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日本以朝鮮問題為借口向清政府宣戰，這是一場日本蓄謀已久的戰爭。戰爭的結果導致了中日兩國命運的改變：勝利者邁入了近代列強的行列，但之後日本帝國的野心不斷膨脹，最終走上了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而失敗的一方不僅承受割地賠款之辱，且剛剛開啟的近代化進程亦被攔腰打斷。當時清政府號稱亞洲第一大艦隊的「北洋水師」，彈指間檣櫓灰飛煙滅。

　　如今，中日兩國又站到了歷史新一輪的起跑線上。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挑釁，以及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不斷地發出戰爭言論，中國人腦海深處的歷史記憶被激活。

　　歷史不能假設，但可能會重演。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但卻也有驚人的相似性。

      歷史告訴中國 日本具有危險基因與帝國衝動

　　甲午一戰，大清輸在掉以輕心，輸在尾大不掉;輸在老大帝國的傲慢上。一百多年後的中國，國力已經恢復到一定的強度，但同時，如何面對近鄰日本的難題又一次擺在了中國的面前。而半世紀多以來貼有二戰戰敗國標籤的日本，有一些右翼分子則再次期待一場新的衝突或戰爭能讓日本走上所謂正常國家道路，還能再次打亂中國的崛起進程。

　　119年後，再回首甲午戰爭，對中日兩國都是必要的。119年後，再回首中日之間的那場戰爭，觸碰的是中國人百年來內心最深處的創傷，但痛楚、恥辱、憤怒、遺憾之外，還應有更多的思考……

　　1840年鴉片戰爭後，大清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處境，歐美列強又開始覬覦日本。這才使當時的日本上層覺得，如果不建立近代化的國家觀念，把這些島子、藩邦攏成一體，即使是四面環海的日本，也將會很快「國將不國」了。

　　與近代國家觀念同時引進的還有殖民主義——善於學習「最先進」的日本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如果不想被殖民，那就要殖民。所以，日本就有了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之後就有了近代發動的第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

　　甲午戰爭助日本走上列強之路

　　明治憲法的頒布、部分改變不平等條約，以及甲午戰爭，被認為是日本跨入近代社會，也就是所謂「脫亞入歐」的三大標誌。而甲午戰爭的導火索則事起朝鮮半島。

　　明治後，日本一直要求與朝鮮交換修好條約而長期未果，惱羞成怒，派軍艦到半島沿岸測量，雙方交戰，日本增派軍艦，1876年終於迫使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約》。

　　其實，在此前1871年，中(清)日雖然簽訂了修好條約，但琉球王國的歸屬未定，海界未劃。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1879年日本入侵併吞並琉球。一直對日「綏靖」的清政府加強了警戒，開始建設北洋水師，但這又成為日本加緊軍備擴張的借口。

　　戒備日本進一步控制朝鮮的清政府，促使朝鮮與西洋各國締約。1882年，美國與朝鮮簽訂了修好通商條約。但由於清在朝駐軍問題，朝鮮朝野紛爭，又有壬午和甲申兩次政變，協助鎮壓「甲申政變」的清兵與支持政變的日本警衛兵發生衝突，造成雙方傷亡，成為日本干涉朝鮮內政的借口。1885年簽訂的《天津條約》，規定清日雙方都從朝鮮撤兵。

　　日本真正的目的，在於排除清政府對朝鮮的控制，取而代之。日本正式向清政府宣戰是在1894年的8月1日。甲午戰爭的結果之一就是朝鮮脫離了大清的冊封，而被置於日本的勢力範圍，直至1910年徹底被日本吞併。

　　而日本以甲午戰爭為契機，以令中國不可思議的速度，躋身世界列強。

　　日本人的反思令人不寒而慄

　　日本近代戰爭史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部海戰史——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美太平洋戰爭。而對於中國而言，近代最大的也可以說是唯一的一次海戰，就是甲午海戰，還打敗了。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投降，軍隊被解散。但日本舊海軍的成員卻以各種形式非公開地對戰爭作了長時間的、大範圍的「反省」。

　　至今被披露的記錄有二。其一是戰後1945年至1946年，由原海軍首腦舉行的4次「特別座談會」，參加者包括七、八名原海軍大將級人物在內的原海軍指揮官29人。討論從日本與德、意締結三國同盟、到太平洋戰爭，以及軍部的戰爭責任等。記錄曾譯成英文上交給了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後被每日新聞社整理出版。

