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格拉布和關塔那摩灣——對很多人來說，這兩個名字已經等同於美國審問者所進行的酷刑和人權侵犯。2009年1月，巴拉克·歐巴馬入駐白宮時，計畫擦掉這種行為留在美國形象上的污點。此年間隨後設立的高級嫌犯審訊組（HIG）的目的之一就是無暴力審問並採用「已被科學證明有效的」技巧——但並未說明這些技巧。

　　這看起來是個崇高的目標，但稍微細心點就會產生很多疑問。科學能夠證明審問技巧有效麼—如果能，那怎麼證明？對於那些被逼問佔領的思想，停止肉體折磨有什麼影響呢？並且，關鍵的是，到底有沒有一種審問技巧可以被證明既有效又人道？

　　過去，美軍使用一套包括19種經認可的審問方法。這套方法在美軍戰地手冊2-22.3（Army Field Manual 2-22.3）中列明，其中明令禁止威脅或者逼問。2001年9月11日對紐約和華盛頓的襲擊後，喬治·布希政府決定改變現狀。所以，法律咨詢過後，起草了對被審問者施壓的新方法。這些新方法多年來都是保密的，但是最近我們已經瞭解到審問者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美軍基地關塔那摩灣及其它地方所使用的技巧。

　　舉個例子，穆罕默德·卡赫塔尼（Mohamed al-Kahtani）事件在2006年3月被公之於眾，披露他連續數周每天只有4小時睡眠，這些睡眠還會被打斷，長時間被迫扭曲身體，刺耳的音樂，寒冷和酷熱，以及各種各樣的羞辱—包括被像狗一樣的對待，甚至在一個模擬生日宴會上，在卡赫塔尼面前上演了他和奧薩姆·本·拉登性行為的木偶表演。

　　一種叫做水刑的審問技巧也很普遍。它是讓審問對像經受溺水的感覺。宣稱對9/11襲擊負責的哈立德·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僅在2003年3月就被施以180多次水刑。

　　這些審問技巧或者它們加在一起算不算酷刑呢？1984年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84 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也不怎麼清晰了。酷刑和酷刑之間有所區別—「不論肉體還是精神上的，任何有意施加於他人的並造成嚴重疼痛或者折磨得行為—以及「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CIDT）」。這一區別可能反映出一個概念，就是在指甲下面插釘子或者拔掉牙齒某種程度上劣於例如，蒙住雙眼和帶頭罩，被迫裸體，隔離，羞辱，被迫扭曲身體，或剝奪睡眠和光明。

　　但是聯合國公約非常明確：酷刑和CIDT都不合法。或者這一區別根本不重要，因為從對受害者所造成的長期有害影響來說，做出什麼選擇都一樣。

　　以其他名義的酷刑？

　　在過去的10年中，門汀·巴索格羅（Metin Basoglu）成為調查肉體酷刑和CIDT所造成的心理傷害方面的重要人物。他是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行位研究及治療中心（Istanbul Centre fo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的主任。通過研究幾百名經遭受過全世界不同政權逼問的倖存者，Basoglu有了清晰的答案。「酷刑和嚴厲審問之後，最普通的精神狀態是創傷後壓力失調（PTSD），隨後是絕望和其他焦慮症，」他說到。

　　作為研究中的一部分，巴索格羅比較了肉體上的酷刑產生的影響和CIDT的影響。2007年的研究涉及到與279名遭受酷刑和CIDT的倖存者的結構化訪談。這項研究是和來自倫敦精神病學院（Institute of Psychiatry）的瑪利亞·裡瓦諾（Maria Livanou）和來自茲韋茲達拉醫療中心（Zvezdara Clinical Centre，位於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的卡瓦塔納·科諾巴裡克（Cvetana Crnobaric）共同進行的。受訪者被詢問到他們的經歷，並把他們後來的痛苦感和無助感劃分等級。對每位受訪者的精神健康都進行了醫療評估。其中3/4的受訪者在磨難後都經歷了PTSD，15%患有其他焦慮症，17%產生過絕望。CIDT和肉體上的酷刑對心理的重創幾乎相同。

