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出的房屋台基 

 

 

出土的陶器 

 

 

屈家嶺文化晚期的甕棺藏

 

    沒有人會想到，湖南澧陽平原上一個規模巨大的土崗，竟然是6000年前的神秘古城！考古發掘隊在多年的挖掘中不斷有新的發現：古城歷經4次築城，形成了系統防禦，成為南方古代築城史上的驚人之作。不僅如此，這裡還發現了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稻田，並由此啟發了稻作農業起源於中國長江流域的全新角度，成為城頭山考古發掘中的重要收穫之一……這座目前國內考古發掘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城址，不止一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城頭山古城遺址有8萬多平方米，目前只發掘了 6000多平方米，依據目前的考古發掘速度，全部發掘完畢至少需要200年的時間，古城中更多的秘密和更加驚人的發現還將繼續。

 

    □1979年7月27日，在湖南澧縣車溪鄉南嶽村，剛剛結束一次鄉下的文物調查工作之後，澧縣文化館文物考古的曹傳松和同事王本浩正在返回縣城的路上。就在他們轉過一片樹林後，突然，一座高高的土崗吸引了曹傳松的注意：在廣闊而平坦的澧陽平原上，一般情況下是很少能見到如此大的高崗。直覺和經驗告訴他，也許這下面極有可能會隱藏著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

    第二天一早，由於工作纏身，曹傳松就讓王本浩再去一次南嶽村，到那個高崗上仔細察看一下。

    王本浩不虛此行。他帶回的消息讓焦急等待中的曹傳松興奮異常，王本浩說這個高崗圓圓的，有很多的文化層和陶片。

    迫不及待的曹傳松再次趕往了南嶽村。

    曹傳松從村民家裡借了把鋤頭，在高崗的西南角找了一個自然的土坡，然後開始慢慢地掏挖表土，只挖了一小塊兒，就發現這裡的土層並非自然形成，像是人工翻動過的，似乎還有夯築過的痕跡。這個發現讓他心中為之一動。

    曹傳松又換了幾個地方繼續去挖，結果卻令人頗感意外：這裡的土層土質竟然與墓葬封土堆的類型極其相似！

    □村裡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這位老人提供的線索令曹傳松更加感到震驚。

    原來，這裡的地名叫城頭山，相傳很久以前，這片高崗之上曾經建過一個都城，有東、西、南、北四個門，什麼年代已經說不清了。

    當時，湖南境內還沒有發現過一座古代的城址，如果城頭山這座古城是確鑿無疑的話，那將是一個驚人的發現。

    欣喜異常的曹傳松立即打電話把這個情況向省博物館考古部作了匯報。

    何介鈞是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時任湖南省博物館考古部的負責人，在接到曹傳松的報告後不久，就專程來到了澧縣城頭山。

    何介鈞和曹傳鬆開始分別在高崗的不同位置進行散點式的初步探測。

    他們發現，在高崗不同區域的水平層面大致都可以找到相同的歷史文化層，說明這片土崗應該是一個整體。然而，隨著深度不同，土質卻開始發生變化，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表現出來。

    顯然，墓葬是不具備這種特點的，只有經歷歲月變遷的城址才可能有這樣的特徵，探測的結果強化了他們對城址的判斷。

    □一天，高崗下的水塘忽然引起了曹傳松的注意，來去多少次了，眼前的水塘還是原來的那個水塘，這一次他卻感到了不同：這似乎不僅僅是個養魚的水塘，很可能是和古城配套的一項工程，是一項重要的工程！

    曹傳松沿著高崗外圍走到了水塘的盡頭，殘牆下是南嶽村生產隊長鄒先民家的一片稻田，曹傳松決定找他瞭解情況。

    鄒先民告訴曹傳松，開闊的水域並非是專門挖開的水塘，從他記事起就是現在的樣子，而且是環繞著這片高崗的。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他曾經帶領村民把東面和南面的水塘填平，改造成稻田，只留下了西北的一片作為魚塘之用。

    鄒先民的解釋立刻解開了曹傳松心中的疑惑，同時也印證了自己的判斷，曹傳松說：當時自己就很敏感地感覺到，這個水塘就是護城河。

    城外的水塘可能就是原來的護城河，夯土的城牆和寬闊的護城河共同構成了古城的防禦體系，顯然這是一種比較成熟的築城思路。

    儘管城頭山作為古城遺址得到初步確認，但是，由於發掘城址相當複雜，更重要的是缺乏經驗，發掘計畫被謹慎地擱置下來。

    一座初現端倪的古城隨即被時間的塵埃掩埋了，那些高崗下令人期待的秘密又陷入沉睡之中，它們在等待著甦醒的一天，而這一等就是12年。

 

    □1991年10月下旬，由於工作的原因，何介鈞再次來到了城頭山。曹傳松借這個機會又提起了研究城頭山的事，希望能對古城作一個小型調查挖掘，以便為今後的研究尋找一些線索。何介鈞欣然同意。

    他們首先選點對古城的範圍進行測量，結果卻對城的年代產生了疑問。

    何介鈞介紹說：這個城是圓形的，不大可能是戰國時期的。很多戰國城都是方形的，這個城很可能比戰國早，當時想是否是商代的城。

    隨後，曹傳松與另外一位專家展開了試驗性挖掘。他們選擇在城牆的西南轉角處，順著一條橫跨城牆的小道規劃了一條長19.5米、寬 1.5米的探溝，然後開始向下挖掘，這樣就可能判斷出築城的年代和城牆建造的方法。

