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僱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反日情緒空前高漲。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賣日貨的店主，受到由「反日協會」自己任命的中國「警察」的嚴厲懲罰，關進臨時設立的監獄,在裡面挨餓。愛國者發出誓言：「對著青天白日，對著我們的祖國，對著我們祖先的陵墓，我們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發出莊嚴宣誓，只要我們活著，就永不使用日貨。如果違反誓言，老天可以懲罰我們，別人可以處死我們!」此舉獲得海外僑胞熱烈響應，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市的400名華人，把價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葉、絲綢和海鮮集中在一起，澆上汽油點燃貨物。

　　「九·一八」之後的一月內，超過100個以上的城市都舉行了萬人聚會抗議活動。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僱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而且，民眾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為「仇貨」。在天津，一個叫宋則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業售品所」更名為「天津國貨售品所」。當地的《庸報》報道說，有人發現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鈕扣，宋則久當夜查驗所有的女大衣，沒有發現，第二天他下令再徹查一遍，結果在法租界的一個分所裡，真的找到幾件使用了日本鈕扣的女大衣，宋則久當即開除了分所的主管，並公開登報向市民道歉。

　　在堅決的抵制浪潮下，在華日資工廠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日本最大的對華實業投資在棉紡織產業，當時有43個日本工廠，其總投資額為1.49億美元，而重要的華資工廠有81個，總投資額為1.3億美元，日企占紡紗生產總額的38%、占織布生產總額的56%。「九·一八」之後，這些工廠相繼陷入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