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稱帝以後，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就是通過品評，將人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評;被評為上等的人士將被推薦到各級政府中去做官。這一制度賦予中正官考察各地士人的權力。在初期，他們在品評人物時也還比較注意人才優劣和輿論的褒貶，使朝廷多少能夠掌握一些選官權力。所以沈約在《宋書·恩幸傳序》中評論九品中正制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不過，他的評價是指九品中正制的初行階段，反映了庶族士人向門閥世族爭奪選舉權力的企圖。這裡所說的庶族士人，一般是指中小地主及知識分子。在當時，普通勞動者是沒有資格參加品評的。所以九品高下，只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差別。

　　曹魏後期，九品中正制開始發生變化，它很快就被勢力雄厚的門閥世族所把持。這些豪門大族世代為宦，把持了所有的高官顯職，各級中正官也由他們任命或直接擔任。在世族們極為注重家世、譜系的情況下，九品中正制也就把門第出身作為品評的惟一標準了，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從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門世族手中的工具了，反而為他們操縱品評、把持選官大權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

　　九品中正制是這一歷史時期選官制度的支柱，它可以保證門閥世族在政治上處於優越地位和享有特權。但是九品中正制只是將人品評為九等，作為授官的依據，而朝廷在選人任官時還要借用漢代察舉的某些做法來實現。中正官一般是以孝廉、秀才兩種名義向朝廷薦舉人才。按照習慣，孝廉側重於品行端正、精通儒家經學，秀才則突出於文學寫作才能優異。當然，在憑借門第才能中選的時代，那些被推舉為孝廉、秀才的人，未必具有真才實學。在南朝，還有一種「明經」科目。國家學校的學生可以通過明經科的考試，獲得官職。當時的孝廉、秀才多為世族所壟斷，但是明經不限門第，所以庶族寒門士人便可以通過明經途徑躋入仕途。在北朝，薦舉孝廉、秀才時對於家世門第的限制較之南朝要寬些，少數庶族寒門士人也有被選舉的可能。隨著九品中正制走向衰落，北朝在選舉中首先對門第出身的限制呈現出鬆弛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