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全國人大代表劉麗在記者會上說，外出打工潮導致許多農村小夫妻長久分居，在不影響夫妻關係的情況下，異地臨時夫妻現象很常見。以至婚外戀情況增多，離婚率增高。希望政府降低農民工申請保障房的標準，解決農民工租房子難的問題。(綜合媒體報道)

　　用「臨時夫妻」這個詞有些彆扭，它的實質就是「姘居」。由於缺乏法定關係，便出現兩位偽角色：「偽丈夫」給原丈夫戴了綠帽，「偽妻子」致使原妻子人財俱損。這跟古代的買、雇、典、贈予等方式形成的「姘居」關係，似有不同，但經濟層面上的連帶，則不可避免。婚外戀也好，組建臨時家庭也罷，以當今的社會世俗而論，男方如果連自己也無法養活，女方幾無可能與他「戀愛」或結成「臨時夫妻」。

　　比較有趣的是，古代也曾出現「異地家庭」或「臨時夫妻」現象，歷代朝廷還對此有過立法，意旨上似乎對「偽丈夫」網開一面，算是納妾，但是如果妾本身以妻子自居，做了「偽主婦」，法律就會大加撻伐。

　　古代的「臨時夫妻」

　　往往出現在官員、行腳商以及在外求學的士子中間。

　　元代作品中經常提到的「兩頭大」，就是這種現象的古代版。官員異地為官，讀書人出外遊學，商人常年在外經商，許多都不帶家眷。於是，家中有個老婆，在外或買或典或雇一妾，因為妻妾分住兩地，妾亦如同主婦，就變成兩頭都「大」了。這同樣也屬於「臨時夫妻」，因為並未影響到原先的夫妻關係。

　　正史中這樣的例子很多，文藝作品中也不少見，不必一一再羅列了。《紅樓夢》裡，賈璉偷娶尤二姐以後，尤二姐顯然就是以「主婦」自居的。北宋初年，內地官員赴任蜀地，大多獨身前往，在當地組建臨時家庭，所謂的「妾」，形同「主婦」。說到底，都是「偽主婦」。

　　對古代社會的危害

　　無非三點：

　　一是亂妻妾位，侵犯了正妻對家庭內部事務的主宰權，譬如對丈夫財產的支配、對所僱傭的奴僕的使喚、對外名分上的使用等等，這在古代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西漢時的孔鄉侯傅晏，是哀帝皇后的父親，因為「亂妻妾位」，以妾為妻，被削去爵位，全家流放到合浦。傅晏被削爵的真正原因，固然跟王莽排除異己、專攬朝政有關，但能把「亂妻妾位」當重大罪名擺到桌面上來，卻說明當時人對「偽主婦」極為反感。

　　二是敗壞風俗。納妾是古代男人被禮法所允許的一種特權，但前提是，無論娶回來的二房、三房乃至N房，都必須在正妻的絕對管理之下。一旦出現「臨時夫妻」，移情別戀倒還是次要，由於「偽主婦」長期代行主婦權力，極易養成恃寵而驕的慣性處事方式，其後很難與真正的主婦相處，出現家庭內部矛盾就在所難免。

　　另外，有些朝代由於盛行異地置妾，男子原本可以攜家眷同行的也不願帶了，原本無需出外的也紛紛獨身外出了，使得正妻獨守空房、孩子難見父面、老人不能盡孝。古語曰：父母在，不遠遊。就是這個道理。同時，也助長了人口買賣及雇典女人的歪風。

　　三是失倫傷化。出於經濟利益上的考慮，在官員、士子、商賈等有錢有勢階層對「臨時妻子」的需求增大的過程中，不少貧苦家庭為了生計，也樂意出賣或典當自己的女兒或妻子，來換取生活之必需，甚至社會中上層也有出現以妾相贈或交換索取財物的現象。經濟利益及「偽主婦」地位的誘惑，驅使了女性的失貞，動搖了女人的貞潔觀，在古代是被視為很無恥的行為，對風化的危害尤大。

　　古代對此有相關立法

　　前文中說了，男人納妾是允許的，但「偽主婦」是不被允許的。為此，歷朝歷代都曾出台過相關法律，要麼取締，要麼嚴禁。

　　早在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就與十多個諸侯在葵丘訂立了一份盟約，其中有一條就是「毋以妾為妻」。嚴禁「偽主婦」，竟然升格為「國際」公認的準則，可見古人不是一般的有共識。

　　唐以後的歷代法律，都有處罰「偽主婦」的法令。唐宋律都規定，「以妻為妾、以婢為妾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為妻、以婢之女為妾者，徒一年半。各還正之。」這就是說，出現了「臨時夫妻」，勢必會導致妻妾地位的顛倒，妻在實質上已經淪為妾了，因此，處罰更重。

　　元世祖滅南宋不久，一個叫王朝的官員上書提出，江南盛行典雇妻女為人妻妾的惡俗，請求朝廷頒令禁止。不久，朝廷果然頒布了命令：「諸以子女典雇於人及典僱人之子女者，並禁止之。」

　　這是從源頭上打擊「偽主婦」、預防出現「臨時夫妻」的辦法，沒了買賣與典雇，將經濟利益與「偽主婦」割離開來。但這個法律後來變形了，大約元政權發現這種現象涉及面太廣，難以一刀切，不久又下令區別對待：「若典雇雙方都願意把出典之女變為受典者之妻或妾，可以允許;夫妻一同典雇於人，而以妻充人妾，只要不拆散他們的原有夫妻關係，也予允許;只有接受錢物的典雇行為，才予禁止」(《元史·刑法志》)。

　　這種禁令，貌似禁止，實際上是在縱容，因為接受錢物完全可以私下進行，完全可以用各種方法進行掩飾。這就難怪禁而不止，而且繼續蔓延、花樣更多了。

　　明代「臨時夫妻」之風更盛，朝廷的禁令也比元代更嚴，波及到了原來的家庭：「凡將妻妾受財典雇於人為妻妾者，杖八十」，「知而典取者子各同罪，並離異，財入官」。該律所附「條例」，處罰更嚴：「以上犯罪及使女各色騙財等，除真犯死罪外，(戶籍)屬軍衛者發邊充衛軍，屬有司者發口外為民。」

　　組建臨時家庭，要杖八十，原先的婚姻關係還要強制解除，沒收財產。如果發現有女性以色相誘取「偽主婦」身份騙錢的，最高可判死刑，不可謂不嚴厲了。清律沿用了明律，但在量刑上比明代放鬆很多，「必立契受財，典雇與人為妻妾者，方坐此律。」這種放鬆，又為「臨時夫妻」大開了綠燈，只要不破壞原來的婚姻關係或不收取錢財，就可不受約束。

　　竊以為，由打工潮引發的「臨時夫妻」現象，不僅僅是源於住房問題引起的兩地分居所致，婚外戀、離婚等現象，跟住房可沒啥關係。難道劉代表所說的「臨時夫妻們」都睡在露天的嗎?難道他們的日常生活開支都是AA制的嗎?再說，農民工的情感婚姻啥的，純屬個人隱私或私生活，毫無必要拿到討論國計民生的兩會上去說，也沒有必要向古人那樣還煞有介事的立法。

　　實際上，政府該做的，還是應該從世風上找根源，大力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從教育上找癥結，多多安排一些倫理、道德、忠貞等傳統國學課程;從政策上多眷顧一下農民工群體，如用工單位盡可能安排農民工夫妻在一起工作等等，具體的我就不說了，那是時評家們該幹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