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與彼得大帝的治國差距:自古明君多暴君
17、18世紀之交,中國和俄國的天空幾乎同時出現了一顆相似得驚人的巨星—震古爍今的康熙與彼得大帝。他們都是大氣磅礡的傳奇君主,一個是運籌帷幄、力挽狂瀾的中國皇帝;一個是銳意改革、狂飆突進的俄國沙皇。他們不僅出生時代相同,在位時間相當,而且都具備非凡過人的雄才大略。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轉入近代的關鍵時刻,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他們鞠躬盡瘁,勤政不怠,試圖為國家開闢出一條富強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時代所塑造出來的,他們注定將在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上並駕齊驅。康熙是渾厚博大的中國傳統文化土壤層層堆積起來的泰山雄川,彼得則是俄羅斯廣袤原野上自由瘋長的參天巨樹;康熙如搭造嚴謹的廣廈,彼得則是沖決一切的洪流。康熙更為沉穩慎重,彼得卻無比決絕果斷。
康熙深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術,謹記祖母當年「得眾則得國」的教誨,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的信條,他對於老百姓的仁慈寬厚,恐怕在中國歷史上,也並不多見。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臥地上。攔擋聖駕非同小可,侍衛正要嚴加懲處。康熙立馬阻攔,令人問明情況,得知他叫王四海,是個傭工,回家路上因為飢餓暈倒了。康熙說不要驚嚇了他,你們馬上熱粥給他餵了救他。王四海喝了熱粥之後甦醒過來了。康熙瞭解到這個人家裡的確很困難,又送他盤纏讓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盡,四處傳頌當今聖上的愛民功德。這件小事是康熙治國愛民的一個縮影。他常說,我不用長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長城!
中國歷代皇帝都把「家給人足」作為最高的治國目標。在一個多災多難的小農社會裡,這不僅僅是家家戶戶夢寐以求的願望,也是歷代君主的政治理想,構成全社會的共同追求。康熙竭力維持的也是這樣一種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形態,他清楚地給自己設計了為政的藍圖:「期於家給人足,百姓樂業而已。」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在位六十一年中,康熙廢寢忘食,鞠躬盡瘁。有時為追殺敵軍,一連三天不下馬,其驍勇與頑強絕非常人可比。他對送來的奏折是有奏必簽,右手患病拿不住筆,左手也要執筆批簽。即使秋季圍獵習武,白天縱橫奔馳,每晚仍不辭勞苦,與隨行學士「舉火讀奏章」。《康熙起居註冊》真實地記載,他每天早上「未明求衣,辨色視朝」,把御案搬到乾清門前去辦公,辰時準時上朝,御門聽政,巡遊在外也要在行宮的大蒙古包裡按時辦公,無論酷暑嚴寒,從不間斷。清朝皇帝的御門聽政,由於康熙的榜樣一直到光緒都堅持下來。
當康熙終於看到天下太平,國勢日盛之時,隨即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滿足於百姓歲足年豐、人民鼓腹謳歌的社會圖景,到處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
在另一條道路上,彼得則用嚴酷的鞭子趕著俄羅斯在近代化道路上進行急行軍。
如果說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質外,還受少數民族政權入主中原後時刻潛藏的危機意識、憂患意識所驅使的話,彼得則幾乎是帶著與生俱來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價「用鐵索勒激起俄羅斯騰躍向上」!(普希金)
他是一位銳意進取、百折不撓的改革家,為了推行他的強國夢想,他不惜一切代價。用普希金的話說,彼得的某些詔令「是用鞭子寫成的」。有一次彼得和首都警察局長乘車過河,彼得發現橋樑出了故障,他覺得這是警察局長玩忽職守疏忽大意所致,不由分說給了這位局長一頓好打,以示警告。彼得說:「這是要你好好記住,一定要讓大街和橋樑暢通無阻,以後你自己要多加巡視。」沙皇在給警察局長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課後,又揮揮手說:「上車吧,老弟!」
揮舞著鞭子的彼得並不是一味蠻橫,他自己就是盡職盡責、身先士卒的楷模。彼得堡早期每年總要著上幾場大火,時任法國駐俄大使儒埃爾寫道:
「我多次看見他第一個來到失火地點,雪橇裡帶上他的消防水泵。他參加全部的滅火工作。由於他的思想異常敏捷,他能立即判斷出應採取什麼滅火措施。他爬上房頂,哪裡最危險就到哪裡去。」
是的,彼得天生就是不知疲倦的「永動機」。他接過手來的俄羅斯實在是太蠻荒、落後、野蠻了!當時,荷蘭已輝煌了近百年,英國完成了君主立憲制的政治改革,「上帝派來的大管家」牛頓對宇宙的認識帶動了一個科學的時代,法國在「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帶領下成為歐陸首強,巴黎成為整個歐洲競相模仿的對象……而此時的俄羅斯人,心靈完全處於封閉蒙昧之中。95%的人是極度貧困的農奴,每個女人要生十五到二十個孩子,半數的孩子生下來不到一年就貧病而死,多數人活不過四十歲。俄國人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個人中能識字的也超不過三個,連貴族地主和他們的子弟大多數也是文盲,平民中上過學的就更少了。寒冷嚴酷的冬天來臨,人們只好待在屋裡用酒精打發時光。俄羅斯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酒精麻醉自己,逃避現實。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國擺脫孤立落後、貧窮愚昧的狀況。為此,他絕不容許任何俄羅斯人有半點鬆懈,首先從他自己做起。
