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為何無疾而終?
1934年2月19日,隨著蔣介石在江西南昌擴大總理紀念周上所作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演講的公開發表,一場由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主導的新生活運動,便在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的親自倡導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在那篇《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演講中,蔣介石提出把「禮義廉恥」作為新生活運動的理論基礎,要求廣大民眾把「禮義廉恥」結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個方面;新生活運動要做到的,不僅是表面的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並達到「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的「三化」標準,使人民徹底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傳統陋習。
隨後,由蔣介石親任會長的全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迅速在江西南昌成立,有40多名幹事,全是名頭響亮的軍政大員。宋美齡也成為該促進會下設的婦女委員會指導長,後來便成為了新生活運動的實際推動者和實際倡導人。
宋美齡認為,新生活運動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婦女是家庭的中心。於是,宋美齡竭力鼓吹婦女要成為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動力。她向全國女性呼籲:「知識較高的婦女,應當去指導她們的鄰舍,如何管教兒女,如何處理家務,並教導四周的婦女讀書識字。」等等。 宋美齡為推行新生活運動不遺餘力的,開會、撰文、宣傳、演講、督導和接受國內外媒體採訪,雖然忙得不可開交,但也滿足了她的某種成就感。
據史料記載,由蔣介石和宋美齡親自倡導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不僅僅是開開會議、喊喊口號,也曾以促進總會名義先後發出了一系列文件加以推進。諸如,對如何實行「三化」下發的有關詳盡規定,條目分明,內容繁瑣,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的相當嚴格,如在生活藝術化方面有「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在生活生產化方面有 「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在生活軍事化方面有「提倡冷水洗浴」等明確具體規定。而這些過於繁瑣細緻的規定要求,在實際推進中確實很難把握和落實,導致新生活運動的弄虛作假和形式主義出現自然也是難以避免的了。
在那場波及全國的新生活運動中,國內各地為了迎合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指示指令,還出現了許多讓人啼笑皆非的鬧劇和笑話。比如,浙江省的新生活運動曾一度提倡全民禁煙,不僅禁止吸鴉片煙,而且連吸捲煙也被禁止了,城鄉的煙草售賣點被搗毀,成堆的捲煙也被收繳。幸而有英美煙草公司出面上告,才被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取消。山東的韓復矩在全省政府機關公務員中強令推行理光頭,遇到有不理光頭者就被抓進警局打20大板。湖南、四川等地還要求婦女都要梳理宋美齡那樣的髮髻,派出大批軍警上街圍剿剪髮和燙髮的婦女,一時間鬧得社會上民怨鼎沸。
據馮玉祥後來回憶說:「這十幾年來,年年到了新生活運動紀念日都要開會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講話。其實,新生活運動是說著騙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聽見說蔣介石來了,才把麻將牌收到抽屜裡,表示出一種很守規矩的樣子;聽見說蔣介石走了,馬上就打起麻將來,24圈衛生麻將的、推牌九的、押寶的也都是這個樣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飯只花8塊錢,蔣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飯約60元,總是燕窩席、魚翅席。不但大官是這樣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這樣。……要是這些違反所謂新生活運動的故事,若是發生在離蔣介石遠的小官身上,蔣介石也可以裝不知道,而這些事都是發生在離蔣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這還能裝不知道嗎?」
對於蔣介石和宋美齡倡導推行的那場新生活運動,當時國內知識界普遍評價不高。一些知識分子著書立說認為,倡導推行新生活運動也許出發點是好的,但倡導者和推行者的主觀意願太多了;把一個人的長官意志通過行政命令推給各界民眾,未免脫離國情脫離民眾,等等。1935年2月,胡適在《大公報》上發表評論,認為新生活運動所宣傳的乃屬做人的基本內容,就好比做官不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樣,過分誇張強調那是會遺笑後世的。
抗戰全面爆發後,新生活運動雖然逐漸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捐物等與抗戰有關的活動,但因新生活運動本身過分注重形式,其思想內容脫離當時國情實際,且過於空泛,更為嚴重的是與廣大民眾的基本生活訴求相去甚遠,新生活運動已呈後繼乏力之勢。
1949年2月,在新生活運動發起15週年前夕,由於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早已無暇顧及新生活運動,蔣介石便在新生活運動總幹事黃仁霖上報的請示中親批了「暫停辦理」四個字。於是,一場歷時15年的新生活運動就這樣無疾而終了。
也許是蔣介石、宋美齡等人向來對搞運動情有獨鍾,已撤退到孤島台灣的蔣介石又於上世紀60年代中期推出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人認為這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但因對此缺乏研究考證而不得確認。
另據媒體披露,蔣介石在台灣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復興運動來禁錮台灣島內異端思想,達到其維護國民黨一黨統治的政治目的,但也在保護和復興中華歷史文化方面確實做了一些實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