　　巴索格羅對研究結果並不特別驚奇。他說，重要的是受害者對酷刑流程所感受到的不可控制性、不可預測性和壓力感。這一點可以從早些的研究中看出。這項研究中，55名土耳其政治活動家平均經受了23種酷刑，其中只有33%出現了PTSD症狀。巴索格羅相信這個相對低的百分比反映出在面對逼迫審問時，這些政治活動家比普通受審者在思想上做了更多準備。他說，就是這些準備提供了對酷刑的控制感，也就減少了所造成的痛苦。

　　去年，巴索格羅發現與CIDT相關的創傷有著更深遠的兩個方面，加大了心理創傷（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 79, p 135）。他對432名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的酷刑倖存者進行了研究，顯示出同時運動多種審問技巧時—例如帶頭罩的同時要裸體扭曲身體—每種技巧的影響都增加其他技巧產生的影響。此外，他還發現CIDT在一段時間後還會有持續影響，並充滿著它所帶來的無助感。Basoglu稱，這意味著討論哪種CIDT算是酷刑已經是毫無意義的了，因為不能按照文中所使用的定義來切分總體的創傷進行逐個判斷。

　　這項研究還表明經受CIDT的人患長期精神疾病的風險比只經受肉體折磨的人要高。巴索格羅暗示這可能因為酷刑激發受害者身體釋放一種止疼的類罌粟成分，如果連續處於疼痛中，這一釋放過程會觸發的更迅速。受害者經常說，等待酷刑要比酷刑本身更糟，他們描述等待過程中會有身體的麻痺。

　　另外還有一種解釋是「認知脫離」的無意識戰略。正常來說，威脅會觸發回擊的反映，但是對於正在受審的人來說，既然沒有任何選擇，那麼就通過把意識與現實脫離來試圖逃離現實。在正常生活中，受害者的情緒、思想、自我感和記憶是有條理聯繫在一起的，遭受酷刑時奇怪的分離了。

　　處理短時間強烈的肉體痛苦，這可能是很有效的戰略，但是，把如果用於回應來自CIDT長期和累積痛苦，那麼它有潛在的災難性。遭受到肉體虐待和性虐待的人群，例如兒童，反覆的創傷產生脫離現實的經歷，這可能引發脫離日常生活的趨勢。長期受創傷的受害者經常以不真實、扭曲的方式，感覺到脫離自我，只感受自己內心的經歷和現實。逃離感是PTSD的先兆，發展極端可以引起失憶和認同障礙，例如多重人格障礙。

　　如果逼問和酷刑能造成如此長久的心理損害，那麼清除軍事審問技巧的行動在道德領域是絕對公正的。但是，拒絕在阿布格萊布和關塔那摩灣所使用的此類CIDT還有另外的原因：這些技巧可能並不能非常有效的獲得準確信息。

　　認為逼問有效，這個觀點是建立在未經測試和不能自圓其說的框架之上的，肖恩·奧瑪拉（Shane O'Mara）表示。他是愛爾蘭都柏林聖三一學院神經科學學院的主任。從表面上看，逼問模式的審問看起來就像是常識：審問者想知道消息，受審者在堅持，不想把消息說出來。審問者用壓力迫使受審者的防線崩潰，他就會吐出所需的信息。「可以看到這種模式在電影和電視中不斷出現，例如『24小時』」 奧瑪拉說到。

　　認為逼問有效，這個觀點是建立在未經測試和不能自圓其說的框架之上的。

　　但是，事實是怎樣還是個疑問。奧瑪拉說，「據我們我瞭解，在極度壓力下，精確記憶起信息的能力會嚴重受損」。例如，對軍人的研究顯示被控制的睡眠、食物和溫度都嚴重影響了記憶，甚至是在他們想供出信息的時候。

