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以前，我已拜讀過簡雄同樣談江南文化的《大戶人家》，而與《大戶人家》的抒情風格不同，這部《士風乍起》中的文章，很多都帶有學院研究的氣息，但又不是純論文式的。為該書作序的蘇大社會學院余同元教授將之評判為：「……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的歷史散文表達，於辭章、義理、考據的有機結合中，揭示出江南別樣士風興起的原因、過程和意義。」

　　歷史研究並非我所長。然而作為一個蘇州人，我欣喜於借助該書填補若干對家鄉人文認識中的空白。這部《士風乍起》的核心部分，我以為是第一卷《案上書》中的前三篇即《士風乍起》、《晚明風氣》以及《士悅傾城》。它們聯合起來，構成了作者眼中對「明清江南士林精神的一種解讀」。「士」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名詞。上古時它指掌刑獄之官;商、西周、春秋時為卿大夫的家臣;至春秋末年百「姓」湧起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精英分子的統稱。「士」本可兼指文人與武人。但中國歷史的流變，使得「武」士逐漸喪失其文化系統，淪為國家暴力符號或遊離於主流秩序之外的「俠」、「盜」群體。而「文」士對政治的壟斷，則使得中國在獲得在數千年相對穩定局面的同時，喪失了進取和擴張之心。

　　該書所談論的「士風」，並非文人於國家工作系統中所表現出的儀態，而是特指明清江南士人群體中所呈現的舉止乖張、行為狂狷抑或隱逸絕世、沉醉山林等行狀。即如書中所說，「活躍在江南的一大批狂狷之士，如王守仁、李夢陽、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徐渭等，從意識形態到日常生活，就已經明顯形成了與道統相悖的品相」。放浪形骸、醉生夢死乃至「天子呼來不下船」的儀態早在阮籍、嵇康等魏晉文士身上已展露無遺，千餘年後的江南才子們復辟古風的緣由何在呢?該書的觀點是「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即「並不是底層概念上的『活不下去』，而是試圖要掙脫精神枷鎖」。以此為認識基點，書中陸續引薦的數十位文人墨客便恍若齊齊穿越至忠義堂一般了。

　　明清江南「士風」釀成的特殊性又與經濟密切相關。當時蘇州堪稱東南第一勝會，經濟總量佔到全國十分之一。以蘇州為中心的整個江南(更包括揚州、徽州以及浙東寧紹地區)繁盛的經濟活動激活了商人和妓女群體。商人對娼妓文化的消費推動妓女素養的提升，由此後者中的佼佼者(上廳行首)得以有能力慰藉失意或狂狷文人的心靈。在女色黏合劑的作用下，輾轉形成了「士商相雜」的局面。而這一接駁的結果，即是大量文人在思想傾向上出現對主流道統的背叛，相約大跳「江南Style」起來。

　　《案上書》中的其他篇章如《追尋逝去的文化精神》、《江南士族與文化權利》、《浮華與蒼涼》等同樣以翔實的考據為建構「士風」主題出力。作者很善於從古籍中發掘看似細碎卻能小中見大的情節，而這正是余同元教授所讚許的「拋開所謂正史囿於紫禁城內的那點『宏大敘事』，而從事件的細節鋪陳開始，或從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入手，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尋找更接近歷史的『真相』。」比如「瘦馬」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揚州等地將窮人家瘦弱的童女買下，教授琴棋書畫，最後賣給大戶人家做妾，這類女子被稱為「瘦馬」。該書歎道「這種『文化詞彙』只有士林才想得出來。」而當士人願意將聲色之道作為精心雕琢之器時，豈不正可印證其心境之荒蕪寥落，已到了何種程度。

　　該書的第二卷《微讀書》由作者在微博上撰寫的讀書筆記集結而成，其中很多作品正是《士風乍起》得以完成的輔料和柱石。我經常瀏覽簡雄的微博，作為一個傳統的媒體人，他時常為紙媒在新技術條件下的存留問題思考躊躇。而作為一個新媒體研究者和鼓吹者，我從來對舊媒介捧起的黃卷青燈抱以頗為冷峻的眼光。某種意義上說，此間乍起的或者也是一種新時代的「士風」。而箇中原因的分析評判，我很期望能在其下一部作品中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