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後，人群彙集的地點隨之轉向廣州。從大陸各地彙集而來的逃難人潮，隨著國民政府的遷移而湧到了廣東省的海岸線邊。
　　
　　從上一年起就從山東一路撤逃的黃如藻、莊惠鼎等流亡學生們，在1949年的3月搭上了浙贛線的火車前往江西。年輕的他們儘管還一路唱著歌，但顛簸的殘酷和辛勞卻讓每個人都備受折磨。
　　
　　莊惠鼎：坐上火車以後，就是走浙贛線到江西，走了七天七夜。我們坐在車頂上，下大雨就在上頭淋雨，那時候我們還穿著棉衣服，棉衣服都淋濕了，濕了以後再在身上幹掉。我們小孩不敢下去，都坐在那裡，又困，就每個人都在腰里拉一根繩子，再到火車頭上圈一圈，打瞌睡的時候往前面一趴，繩子就把他勒回來。有時候繩子不牢，人就掉下去。所以（20世紀）50年代有個《新文藝》雜誌，我們有個高年級的女同學，筆名叫傅遲，在那上面寫了一篇文章，說沿途有個小孩掉下去了，有人用繩子（把他）拉上來了，說那個小孩就是莊惠鼎。我看到以後她就問我有沒有這回事，我說還真是有這回事，有的同學就掉下去了。
　　
　　浙贛線是我們自己修的，路很壞，火車顛簸得很厲害。隧道很低，所以一來了隧道，就喊「頭低下來」，不低下來的話就被掃下去了，有的人就掃掉了。所以中途有的人受不了，就跳火車，跳到稻田里去摔死了。
　　
　　對山東流亡學校的師生來說，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流亡。1949年6月初，8所流亡學校的將近8000名學生彙集在廣州，等待著遷往台灣。當時陳誠已經宣佈入台管制，煙台聯中的校長張敏之和其他幾名校長急得四處斡旋，努力取得入台許可，才終於在6月25日將這些學生送上了「濟和輪」。
　　
　　3天後，學生們踏上了澎湖的土地。
　　
　　黃如藻：房子都很舊，是兩層樓的，我們就把桌椅搬開，睡在地板上。我們過去住的是廣大的平原，而在這樣一個小島上面我們住的地方（是這個樣子）。看看那個建築，跟大陸的情況很不一樣，天氣也很不一樣，我們來這裡就感覺到跟大陸完全不同。
　　
　　莊惠鼎：澎湖的風沙很大。我們吃飯都是在院子裡，蹲在地上吃。我們8個人一桌，一個桌一盆菜，那個盆子又當洗臉盆，又當菜盆子，8個人圍著蹲在那裡，風一吹就滿盆沙子。我們的教室就是宿舍，鋪蓋也沒有什麼鋪的東西，就一個被單子（蓋著）睡在水泥地上，晚上睡覺，白天上課。前面有個黑板，老師一本書，我們沒有書的，老師在上面講，或者寫黑板，我們來抄筆記。筆的話，我們就到街上去撿個筆頭，鉛筆頭削一削就那樣寫字。那時候，我們讀書的情緒很高。
　　
　　這幫孩子抱著高昂的求學熱情，在艱苦的環境下努力讀書，但一心求學的想法卻常常被外界打斷。當時國民黨部隊多半有嚴重的缺額，而流亡學生總是部隊補充兵員的重要對象，他們也同樣躲不過去。抵達澎湖不到兩個禮拜，這群身高不及槍桿的孩子被集合在大操場。
　　
　　黃如藻：國旗桿那兒是司令台，我們原來就住在司令台後面的一個房子裡，裡邊是日式的，也是舊房子。到13日就開始把我們全部集合在院子裡，說澎防部大院要編兵。聽到要把我們編兵，同學都有些不服氣，都要往外走，但走到門口有警衛上了刺刀，出不去。有的人還是不平，司令官來了以後，我們有個同學就說：「大家不要害怕，我們要跟司令官講……」結果他話沒講完，剛往司令台這邊一走，後面一刺刀就刺在身上，大家都在周圍看得清清楚楚，鮮血直往下流。大家看到了心裡都覺得很慘，沒見過這種場面。
　　
　　學生們的反抗導致流血衝突，事態陡然擴大，最終造成兩百多名師生下落不明，2位校長和5名領導反抗的學生被以「匪諜罪」判處槍決。這一事件發生在1949年的7月13日，因此被稱為「七一三事件」，被認為是「白色恐怖第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