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影響

　　總體影響

　　鴉片戰爭的失敗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得中國社會性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政治上，滿清政府開始一步步成為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隨著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稅和貿易主權開始遭到嚴重破壞，中國逐漸由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經濟上，隨著列強向中國傾銷產品和對中國絲、茶等農副產品的收購，逐漸把中國捲入世界市場；

　　原本占主導地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強烈衝擊，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一部分。

　　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利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但是外國資本主義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

　　思想文化上，鴉片戰爭後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拋棄陳腐觀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尋求強國禦侮之道，萌發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對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衝擊作用。社會矛盾上，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變成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從反封建變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由此，中國從封建社會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外國資本主義從中國得到了割讓香港島，賠款2100萬兩白銀，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特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獨立主權。《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法國接踵而來，乘機索取特權，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中國開始經受更加深重的苦難，中國人民面臨著更為複雜曲折的鬥爭。

　　政治外交

　　鴉片戰爭的勝敗反映了當時東西方科技以軍事為主的巨大差距，打破了滿清政府「天朝上國」的美夢，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封建社會危機四伏，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較敏銳的封建知識分子，進一步去探索和尋找中國社會擺脫困境與危機的良策。他們以傳統經學為依托，以匡時救世為己任，對內主張整飭吏治，改革弊政；對外提倡學習西技，抵抗侵略，從而逐漸在地主階級中形成一股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潮。許多有學之士如林則徐、魏源等，開始對於西方科技的進步注意，並著書介紹西方事物。然而包括朝廷在內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因鴉片戰爭而改變對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說對於向來所輕視的「夷人」學習。清廷的戰敗並沒有使其進行改革，反而繼續行保守的閉關政策，引致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才出現洋務運動等的自強救國運動。

　　經濟民生

　　清廷對於《南京條約》的不平等性反應並不激烈，反而對中英兩國文件採用平等體制感到不安。但是經濟上，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同時也對外國開放了中國市場。

　　五口通商後，清朝海關及稅率被英國控制，關稅主權受到破壞，進口貨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稅率，外國商品大量傾銷中國，無法保障中國國內工商業的發展。鴉片繼續銷售，白銀外流，銀價上漲，銀貴錢賤的情況更加嚴重。英國輸入中國的貨品大增，1837年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價值為90多萬英鎊，到1845年已到達239萬4千英鎊。隨著外商在華投資建廠，刺激了國內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開始投資近代工業的慾望。

　　新開的五個條約口岸中，長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資絲綢和茶葉的產地，又位於江、浙富庶之區，同時是國內南北海運的中間站，原在廣州的英美商人及其僱傭的買辦蜂擁而至，開設洋行。英美法三國相繼沿黃浦江設立租界，並不斷擴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後來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為紀念《南京條約》開放上海而被命名為南京路。中國市場大門的打開，使得商品貿易首先在沿海地區展開，工商業日益充滿活力，大批新興城市興起，打下了沿海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基礎。

　　伴隨著經濟上的深入，國外的先進文化也同時傳入中國：自然科學沖洗著國人的封建迷信和愚昧無知；國外的生活方式開始融入上層社會的生活；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也在中國國內悄然傳播，為後來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開始打下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