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英文回憶中提到The Young China Party時，用的字眼是「join」(加入，投身)，如果這個The Young China Party就是興中會的早期英文名稱，那麼，它顯然不是孫中山創辦的。種種跡象表明，鄭觀應很可能才是這一組織的創辦者。

　　1897年，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中說，他於1893年在澳門知悉有一旨在改造中國的政治運動，其組織英文名稱為「Young China Party」;孫氏「投身為彼黨黨員」(Joining it)，同時還承認「Young China Party」的總部設在上海。這些自述文字，與「檀香山興中會是第一個革命團體」的定論嚴重背離。尋繹史料，只有一種解釋能符合孫中山的自述，那就是：鄭觀應才是興中會的創始人，孫中山在澳門加入興中會;鄭觀應定居上海後，將興中會總部設在上海。後來，鄭觀應退出了這個組織，由孫中山接續下去。

　　一個重大疑問

　　1897年，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中說：「興中會之總部，設於上海。而會員用武之地，則定於廣州。」(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對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也未看到學界先進作過合理解釋。

　　眾所周知，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於1894年11月，香港興中會則成立於1895年2月。兩個興中會的關係如何，未經徹底研究。香港興中會章程稱：「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頁22。)檀香山、香港兩會似是平行分會，然則「總會」何在?香港當日不在中國管治範圍，故「總會設在中國」，意味著不在香港;從《倫敦被難記》的措辭看，總會也不在廣州。那麼，只有設在上海，才符合孫中山的夫子自道。

　　《檀香山興中會員及收入會銀義捐時日進支表》稱：「共進銀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孫逸仙匯單通用銀二千元(五二算)，支孫逸仙自帶一百元，支附電信回上海電資二十元Ｏ八毛。」(《革命文獻》第64輯，頁207)據學者陳明遠的研究，清末一標準銀元合2009年人民幣200元(《歷史上銀圓的購買力》，《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24期)。孫中山往上海打電報花了20.8美元，按1：0.52折算成標準銀元為40元，相當於2009年人民幣8000元!孫逸仙是廣東人，花這麼多錢打電報到上海，究是為何?若是興中會總部設在上海，問題就渙然冰釋了。

　　孫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說：「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孫中山全集》第六卷，頁230)宋躍如(宋耀如)上海來信，與支付「上海電資」相呼應;這封信，相當於上海總部給孫中山的指令。孫文接信之後改變行程，顯示他聽命於某個更高的權威。

　　據馮自由記述，1894年孫中山到上海找鄭觀應，「鄭……政見頗與總理吻合。職是之由，時總理復結識陳廷威、宋躍如二人」(《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頁13-14)。從「職是之由」一語，可知孫中山結識宋耀如是經由鄭觀應介紹的。

　　鄭觀應浮出水面

　　1895年1月26日，孫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香港興中會成立，但孫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陳少白卻未出席。原來，陳少白受孫中山的委派，到上海專程找鄭觀應，而且住了近一個月。

　　陳少白回憶：「在正月十幾，又要我到上海來找鄭陶齋。當時還有一兩個人也找回去幫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個月，所找到的人，還有一個陳廷威，陳廷威是在水師學堂畢業，以前在小兵船當大副，這時適在賦閒，所以我就帶了他回來。」(《興中會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冊，頁29)陳少白稍後又說：「陳廷威幼習水師，甲午前曾充某軍艦大副，卸職閒居。甲午年在滬，由鄭官應介紹結識孫先生。乙未年，應召到香港，使入廣東內地，聯絡綠林。」(《興中會革命史別錄》，《辛亥革命》第一冊，頁77)

　　鄭觀應推薦了曾任「廣乙」軍艦槍炮大副的陳廷威，由陳少白把他帶回廣州。此時找來個「槍炮大副」，不會是為了開農學會;後來廣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兩個海軍軍官參與。顯然，鄭觀應對廣州舉事的內情一清二楚。陳廷威跟鄭觀應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戰爭剛開始，鄭觀應向盛宣懷推薦陳廷威;8月12日，陳廷威向盛宣懷遞交了一封求職信(《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甲午中日戰爭》，頁141)。8月14日，鄭再發一信，詢問「大副陳廷威，能用否」(《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輪船招商局》，頁553)過了三天，鄭又催促：「月初有『廣乙』前大副陳廷威頗有膽略，極願投效，已有稟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鑒否。其人如何，詢李雲龍便知詳細矣。」(同上，頁555)鄭觀應反覆推薦，盛宣懷卻沒有回音，恐怕是通過李雲龍瞭解到陳廷威人品極差。果不其然，廣州起義失敗，陳廷威成為第一個叛徒，受清廷委派負責「跟蹤緝辦」孫中山(陳錫祺：《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圖版「墨領密件」)。1898年戊戌政變後，陳廷威到北京找軍機大臣廖壽恆，自告奮勇要到日本緝捕康有為、孫文(謝俊美《營救維新志士的軍機大臣》一文所引廖壽恆日記)。

　　1894年初，孫中山計畫上書李鴻章。陳少白回憶：「孫先生到了上海，找著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官應(字陶齋)，托他想方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裡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裡一見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冊，頁29)

　　陳少白的說法，有掩蓋，也有「洩密」。孫中山到上海，不是「找著」鄭觀應，「碰到」王韜，這一切看起來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韜曾上書太平天國，為此逃亡香港多年，鄭觀應偏要找一個有反清經歷的人來見孫中山，雙方又「一見如故」，豈非早有默契?