    他們很快發現了石家河文化的地層，古城的年代遠遠超越了過去的判斷。

    石家河文化是長江中遊地區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因發現於湖北天門石家河而得名，距今約3800年到4600年，雖然當時是原始社會，卻進入了典型的酋邦社會，其時在中原地區則已掀開了夏代奴隸社會的歷史。

    城頭山發現大量的石家河文化的陶器顯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誰都沒有料到的。

    就在大家興奮不已的時候，探溝底部又發現了另外一種類型的陶器，這種陶器泥質薄胎，以黑陶、灰陶為主，多為素面陶，器形包括高領罐、雙腹豆等等，而這些特徵和石家河文化的陶器截然不同，是典型的屈家嶺文化中期的黑陶簋。

    屈家嶺文化因在湖北京山屈家嶺發掘而得名，同樣是長江中遊地區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代表，但它的年代卻要早於石家河文化數百年，距今約4600多年至5300年，比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還要早200年以上。

    由於出土的陶器均為屈家嶺文化中期的典型器物，代表的年代為4800年以前，而它們所屬的地層又直接疊壓在城牆的內坡上面，說明古城建造的時間大致與此相近，城頭山立刻成為當時國內已經發掘出來的最早的一座城址，一年後即被評為199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1992年10月中旬，何介鈞率領考古發掘隊正式進駐城頭山，大規模考古發掘的序幕拉開了。

    為了繼續揭示城頭山築城的真實情況，何介鈞要求在繼續清理西南探溝的同時，從古城的東、南兩面由內到外又分別開挖了兩條探溝，穿過城牆延伸到了護城河，因為他很清楚，光靠西南城牆一處是不能完整揭示整個築城情況的。

    就在對城牆西南探溝進行清理的過程中，考古人員突然從牆基中段又發現了一個新的文化層，從中出土的陶器則是另外一種屈家嶺的典型黑陶，它代表的年代是距今 5200年到5300年，比傳說中的黃帝時期還早二三百年！

     1996年12月，當西南城牆探溝剖面完全清理出來後，一個讓人驚詫的畫面出現在考古人員面前：一道寬 8至10米、殘高2米的牆體外坡竟然與大溪文化早期的壕溝內坡連為一個整體，由於在大溪文化土層下是完全的原生土層，城頭山的歷史上限也最終定格在大溪時期。

    大溪文化是長江中遊新石器晚期文化的較早代表，最早發現於四川巫山的大溪，距今有5300年至6500年的歷史，當時的社會已經開始出現了貧富分化。

    隨即，考古人員在大溪城牆裡發現了一個過去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灰坑，裡面出土了大溪文化的粗泥釜和紅衣粗弦紋陶器，經碳14測定約有6000年的歷史，因其包裹在第一期城牆的土裡，顯然築城的時間不會晚於這個時間，也就是說，城頭山古城的歷史起碼達到了6000年！

    基於幾處城牆剖面的整體分析，城頭山築城的歷史暴露無遺：它的第一次築城是在大溪文化早期，距今約6000年；第二次築城是在大溪文化三、四期，距今約5500年；第三次築城則是在屈家嶺文化早期，距今有 5300年；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築城是屈家嶺文化中期，距今 4800年。由於城牆頂面只有石家河中期文化層，表明此時古城已逐漸廢棄。

    專家們認為，最早築城時並沒有護城河，而是在城的四周挖了壕溝，挖出的土用來夯築城牆。第一期的城牆大概只有1米多高，牆基寬 10米左右，但壕溝的深度有2米多深，這樣，城的防禦高度就達到了4米。第二次築城，城的高度基本沒有變化，城牆向外擴展。第三次築城，頂面仍與以前在一條平行線上，但牆基大大地向內外兩個方向加寬，同時在環壕中放滿了水，形成了目前看到的護城河。而第四次築城工程最為浩大，主要是向城內方向大大加寬，這時城牆的頂部已加寬至13米，城牆的底部也達到37米以上，再加上城外平均寬 35米的護城河，這樣的防禦在當時應該是極其堅固的了。

 

    □ 6000年前的城頭山可能已經進入父系氏族早期階段，大概處於部落聯盟的時候，國外則稱為酋邦，澧陽平原上分佈著眾多部落，而各個部落的發展水平差異很大。

    面對來自其他部落掠奪的威脅，年輕的部落酋長作出了一個令所有人震驚的決定，聚積全部男人挖溝築城，藉以保障部族生命財產的安全，一項史無前例的龐大工程由此開始，而其後繼任的酋長又不斷在原來的基礎上，構建起更為堅固的防禦。

    經測定，古城為圓形夯土築成，內圓直徑為315至325米，城內中心點海拔近 47米，較城外平原高出 3.6米，城內面積約8萬平方米，護城河寬窄規整，寬度平均為35米。

    憑借這個驚人的發現，城頭山在1997年第二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歷經5年時間，何介鈞率領的考古發掘隊伍終於解開了高崗下的秘密，城頭山成為了目前中國最早的一座古城遺址。

    然而，就在確定城頭山古城年代的過程中，令人震驚的消息又從城內其他發掘區域相繼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