覓人繪成的）拿解到署。非常的雷厲風行，執法如山。七月份，提督大人綿恩向乾隆皇帝報告了案情，並建議說：「（對張李氏等犯）若不即加懲治，積之日久，恐生不法之事。而各犯所供，多有不實不盡之處，必須徹底審明，盡法究治」，「請旨派大臣會同臣衙門詳審定擬之處，伏候諭旨遵行」。總而言之，此案事關重大，請皇上再派員詳審，將犯人速速定罪。

四

張李氏的故事可以結束了。不過，我還想再講另一個尼姑的故事。故事出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官場現形記》雖是小說家言，但所記「多實有其事，並非捏造」（晚清人孫寶語），至少反映了一種歷史的真實。

故事比較簡單：京城前門內有個庵子，當家的是一個法號叫「鏡空」的尼姑，因為結識了不少達官貴人，還有一位公主拜在她門下為徒，經常出入宮禁，所以頗有些勢力，能通過影響皇室的意見，進而影響官員的仕途命運，在京城的權力圈子內，算是一個「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人物。這個鏡空也恃著與權貴親近的關係，乾脆做了出入權門、替人關說的官場掮客。那些進京求官的、托人說項的人曉得她的來歷，就想走她的門路，圖個近便。而對這「不正之風」，都察院的御史們（檢察官）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敢具折糾參，因為鏡空的後台硬，「說了非但無益，反怕賈禍」。有一個送部引見（即授官前由吏部引領覲見皇帝）的賈姓河工總辦，原來想托她這個門路謀個肥缺，可是找不到庵子所在，只好委託另一夥掮客打點關係，結果銀子嘩啦啦地花個精光，美差卻如竹籃打水一場空。假如當初走了鏡空尼姑的門路，說不定就如願以償了。

出家人鏡空顯然不能算是政府要員，卻能左右官場人事，可以說，她實際上掌握著某種「隱權力」。但請注意，鏡空的隱權力與張李氏的隱權力又大不相同。如果說張李氏的隱權力由其（假冒）「老祖活佛」的（偽）神性身份所產生，具有令俗世統治者寢食難安的獨立合法性來源，那麼，鏡空的隱權力則來自其與當朝權貴的親密關係，是依附在俗世權力系統內部的寄生物，一般而言，不會對帝國的意識形態安全構成威脅。而這，也是張李氏最後被絞了脖子而鏡空卻能平安出入權門的隱秘原因。

放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張李氏與鏡空不過是無足輕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她們的際遇卻透露了一點歷史的奧秘——千百年來，我們的祖先曾經製造了數量龐大的神靈偶像，甚至還創造出一個非常複雜、完備的神靈譜系，然而，我們始終未能發展出一套與俗世政治平行的神權系統，恰恰相反，中國人的神靈世界以及眾神在人間的代理人一直受到俗世權力的嚴厲管制。一個將權力合法性建立在神靈意志上的俗世統治者無法證偽上蒼對於人間的主宰權，卻可以通過控制神的合法代理人、消滅神的非法代理人，從而將上蒼的神權改造成為俗世政權的附庸和裝飾品。張李氏非法充當神的代理人，結果被殺掉了；鏡空結交權貴，結果成了官場權力交易的代理人。

現在，我們可以來回答本文開篇提出的問題了——神像所指稱的權力，即使能夠獲得民間信眾甚至部分政府官員的尊奉，也不可以脫離官印把子的管轄，否則，官印把子就會將神像砸成爛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