鄭觀應

　　《上李傅相書》「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二十字綱領，借鑒自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這篇長文的重心落在最後三段，目的在於取得李鴻章的支持，申請「遊歷泰西各國護照」，回國後組織農學會，招集農民墾荒。具體的項目，包括用新技術種桑養蠶、對土產罌粟進行深加工等。隱藏在這些表面文章背後的真正目的，似是以開發農業為名，向海外華僑集資，組織興中會的海外分會，為日後舉事儲備資金和人才。可惜此次北上，碰到中日衝突釀成甲午之戰，李鴻章無暇接見。孫中山等待無果，只好回滬，最終憑借鄭觀應為他在江海關弄到的一張護照(《興中會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

　　鄭觀應絕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戰爭初起時，鄭觀應投筆從戎，入欽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軍營務處;6月11日，鄭觀應潛往法占西貢刺探敵情，再轉往暹羅面見國王，希圖說動暹羅與中國夾攻法軍(見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鄭觀應此行雖未能達成「合縱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為人「好奇計」，對軍事冒險活動極有興趣。

　　1895年2月初，當看出日軍有向北京進軍的趨勢時，鄭觀應寄密函給信盛宣懷，請盛氏「回籍仿西法創辦民團，以保護蘇松沿海一帶地方」(《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冊，頁396)此說在當日可謂驚世駭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徹底擊敗時，在江南地區另舉義兵，帶有將南方從滿清獨立出來的意味。

　　陸皓東是牽線人

　　孫中山和鄭觀應之間的密切關係是何時建立起來的?學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學醫時期，但都未能還原具體的場景。夏東元、易惠莉從事鄭觀應研究數十年，成果豐碩，已將球帶到門前，尚欠最後一腳，至為可惜。

　　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中自述：「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為少年中國黨(按即興中會)。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趨，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制及腐敗政治之代。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50;括號中「按即興中會」5字，為1912年中文版譯者甘永龍所加，事後未見孫中山對此譯文提出修正的要求。)

　　英文原文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後來學界對Young China Party的譯法迭有爭議。鄒魯據此認為興中會於1892年在澳門成立;馮自由及其他學者則竭力加以否認。《孫中山全集》編者據多數學者認為興中會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見，斷定譯為「興中會」不妥當(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50頁下注)。筆者以為，《倫敦被難記》還記述了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時香港興中會已經成立，足可證明「Young China Party」為興中會早期英文名稱。

　　我以為鄒魯的解讀是對的，惟時間應是1893年。據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所載，鄭觀應以招商局幫辦身份，從1893年2月起，從上海攜招商局文案吳瀚濤巡查長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鄭文瑞在澳門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漢口回粵奔喪。在澳門「守制」一段時間後，9月9日，與吳瀚濤一起經香港回滬。又據《孫中山年譜長編》，孫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門行醫，1893年9月25日在《鏡海叢報》刊登《聲明告白》稱「本醫生有事晉省」赴廣州(《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61、65)。按當時航速估計，從漢口乘船到澳門應不超過一周時間，5月底可抵達。從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孫、鄭二人同在澳門時間超過3個月，至少會面兩次。鄭觀應第三子鄭潤燊轉述乃父回憶：「孫中山至少兩次到過澳門鄭慎餘堂，也到過上海的家中」。(《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冊，頁348)

陸皓東

　　他在澳門受鄭觀應的感召，開始從事政治活動。鄭隨後將孫中山有關自種罌粟的建議，寫進了《盛世危言·農功》篇中。此時坐在鄭觀應身邊的秘書吳瀚濤，是1895年廣州起義中預定的四大「統領」之一。(《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82)他們的會面，介紹人就是陸皓東。

　　1911年11月中旬，孫中山在《我的回憶》中說：「正當我在澳門為開業而奮鬥，而我的奮鬥又由於葡萄牙醫生的歧視而四處碰壁的時候，一天晚上，有一個歲數和我差不多的年輕商人來訪，……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548)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在1897年、1911年兩次回憶此事時，用的是同一個詞「加入」(join)。也就是說，直到1911年武昌起義後，孫中山都不說自己創立了興中會。

　　陸皓東自上海回鄉以後，在順德杏壇投資經營「興利蠶子公司」(丁身尊：《關於孫中山在順德縣創辦蠶子公司的調查材料》，《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冊，頁240-241)，在順德大良開設綢緞莊(李伯新：《孫中山史跡憶訪錄》，頁90)，與孫氏所述「一個歲數和我差不多的年輕商人」吻合;此事發生的時間，是「由於葡萄牙醫生的歧視而四處碰壁的時候」，也即1893年夏秋之間。「那一晚我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即加入興中會，介紹人正是陸皓東。