　　其二是留下了文字記錄和約400小時錄音帶的「海軍反省會」。這一由個人發起組織的「學習會」，從1980年到1991年的11年間一共舉行了131次。參加者從舊海軍中將到少尉至少有二三十人。內容涉及開戰、特攻，以及戰後舊海軍省如何向遠東軍事法庭做工作，為舊海軍幹部減刑等等。日本NHK收集整理了這些資料後，於2009年播出了三集特別節目《日本海軍400小時的證言》，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當然，這些資料與甲午戰爭沒有直接聯繫。所謂「反省」並不是中國人所期望的對戰爭罪行的反省。但是，就在日本戰敗，海軍不復存在，甚至新憲法規定日本將不能持有軍隊的前提下，舊海軍的成員們還是如此認真細緻地反省過去，這種精神令人不寒而慄。

　　歷史印證日本具有危險基因

　　查閱日本的這些資料，筆者感受最深切的，是日本民族對海洋的執著。這種執著，在甲午戰爭119年後、太平洋戰爭開戰70年後的今天，在日本與有關鄰國愈演愈烈的「島爭」中，又一次強烈地顯現出來。

　　119年前，中日各自走在自己的十字路口，然而兩國間爆發的這場戰爭，卻徹底了改變了雙方的歷史軌跡。戰爭之後，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遭受了割地賠款的恥辱，由此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而日本憑借戰爭所獲得的豐厚賠償，一躍而入列強隊伍。

　　甲午一戰，大清輸在掉以輕心，輸在尾大不掉;輸在國力空虛，輸在老大帝國的傲慢上。100多年後的中國，國力已經恢復到一定的強度。但同時留給我們的課題卻是，如何掌控局勢，更在於如何能動地掌控中日局勢。

　　119年後，再次回首這場戰爭對中國而言，十分必要。貼有二戰戰敗國標籤的日本，一直想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即修改《和平憲法》，擁有名正言順的國家軍隊。而在日本右翼極端勢力眼中，最能幫助日本實現這個目標的，就是一場戰爭。或許，在這些勢力的如意算盤裡，認為如果操控得好，一場合適的衝突既能讓日本走上正常國家道路，還能再次打亂中國的崛起進程。

　　歷史告訴中國，日本社會中具有這樣的危險基因與帝國衝動，並且日本時刻都在做細緻的準備，只要有機會，它就會牢牢抓住，並狠狠地咬上人一口。百多年以來的歷史，已經多次印證了這一點。

　　回顧歷史：居安思危實現民族復興

　　有的歷史學家把甲午戰爭稱之為第一次中日戰爭，把後來的抗日戰爭稱之為第二次中日戰爭。這兩次戰爭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影響極為重大，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能忘記這兩次戰爭。

　　在甲午戰爭之前的幾十年裡，當兩次鴉片戰爭的硝煙散去之後，中國人當中的一部份先行者已經看到中國面臨著數千年所未有的巨大的變化，他們開始思考。魏源曾經說過要「師夷之長計以制夷」，就是要學習外國人的技術來制外國人。李鴻章曾經最早倡導說「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所以就有了後來綿延三十年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在軍事上的重點就是倣傚西方，建立現代化的海軍，以保衛國家的海防。這是當時的中國面對世界局勢的變化所做出的一個回應。

　　當中國面臨西方列強的入侵、面臨亡國滅種生存危機的時候，我們隔海相望的東鄰倭國也遇到了同樣的挑戰。中日兩國對於西方的回應幾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倭國把效仿西方、脫亞入歐(就是它要離開亞洲進入歐洲這樣的一個理想)和政治改革列為國策，通過明治維新，消除了藩封割據，完成了中央集權和君主立憲，又把海外擴張、以朝鮮為跳板踏上大陸、繼而征服世界作為其具體的步驟。這樣，中日兩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就會出現碰撞。

　　中國政治家很早就看出倭國的崛起會對中國的生存產生嚴重的威脅，在民族興亡的競爭中，倭國將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假設敵。在1874年的時候李鴻章就曾經指出：「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倭國則近在戶闥，視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為了防禦倭國侵略，他重視海防建設，組建北洋海軍，十分明確地提出：「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御倭國起見。」

