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日趨嚴峻的反革命形勢，躲避隨時都可能發生的搜捕，陳獨秀與秘書黃文容搬出了中央機關「61號」，在武昌另租房子秘密居住。每天還與國民黨重要人物見面，一個人綜合多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臨睡前口授黃文容記下，並複寫或油印，發給黨內重要同志。從國民黨要人身邊報告上來的消息表明，事態似乎越來越嚴重，汪精衛竟然叫喊著要以共產黨員的鮮血去換取蔣介石的諒解。

時局的艱險，政治上的失落，他的心情十分沉重。隱居的日子裡，他終日沉默寡言，苦思冥想，常在屋裡徘徊。

在國共合作瀕臨破裂的緊急關頭，莫斯科終於有了明確的指示。5月30日，一文緊急指示從蘇聯向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和羅易發來。指示明確，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充實在土地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新領導人；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成立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輕信汪精衛的羅易為了取得他的信任，竟將來自莫斯科的極其重要，應當嚴格保密的「五月緊急指示」讓汪精衛看，私自做主以爭取他的支持。汪精衛看過後苦笑著對羅易說：「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條都不能實行，因為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但他表面裝得不屑一顧，心裡卻暗暗吃驚，羅易又在第二天給汪精衛送去了一個副本。這留下來的本子成了汪精衛後來「分共」的重要證據。正如一些人所說，這些指示內容意味著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戰爭。羅易還要挾汪精衛說，如果不配合執行指示，就同國民黨一刀兩斷。

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周恩來報告了羅易私自向汪精衛透露國際指示的消息，所有人都怔住了。鮑羅廷向共產國際報告了事故實情，共產國際立即來電免去了羅易的代表資格。

但此舉不僅沒有拉住汪精衛，反而促使他加快了分共步伐，反共日趨公開化。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也已經清晰得知道，武漢國民政府是難以挽留了，這就意味著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巨大失敗。意味著斯大林派的中國革命方針遭到了破產，給它的反對派托洛茨基派留以攻擊的口實。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無論如何也不能由共產國際承擔。

1927年6月下旬，共產國際訓令中國共產黨批判機會主義錯誤，改組中共中央，調回鮑羅廷。有些國際代表表示：「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領導權。」這個訓令被鮑羅廷扣下來秘而不宣。

7月12日，鮑羅廷才公開了共產國際「訓令」。根據該「訓令」改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為成員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兼常委。正遭受失子之痛的陳獨秀被停職，「不再視事」。鮑羅廷建議陳獨秀到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被他拒絕。他說：「我所受國際機會主義的訓練已經受夠了，以前因為接受國際意見，而做了許多錯誤。」

此時的陳獨秀已經有職無權，在極度彷徨的心態下，他向中共臨時中央致函，要求辭去總書記職務。理由是：「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陳獨秀提出辭職，他不願再做主要領導人。事實上，為了維護自己權威的共產國際也不會再讓他當總書記。不僅如此，他要經受的更大衝擊還在後頭，因為共產國際要弄出一個結果來阻塞托派的口舌。

1927年7月15日，寧漢合流後的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分共」會議，正式決定同中國共產黨決裂，在「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口號下，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血腥大屠殺。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文章摘自《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作者：張寶明 劉雲飛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