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無功而返，尼克松當然會大丟面子，他還尚未把我這趟密訪告訴其他的內閣成員。如果兩年來與中國的外交來往中我們所作的分析是正確的話，若美國派團赴華一事遭挫，那麼，促使毛澤東邀請我們訪華的緊急情況就可能會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尼克松任總統期間最富戲劇性的事件在當時卻鮮為人知，因為尼克松認為訪華若要成功，就必須嚴加保密。若公之於眾，則需要在美國政府內部獲得層層批准，走一道道複雜的程序，世界各國也都會堅持要求與我們商議，這樣會影響我們去北京摸清中方的態度。透明固然重要，但為了建立更為和平的世界秩序，抓住歷史機遇也是必要的。

　　我們一行人取道西貢、曼谷、新德里和拉瓦爾品第前往北京，對外宣稱是代表總統出外調查。我們這一行人中，有一個去北京的核心小組，其餘都是外圍人士。核心小組成員除了我以外，還有我的助手溫斯頓·洛德、約翰·霍爾德裡奇和迪克·斯邁澤，以及特工人員傑克·雷迪和加裡·麥克勞德。為了保證最後的輝煌盛舉不受影響，我們故意把在沿途每個城市的逗留都安排得極其枯燥乏味，以免媒體緊追不捨。我們到了拉瓦爾品第後，我以生病為由假稱需要休息，到喜馬拉雅山腳下一個巴基斯坦的避暑山莊躲了48個小時。在華盛頓，只有總統和我的高級助理亞歷山大·黑格上校(後來他晉陞為上將)知道我們真正的目的地。

　　1971年7月9日美國代表團抵達北京以前，我們雖然對中方來函中話裡有話的特點已經有所體會，但對北京實際的談判方式還不瞭解，對中國人的待客之道更是一無所知。美國對共產黨國家外交官的印象還停留在蘇聯領導人的形象，特別是安德烈·葛羅米柯，他往往把外交談判變成一種官場上的毅力考驗。他在談判中的表現無懈可擊，在實質問題上也絕不讓步，但他的自律有時候讓人感覺他太緊張了。

　　中方在接待我們這個秘密訪問團時卻全無緊張氣氛，此後的會談中也是如此。在此前的整個籌備階段，中方發來的信息間隔忽長忽短，令我們困惑不解。我們當時以為這一定跟「文革」有關。可是現在，我們的東道主卻那麼泰然自若，落落大方，好像沒有任何事情會打亂他們的方寸，也好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迎接美國總統的使節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其實，這種外交風格更接近於傳統的中國外交風格，而不像我們在跟其他共產黨國家談判時所熟悉的那種教條作風。中國歷史上，政治家一貫把好客、禮節以及精心培養的個人關係作為治國手段。這樣的外交風格非常適合用於對付中國歷史上的外患，以保護非遊牧民族的農耕文化。中國周邊的各民族如果聯合起來，其軍事力量可以超過中國;而中國之所以能生存下來，並且總的來說佔了上風，正是因為他們獎罰並用，分寸的把握也十分精準。他們不但深諳此道，還以燦爛的文化取勝。在這樣的背景下，好客成了一種戰略。

　　我們這個代表團還在伊斯蘭堡，尚未到達北京之時，就已經受到了中方的禮遇。中方竟然派了幾位講英語的中國外交官到巴基斯坦來陪我們，讓我們在飛往一個陌生國度、長達5小時的飛行途中能減緩緊張情緒。他們比我們先上了飛機，令我們的隨行特工人員大吃一驚，因為根據他們接受的訓練，毛式中山裝就是敵方的制服。一路上，那幾位中國外交官檢驗了自己的研究心得，練習了言談舉止，同時也為他們的總理收集了這些來客的個人信息。