　　我們都知道，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道慘痛的傷痕。在抗擊倭國的侵略中，當時中國一部份的官員發佈過高昂的抗戰言論，中國官兵也曾有過英勇的抵抗，但是從全局上看，當時中國官方對於戰爭的戰略指導和軍事運用乏善可陳，沒有什麼是準備得好的，所以首戰即敗，每戰皆敗，無論是西式裝備的海軍，還是相對落後的陸軍，戰爭爆發之後軍事一敗塗地，僅僅半年就在戰爭中全面崩潰。交戰雙方，倭國是虎視眈眈，有備而來，時刻在尋找時機，戰略上倭國是主動的。朝鮮的東學黨起義，作為倭國強行干預、挑起中日戰爭這樣的一個契機也許是偶然的，但是訓練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同中國來決戰、最終通過朝鮮作為一個跳板踏上大陸、繼而稱霸世界卻是倭國根深蒂固的指導思想。反過來，無論當時中國花多少錢買裝備，或者不買裝備，造頤和園，或者不造頤和園，中國在戰略上都是被動的、消極的。倭國是在尋求崛起，並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強食的時代崛起的本錢就是實力。中國呢，是在防止墜落，它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防止自己從世界中心地位的墜落。有一些人認為通過學習西方的現代化中國可以免於墜落，而更多的中國人當時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我們面臨著墜落的地位。當時清政府僱傭的一個英國僱員——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赫德——打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說：「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比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事業，但是過了一陣，卻看見他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打個哈欠，又朦朧地睡著了。」這就是當時清政府僱傭的一個英國人對於甲午戰爭前後中國的那種改革的狀況、社會的狀況所做出的一個形象的比喻。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日矛盾在朝鮮爆發，並且馬上就要上升到一種軍事衝突的邊緣。而李鴻章是不想打仗的，他主張通過國際調停解決朝鮮危機。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大概有三條：

　　第一條，他心裡明白，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不能被打一場仗來攪和。這是中國政治的最本質的那一部分，就不想打仗。

　　第二條，他深知中國前三十年的軍事變革不過是一座紙片糊襟的破屋，實際上不足以戰勝倭國。

　　第三條，他不願意在這種沒有把握的決戰中消耗自己的實力。

　　但是，作為洋務運動的主角、中國近代化事業的開創者和北洋海軍的指揮者，李鴻章對於甲午戰爭的失敗也負有直接的和無法推卸的責任。站在歷史的角度看，我認為至少包括外交、用人、軍事三個方面。

　　第一，從外交上看，客觀地講，李鴻章是清朝統治集團中對於中國當時所處地位認識得較為深刻並且不斷地做出改革回應的先行者。他目睹時局艱難，從承認中國國力和裝備不如外國出發，立足忍小忿而圖遠慮，努力創造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可惜，弱國無外交，從甲午戰爭開始之前到甲午戰爭結束，李鴻章幾乎所有的外交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他想以夷制夷，利用外國的勢力來玩弄平衡，但對時局的錯誤判斷，對競爭對手的情況不甚瞭解，使他總是被別人玩弄，既浪費了時間和精力，也耽誤了戰備和時機。

　　第二，從用人上分析，在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過程中，中國的幹部準備、人才準備是極為不足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社會的變化、對於中國以外當時就是很現代化的一個西方世界是完全隔膜的。僅憑激烈的愛國言論其實不能治國平天下。這裡舉一個例子。當時清政府第一批派往歐洲留學海軍是選了七個人，這七個人到德國學習軍事，中國駐德國的公使就發現這幾個人在德國不遵守紀律，老是犯事故，出去賭博，笑話實在很多。當時一個德國人就問他說：你們怎麼派這樣的人到德國來留學啊?李鳳苞——就是中國駐德國的公使——回答說：這種當兵的人本來就是無賴子弟，本非上品。就是說這些人——不上品的人——就是當兵的。那個德國人馬上就問他：你們中國派這樣的人離國七萬里，到德國來留學軍事，怎麼能夠這麼輕率?如果我把你這種答覆告訴德國海軍部，那你們這七個人不是更被看不起嗎?這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留學西方的一個基本看法，和西方人對中國派這樣的人去留學的一個非常大的疑惑。

　　李鴻章在用人當中，一方面用了這樣一些剛剛從學校畢業的人，更多的是用了一批當年跟隨他淮軍打仗起家的一些部屬。用梁啟超的話來說，這些人同李鴻章「昔共患難，今共功名，」——當年是共患難，現在是共享功名——「徇他私情，展轉汲引，佈滿要津，委以重任，不暇問其才之可用與否，以故臨機僨事，貽誤大局。」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看到中方的前線指揮官大多數將領和官員的表現大都可以用這幾句話來概括，戰爭的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是我們談到他的用人。

　　第三，從軍事上我們也可以分析北洋海軍的運用，李鴻章對於自己親手創建的這樣一支戰略打擊力量的認識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知道，十九世紀是一個海洋的世界，英國依靠強大的海軍而稱霸世界，美國人馬漢提出了海權概念而震動了世界，也推動了美國在世界上的稱霸，倭國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國大陸的橋樑，把爭奪制海權作為掌握對中國作戰的主動權，所以一直在主動尋求同北洋海軍的戰略決戰的機會。而中國呢，中國海軍是把海洋看成防禦的屏障，把海軍消極地看成是運輸船隊、運兵船的護航力量和陸地防守的一種輔助。我們從甲午戰爭中豐島海戰、黃海海戰乃至戰爭間隙中的海軍運用，看到遼東的反登陸作戰，山東的反登陸作戰，劉公島的保衛戰，這些失敗全部都體現了海軍戰略失誤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中國近代海軍從成立起花費巨大，卻從來沒有擊沉過一艘敵船，足以說明深層次的許多問題。客觀來說，前後三十年的所謂「同光中興」——就是同治和光緒年間的重新的興旺，我們稱之為現在叫洋務運動——引進了西方的軍事裝備，教育和培養了一支北洋海軍，但是沒有完成中國軍隊的現代化任務，尤其是沒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國家意識和專業水準的軍官群體，沒有造就出一支一往無前的英雄主義犧牲精神的士兵隊伍。這種差距恐怕就是從鴉片戰爭之後的一百年裡，中國軍隊在所有對外民族戰爭中基本上是一觸即潰、望風披靡、從無獲勝記錄的真正原因。

