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5年的《馬關條約》簽署時，日方代表伊籐博文詢問中方代表李鴻章，為何他十年前就已聽說的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卻沒有任何效果。後者回答說，中國的事情受傳統束縛太深，他根本無法按願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戰前夕，海軍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學日本海軍將軍伊籐的信，他即將的對手寫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國曾處於何等的困境之中，我們是如何努力擺脫眼前的困難的，我們拋棄了舊體制，接受了新體制。貴國也應該接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會好起來，否則只有垮台。」

甲午戰爭的失敗激發起一代人的變革或革命熱情。康有為、梁啟超試圖將光緒塑造成另一個明治，而孫中山則相信推翻滿清政權是唯一出路。傳統觀念認定，在譚嗣同就義時，變法即宣告失敗，而自1895年的恥辱以來，日本的侵略行徑就激起國人仇恨，並在1937年達到高峰。但在美國學者任達眼中，1898-1910年卻是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變遷的革命性十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本質意義上，新政府仍沿襲了清末的憲政革命，百日維新所推行的種種措施也並未因六君子的遭遇而夭折。而日本在這一連串千年未見的社會革命中，充當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僅僅的對手。正如任達所說，在「黃金十年」間，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設性而非侵略性的」。這一段常常被遺忘的記憶，充分說明了中日關係的複雜性。

從1895年至1898年，中國對日本態度轉變的戲劇性程度，與明治維新後日本對於西方的態度頗類似，失敗激起的學習慾望壓倒了簡單的民族情緒。日本人從英、美、德、荷獲取不同的幫助，而中國人則發現，比起西方，日本是一個更親切、易模仿的國家，日本的傳奇崛起歷程贏得的尊敬超過了它的侵略所致的傷害。而在表面的大規模西化之後，至少在相當一部分日本人內心深處仍相信，西方才是他們一爭高下的對手，而中國則是值得幫助的亞洲夥伴。我們相信，在這「黃金十年」中，日本對於中國的幫助有著實在的利益考慮，它希望在軍事與非軍事領域都能影響這個龐大卻病弱的夥伴。這其中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純粹友誼的色彩。

周氏兄弟持續一生的對日本的親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學生的共同情緒。1898-1911年間，至少有2.5萬中國學生前往日本，歷史學家馬裡烏斯·詹森甚至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除了令人窒息的被輕視感和郁達夫在《沉淪》中描述的以性為代表的苦悶感之外，他們還呼吸到一股與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鮮空氣，「日本政治之善，學校之備，風俗之美，人心之一」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還為這些青年提供了瞭望世界的窗口，魯迅對於西方小說的理解很大程度源於日本翻譯版本。這群知識分子移民在1911年後，成為中國舞台上最活躍的元素之一，他們翻譯日本書籍、教學，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國教育機構。而中國最早一批軍事領袖也同樣受惠於日本的教育，從蔡鍔、閻錫山、李烈鈞到蔣介石。蔣介石對於日本的軍事訓練顯然受益不淺，多年後他希望通過黃埔軍校為中國軍官提供類似的培訓。

自1901年後，除去文化與軍事領域，中國人還參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與監獄系統，這種改革同樣進入了司法領域，變革派大臣甚至準備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因為只有這種方式能夠更好地保存王權。在向立憲政府行進的進程中，1909年設立的各省諮議局已開始影響政府，一年後，政府又開始受到新設立的資政院的限制。但自始至終，清政府拒絕給予改革派與地方勢力更大的權力空間，支持漸進改革的勢力感受到了強烈的不被信任感。

辛亥革命保證了中國不可逆轉地朝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卻並非這一切改革的真正推動力。孫中山的軟弱無力與袁世凱當政後的繼續改革，充分體現了1898-1910年間的既激進又漸進改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的原動力則很大程度來自於日本的榜樣作用。

中日關係專家普遍認為，1972-1989年是中日復交後的一個黃金時代，因為一個背負負罪感的日本通過實際行動幫助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在1989 年之後，尤其是中國經濟的快速上揚，使日本人感受到中國的威脅，同時雙方都無法尋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來處理戰爭的創傷。日本在20世紀的中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但我們必須承認，即使這兩個國家都在進行著振振有詞地相互指責，在更深層的脈絡上，它們仍有著千絲萬縷不可割斷的聯繫。仇恨從來不僅僅是仇恨，它蘊涵著更豐富的元素。也因此，盡量減少偏見，更全面地審視中日兩國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彌足珍貴的意義。我們在不斷提醒自己1931-1945年那段令人憤怒的歷史外，也同樣應反思1898-1910年那個「黃金時代」。在任何時代與任何國家，仇恨都不能解決問題。喬治·華盛頓在200年前的表達仍正確無比：「一個沉湎於對其他民族充滿愛慕或仇恨情緒的民族，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奴隸，也就是這種愛慕或者仇恨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