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輔佐曹操二十年的荀彧究竟為何要自殺?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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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輔佐曹操二十年的荀彧究竟為何要自殺?

2015年10月28日 三國皇帝, 史海秘辛 暫無評論 閱讀 794 次

  荀彧因何而死: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譽為有「巍巍之勳」的荀彧離世。關於他的死,袁宏《後漢紀》卷三十、陳壽《三國誌》本傳稱其「以憂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則記為「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范曄《後漢書·荀彧傳》所載與《魏氏春秋》略同。儘管諸史對荀彧之死的記載不一,然而不論是認為他死於「憂」抑彧是認為他死於「藥」,均是將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對曹操晉爵魏公、加九錫的必然後果。荀彧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棄袁紹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間為曹操統一天下不遺餘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與曹操結為兒女親家,可以說是曹操的核心成員,且深知曹操之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將走上人生頂峰、躊躇滿志之時堅決反對,從而自陷於死地呢?

  後世關於荀彧之死的論議,也大多承認荀彧忠心於漢室。然而,令論者難解的是,荀彧既忠心於漢,又何必輔佐曹操,這豈非自相矛盾嗎?這引發了歷代論者長時間的討論。

  《三國誌·荀彧傳》裴注中記載了所謂「世論」:「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世之論者」對荀彧之死持以「譏」的態度,認為荀彧一生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魏傾漢,其晚年改節忠漢,蓋出於愧疚之心。


  裴松之為晉宋之際人,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所謂「世之論者」當指這一時期的議論者。魏晉南朝士族一脈相承,祖宗人物之論與家族地位甚為相關,尤其是在門第升降之時更是如此。頗疑此「世論」與晉宋之際的特殊政局有關。當時門閥政治的條件消失,舊有的家族格局處於變動之中,荀彧後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訟魏晉封爵排位舊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彧延及祖禰」,還「常自衿蔭籍之美」,對琅邪王弘說:「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宣明」即時為執政的陳郡謝晦。對於荀伯子的做法,「世人以此非之」。對荀彧之「譏」,彧許便是時人對荀伯子「深相謗毀、彧延及祖禰」的報復。

  至唐代,杜牧《題荀文若傳後》云:「荀文若為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之楚、漢成皋。……及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杜牧對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態度,他認為「邀名」是荀彧立晚節的動機。司馬光反駁此說不合人情:「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明清之際,王夫之從「天良未泯」的角度來解釋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錫、晉爵魏公的行為。他說:「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側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彧之失,在委身於操而多為之謀耳。」孫明君認為荀彧死於理性與感性的分裂:從現實出發,認識到漢不可為,於是擁護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與舊王朝藕斷絲連,所以荀彧死於困惑與矛盾。此論從個人心態出發,對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較古人責以君臣之義,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觀點在現代學術話語中的延續。

  以上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對亂世時不得已的選擇,而且無論是對「蒼生」還是對「漢室」,均為一種相對有利的選擇。與第一類看法相比,第二類看法帶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顯深刻。其實,無論是前一類看法,還是後一類看法,討論的視線均聚焦於荀彧個人的心境、志向、謀略上,如此討論,只會將荀彧之死的意義局限在他個體生命的意義上。荀彧之死並非孤立的現象,它在當時、乃至後世所引發如此持續而廣泛的關注,就說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義,可以說是時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徵。因而,對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須放在漢末士大夫之整體動向這樣一個大的語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隱喻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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