　　我們的這種局面的改變是直到第二次中日戰爭——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抗日戰爭——的時候才有所改變。但是，抗日戰爭它所取決的是整個國際戰局和反法西斯力量的一個綜合的勝利，並不是中國的獨立力量去戰勝的。

　　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的一次國運相搏。戰前，倭國的謀略就非常明晰，它要通過甲午戰爭不但打敗中國，還要割斷朝鮮同中國歷史悠久的聯繫，最終通過征服朝鮮來征服中國，最後控制整個亞洲。甲午戰爭中，倭國準確地按照了這個策略進行軍事擴張，戰後倭國不僅奪取了對朝鮮的宗主權，《馬關條約》還使得清政府被迫割讓台灣，償付巨額的戰爭賠款，使得中國經濟陷於崩潰，也使得倭國得以運用這筆巨大的賠款完成了軍事現代化，從而更加堅定不移地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對於後來的中日關係影響非常大。

　　這裡簡單地講一下《馬關條約》以後對倭國帶來的契機。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軍費實際開支是2億日元，相當於它1893年正常財政開支8000萬日元的2.5倍。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向倭國賠償了2億兩白銀，又因為贖回遼東半島而追加了3000萬兩白銀，總計是2.3億兩白銀，折合成英鎊大約是3700萬，加上我們分年償付的利息350萬鎊——這個錢折合成日元是3.64億元日元。倭國去除它的戰爭成本，它純粹從中國獲得的賠款，也就是說它的戰爭純利，是1.7億日元。

　　戰後倭國拿到了中國的這筆賠款以後派在什麼用途?首先，倭國把中國的戰爭賠款運用於軍事擴張，從1896到1902年七年間，倭國陸軍的擴張費達到5400萬日元，海軍的擴張費達到了1.25億日元，合計是1.79億日元。這筆巨款使得倭國軍隊進一步擴張，為在後來的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奠定了軍事基礎。第二，倭國把當時所獲的全部賠款加上中國償付的利息，價值4000餘萬英鎊，全部儲存在英國的蘇格蘭銀行，然後從中提出7260萬日元作為銀元兌換準備金，完成了倭國從銀本位變為金本位的幣制改革，這樣就使得倭國迅速地邁入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第三，倭國用中國的賠償建立了三項基金：一個是花3000萬日元建立了軍艦水雷艇補充基金，一個是花1000萬日元建立了災害準備基金，第三是用1000萬日元建立了教育基金。他說這個錢在平時可以用於這三個基金，到了戰時全部賣出這些基金，就可以用作軍需。

　　這裡面最有意思的是，倭國在《馬關條約》逼迫中國償付了巨大的戰爭賠款以後，它撥出2000萬日元送給皇室，作為感謝倭國天皇節約皇室費用來發展倭國海軍，現在倭國戰爭打贏了，他們撥出兩千萬日元讓皇室用於他們的消費。這個事件正好同中國滿清皇室在戰前大肆揮霍國家有限的財力，而對於軍事準備投入不足，海軍經費被運用在修建頤和園等等，形成鮮明的對比，可以使人感慨萬千。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從1896到1897年，倭國的經濟開始進一步的起飛，倭國的國家財力得到大幅度地提升，從此，中日兩國的國運就在甲午戰爭之後迅速地拉開了距離。

　　今天的中國早已擺脫了任人欺凌的屈辱地位，國際地位、綜合國力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今天來紀念甲午戰爭和抗日戰爭，不僅是為了懷念歷史，更多地是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在最近幾十年裡，我們已經擁有了和平發展的環境，在我們同學們自己的感受當中，似乎戰爭、動亂都是別的國家相當遙遠的一個新聞，是我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其實我們實在還是處在動盪變化的國際環境中。冷戰結束以後，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各種力量的消長，使我們必須以全新的目光審視我們國家的發展戰略，抓住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對於我們每個中國人來講，21世紀是我們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歷史時期。我們希望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並不取決於單方面的良好願望，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瞬息萬變的台灣局勢，都喚醒我們要時刻回顧歷史，居安思危，真正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