他向來一身幾任,除沙皇外,他還以炮手、船長、團長、造船工匠等身份「為國服務」,並對各種身份的直接上級保持尊敬。從十九歲開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軍中服役,他甚至親自駕駛小船攻擊敵軍戰艦,在戰鬥中為迫擊炮裝填彈藥。他在行軍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凍受餓,在骯髒的泥濘裡摸爬滾打,有一次戰鬥中還被呼嘯而來的子彈打穿了帽子。因戰功晉陞將軍後,他要求人們不要拿他當皇帝,要稱他為「海軍少將先生」。在有生之年,他的個人用度從來沒有超出一個海軍將軍的薪俸(他到英國訪問時結識一位女演員,分別時只贈給她四千盧布,女演員抱怨沙皇是個小氣鬼)。他甚至到一個鋼鐵廠像普通工人那樣勞動一天,用掙來的八塊錢買了一雙新鞋子。在一次接見海外歸來的留學生時,彼得伸出右手說:「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繭,這些都是為了給你們示範。」
義大利思想家馬基亞維裡深諳為君之道,他在《君主論》中說:「人們愛戴君主,是基於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懼是基於君主的意志。」彼得用鐵和血為這段話作了最好的註釋。他不顧一切地推行他的改革,一手導演俄羅斯高潮迭起的變革活劇。俄國著名的思想家赫爾岑評論說:在他野獸般的巨掌中有俄羅斯的未來。
整個俄羅斯都在這位威武強悍的命運之王手中顫抖、嬗變。
為了排除干擾和反對,他動輒掄起棍棒毆打,強迫大臣執行命令,他的懲罰措施從小額罰款到沒收全部財產,從折磨肉體、流放做苦役,直到處死,應有盡有。他的改革將俄羅斯人推向忍耐的極限。直到甚至連自己的兒子阿列克謝也無法承受,積聚力量反對他的改革。一次酒宴後,醉酒後的太子終於忍無可忍地公然喊出:「注定要發生的事情總會來到的,我父親和繼母的朋友們將會嘗到尖樁刑的滋味……」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謝叛逃了。彼得借助武力強迫太子回國之後,親自參與了對太子的刑訊。對這位想走回頭路的太子,執意改革的彼得表現出了驚人的殘忍。他參與了拷打以及致兒子死亡的整個過程。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歐洲外交官驚奇地發現,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國務活動,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在所有反對改革的風波中,即便是自己的母親、叔叔、岳父、兒子,彼得也會斷然與之決裂!
誰也想不到的是,歷史的悖論竟然出現了。康熙仁政愛民,彼得凶暴治國;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擴張;康熙激於道義,彼得唯利是圖……結果卻是俄羅斯一飛沖天,中國卻走向迴光返照式的最後輝煌。一組數據最能說明問題:170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到世界總值的23.1%,而俄國僅佔3.2%;而俄國1700年—182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幅度遠遠超過歐洲和世界平均速度,更遠遠超過中國,大踏步跨入西方列強行列。
很明顯,站在道德的立場,康熙似乎是勝者。而站在治國的立場,他被後來居上的彼得遠遠地拋在了身後。
盛衰無常,世事難料。兩個同樣勤政有為,勵精圖治的帝王,為何治國的效果迥異?難道儒家宣揚的道德理念敵不過資本主義的賤買貴賣?難道千年難遇的賢明聖君敵不過從不體恤百姓的俄國「秦始皇」?是真理戰勝不了強權,還是仁政輸給了暴政?在令人喪氣的事實面前,誰都會憋氣納悶。
其實,中俄兩個繁榮強盛的帝國,表面的相似,掩蓋著實質的差異。一個是封建主義的遲暮,一個是資本主義的青春。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選擇,決定了兩個國家的不同前途。
正如俄羅斯人自己所說,彼得「出於高貴心靈的奇特本能,他一眼洞穿了祖國的所有疾病,給了俄羅斯可怕而有益的一擊」。
彼得是一位天才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涉及全國幾乎所有的領域。他一生主持頒布了三千多條法令,改革行政機關、軍隊,建立軍事工業,引進千餘名各類專家,建立眾多實利主義性質的學校和科學院,並派出一批批的年輕人到國外學習。俄羅斯在狂飆突進的改革風暴之下,理性衝破禁錮,科學壓倒愚昧,重商主義盛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俄國終於緊跟世界先進潮流的步伐迎頭趕上來,正如彼得驕傲地說:「我不能親手建成和看到一個強大的俄國,但我的繼承者一定會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直到目標的實現。」
康熙繼承的是儒家文化「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古老真理,完全回歸到傳統的軌道,把儒家設計的政治道德藍圖當做完美的理想去追求。他雖然嘔心瀝血地試圖開闢一條富國之路,但他只是在中國重建了小農經濟,卻沒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國向資本主義邁出半步。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固然世外桃源一般寬鬆安閒,實力卻弱小得多。「康乾盛世」只能是自然經濟時代的夕陽,從當時的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看,已遠遠落後於時代。而對世界範圍內風起雲湧的工業革命,康熙茫然無知,毫無準備,反對變革,滿足現狀。他對內強化封建專制,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官場貪腐橫行,百禁不絕。他重農輕商,致使明末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胎死腹中。對外則閉關自守,使社會發展嚴重滯後。他在竭力開創盛世局面的時候,其實已經走上了與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馳的道路。
舉凡治國不進則退,欲單純以保守為目的,其勢必然難以長久。這,就是一個迷途的帝國留下的最大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