　　在最近的論文中，奧瑪拉列出了問題所在。酷刑和CIDT都使壓力荷爾蒙，如考的索和兒茶酚胺湧入大腦，它們都有潛在的深遠影響。特別會影響到三個區域：海馬體，它對提取長期記憶至關重要；杏仁核，它構成部分恐懼網絡；以及大腦前額葉。在逼問過程中很容易形成對這三個區域的干擾，特別是當此類審問持續數周或數月。

　　此外，長期壓力還會造成虛假記憶的形成，這些記憶是基於審問者提供的信息和設想的事實。這種現象在心理術語中被稱為虛構症，已經在大腦前額葉紊亂的人群中發現。「這些人並不是不斷的捏造事實或撒謊，」 奧瑪拉說到。「而是他們不能區分真實的記憶和那些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的經歷。儘管虛構症在酷刑受害人群中的出現更為不確定，但它是明顯可能的。」

　　勸說的科學

　　一名駐伊拉克的前美軍審問者，化名馬特魯·亞歷山大（Matthew Alexander）確認了奧瑪拉的觀點。「要使審問有效，必須削弱受審者的抵抗，不論肉體上還是心理上，這是一種錯誤心態，」他對《新科學家》表示。「我從沒見過什麼強硬手段見效。每次使用它們時，受審者都保持沉默，好像他們害怕一旦說了什麼，就會加重所受壓力。」

　　歐巴馬政府的HIG應該取得方向上的改變。上個月，國家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向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表示，HIG將研究審問恐怖主義嫌疑犯的合法的和人道的方法。這很理想化，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據蘭迪·布拉姆（Randy Borum）所說，目前證明某種審問技巧效果的證據還是很少。他來自位於塔帕的南弗羅裡達大學。他的研究興趣包括恐怖主義者心理。

　　布拉姆相信前面的路可能需要從社會心理學和談判理論中學習，兩者都可以提供見解來找到一些方法，而通過這些方法可以找到通過影響和勸說而不是逼問來得到信息。例如，在學習談判時有節關鍵的課程是談判能否成功依靠於你是否能按實際情況採取策略。他表示「這更好的解釋了什麼樣的策略和方法最有可能對何種人群，何種結果，在何種情況下最有效。」同時，社會心理學家表示通過施壓來改變人的思想通常取得反效果：這使他們更拒絕改變。可能有非逼問的方法來處理抵抗，布拉姆表示，這些方法可以適用於審問場景。亞歷山大從中看到了價值。他說到，「從其它領域獲取知識並應用到審問中去，這點非常重要。」

　　更好的理解審問心理學，取代過去使用的逼問的手段，很明顯這已經是迫在眉睫了。「從長期看，通過逼問並不能阻止恐怖主義襲擊，」亞歷山大說，「實際上我們製造了更多的襲擊。」

　　飽受折磨的心理

　　PTSD是酷刑和其他形式逼問所造成的最普遍的心理負面作用。PTSD已經和大腦中兩個區域的非正常變化聯繫在一起了：杏仁核區域活動增加，它在恐懼反映中有確定的角色；海馬體的萎縮，它對長期記憶的儲存和提取至關重要。

　　這些變化幫助解釋了PTSD的共同特徵，包括週期性的、干擾的、痛苦的閃影和夢境，不能回憶起創傷的重要方面，高度緊張和恐懼。「對創傷的回憶通常引起當下正在經歷創傷的閃影，而不是過去在其他地方經受過，所以造成巨大痛苦，」來自於德國康斯坦茨大學神經心理學家托馬斯·艾爾伯特（Thomas Elbert）表示。

　　當中的某些問題可能由大腦額葉皮層的改變造成。額葉皮層包含處理語言和調節情緒回應的區域，並且和海馬體和杏仁核有廣泛聯繫。

　　第一次對酷刑後患PTSD的患者進行的神經成像研究中，艾爾伯特和同事檢測了額葉皮層中非正常的慢波活動—可以擾亂神經功能。這解釋了酷刑倖存者為什麼不能清晰表述他們的經歷，為什麼不能去除他們經受的創傷所造成的恐懼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