　　這個團隊是周恩來在兩年前就選定的，當時四位元帥的報告引起了有關要不要向美國開放的第一場討論。團隊中有三位來自外交部，其中之一，唐龍彬，後來是尼克松訪華時的禮賓官之一。還有一位是章文晉，他曾當過大使，是西歐、美國和大洋洲事務專家;後來我們才知道，他也是個了不起的語言學家。另有兩位年輕人，她們其實代表了毛澤東，是直接向他匯報的：一位是毛澤東的姨表侄孫女王海容，另一位是南茜·唐(唐聞生)。唐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區，是個傑出的口譯員，同時也兼有某種政治顧問的身份。她是早年隨父母回國參加革命的。這一切我們都是後來才得知。後來也聽說外交部的官員在最初接到任務時的反應跟四位老帥當初接到毛澤東詢問時的反應一樣。周恩來只得親自向他們保證，這項任務是毛澤東佈置下來的，不是要考驗他們對革命是否忠誠。

　　我們中午時分抵達北京機場時，來迎接的是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也就是被毛澤東要求分析中國戰略選項的四位元帥之一。這象徵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新的中美外交關係的支持。元帥帶我上了一輛中國國產轎車，車裡拉上了窗簾。我們去的是坐落於北京西區一個公園裡的釣魚台國賓館，這個地方本來是皇家的垂釣處，四周有圍牆環繞。葉劍英建議我們稍事休息，說4小時之後，周總理會到國賓館來歡迎我們，並進行第一輪會談。

　　周恩來親自來看望我們，這真是莫大的禮遇。根據外交程序，東道國一般會在政府大樓裡接待來訪的代表團，特別是如果雙方負責人的頭銜差距這麼大，更應如此。(我這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頭銜相當於副部長，比周總理低了3級。)

　　我們很快發現東道主為我們作的時間安排非常寬鬆，簡直叫人難以置信。這好像是表示，在隔絕了20多年之後，他們並不急於立即就達成實質性的協定。我們原定在北京停留的時間大約是48小時，不能延長，因為我們得去巴黎談越南問題。我們是乘坐巴基斯坦總統專機來北京的，而我們也無法控制專機的時間安排。

　　看到行程安排，我們發現除了在周恩來到達之前的這一段休息時間以外，中方還安排了4個小時讓我們參觀紫禁城。這樣，48小時中已佔去了8小時。第二天晚上周恩來不能陪我們，他要見一個朝鮮政治局成員，時間無法更改——也許不改時間是為了給我們的秘訪打掩護。再去掉兩個晚上16小時的睡眠時間，這兩個20年來沒有實際外交接觸並曾兵戎相見、後來又險些再次動武的國家就只剩下不到24小時的時間可用於這第一次談話了。

　　實際上中方只安排了兩場正式談判會議：第一場安排在我到達的那一天，從下午4點半到晚上11點20分，共7小時;另一場是第二天，從中午到晚上6點半左右，大概6小時。第一場會議在國賓館。根據中國的禮儀，這場會議由美國主持。第二場會議在人民大會堂，中國政府的代表將在那裡接見我們。

　　可以說，中方如此瀟灑的態度給了我們一種心理壓力。如果我們無功而返，尼克松當然會大丟面子，他還尚未把我這趟密訪告訴其他的內閣成員。如果兩年來與中國的外交來往中我們所作的分析是正確的話，若美國派團赴華一事遭挫，那麼，促使毛澤東邀請我們訪華的緊急情況就可能會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對峙對雙方都不利，這正是我們去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切盼望能夠將美國人的視線從越南上面轉移開來，毛澤東則決心迫使蘇聯在攻打中國之前能瞻前顧後、猶豫不決。中美雙方都明白這次會談事關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雙方一致決定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瞭解各自對國際秩序的看法——雙方的分析如此不謀而合，實屬難得。既然我們訪問的最終目的是要決定是否應調整兩國以前互相敵視的外交政策，那麼，務實外交的最終形式就應該是對概念進行討論。這樣的討論有時候聽起來像是兩個教國際關係的教授在談話，而不像一場正式的外交對話。

　　周總理到達時，我們象徵性地握了手，後來尼克松到中國以後，他與周恩來又在公開場合重複了這一象徵性動作。之所以說這是個象徵，是因為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國務卿杜勒斯曾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中方對杜勒斯的傲慢失禮耿耿於懷，儘管他們嘴上經常說那件事無關大局。握完手，我們就去了國賓館裡的一間會議室，面對面地在一張鋪著綠色呢面的桌子旁坐下。在這裡，美方代表團第一次對這位在半個世紀的革命、戰爭、動亂和外交活動中與毛澤東共事的特殊人物有了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