　　據黃健敏所引陸燦手稿《陸皓東公事略》：「前滬寧鐵路總辦、旅滬邑人鄭陶齋欽仰其人，認為誼子」(《翠亨村》，文物出版社，頁214)。「認為誼子」一說，證明了鄭、陸兩家存在特殊關係。陸皓東在上海出生，到12歲父親去世後才回鄉，後又到上海電報學堂讀書，而鄭觀應曾任上海電報局總辦。陸皓東之嗣孫陸玉昆、陸玉良在《對〈革命第一烈士——陸皓東傳〉的幾點補正》中談到：「鄭陶齋與先曾祖父曉帆公在上海合資經營生意。」(台灣《近代中國》1989年第8期)

　　鄭觀應曾在《致梁綸卿道友書》(《鄭觀應集》下冊，頁35)中自言：「弟昔與閣下及陸曉帆兄同盟，善相勸，過相規。不幸曉帆已先逝世。自愧福薄多難，靡所成立。」陸曉帆即陸皓東之父。此函受主梁綸卿，是鄭觀應幾十年的老朋友。

      1914年，鄭觀應立遺囑時，梁是唯一的「知見人」，即此可見交誼之厚。鄭、陸、梁三人「同盟」，陸氏早逝，故鄭以陸子皓東為「誼子」，且多有照拂，也在情理之中。鄭、孫的首次見面，由兼有鄭觀應「誼子」、孫中山「死黨」雙重身份的陸皓東引介，最為合適。正是有陸皓東的牽線和事先鋪墊，兩人才能一見面就談到政治改革甚至反清這樣敏感的大問題。

　　鄭觀應銷毀證據

　　在1894年初版的《盛世危言·農功》篇中，赫然出現了這麼一段話：「今吾邑孫翠溪西醫頗留心植物之理，曾於香山試種鶯粟……尚欲遊學歐洲，講求新法，返國試辦。」文中「吾邑孫翠溪西醫」，必是孫中山無疑。等到1895年鄭觀應修訂該書時，則改稱「今粵東有肄業西學者」。鄭氏用新的八個字換掉原來的八個字，用的是傳統刻書行業常用的「挖補」方法。顯然，鄭觀應要掩蓋他與孫中山非同尋常的關係。

　　鄭觀應若在1895年10月26日起義失敗以後刪改此文，毫不稀奇。但是，種種跡象表明，鄭觀應早在1895年5月前就已作了改動。當年4月20日，江蘇布政使鄧華熙派人將此版《盛世危言》抄寫後恭呈御覽，5月14日接到朱批：「知道了，書留覽。」光緒帝閱後命總理衙門刷印2000部，發給臣工閱讀。設若該書中赫然出現「吾邑孫翠溪」字樣，10月26日廣州事敗後鄭觀應必定難逃風險。事實上，10月26日之後並無告發之事發生。據此，似可作如下推論：在4月20日這一進呈本中，「吾邑孫翠溪」已被刪改。《盛世危言》進呈本現藏於故宮博物院，若能加以核對，真相不難大白。

　　1893年夏秋之間孫中山會見了回澳門奔喪的鄭觀應，加入了興中會(Young China Party)，冬初到廣州聯絡同志，召開了「抗風軒會議」;年底，孫中山按照與鄭觀應商定的計畫，起草《上李傅相書》;年底或1894年春，鄭觀應將孫中山有意往海外學習農業技術、自種罌粟的設想寫進《盛世危言》中;1894年春，他到上海，經鄭觀應介紹，認識了王韜、宋耀如、陳廷威，遂請王韜潤飾《上李傅相書》;鄭觀應致函盛宣懷，為孫大力吹噓，希望安排面見李鴻章，並申領出國考察農業護照;李鴻章碰到中日在朝鮮的衝突，無暇也無心接見;孫中山回滬，鄭觀應為他向江海關領到護照前往檀香山，並安排將《上李傅相書》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萬國公報》上。

　　在1895年初香港興中會成立前的重要關頭，孫中山派陳少白到上海「總部」謁見鄭觀應，商討下一步行動計畫。不久，鄧華熙將《盛世危言》進呈給光緒皇帝，獲得嘉許，鄭觀應因此燃起了和平改良的希望，決定與孫中山分道揚鑣，但他仍在5月份專程到香港，呆了一個月(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冊，頁457頁下注)。兩人是否又在香港、廣州見面?迄未看到相關記載。

　　易惠莉早已注意到：「鄭觀應1895年5、6月份在廣東，對孫中山革命黨人準備廣州起義的活動不可能毫無所知，從當時何啟等在港中西方人士較深地涉及孫中山的起義活動看，再就此前孫中山與鄭觀應的關係看，革命黨人此時曾與鄭觀應有所聯繫也不無可能。」(《鄭觀應評傳》，頁485)遺憾的是，易惠莉未能繼續深挖下去。

　　鄭觀應的重要書信，都收錄在《盛世危言後編》中，後來他自己曾反覆加以刪改。刊印該書的翰華閣書店老闆馮廷襄1912年稱：「……此前已修改過三次，現因辛亥後形勢變化，還須再改。」(《鄭觀應年譜長編》，「編輯說明」)夏東元採訪過鄭觀應三子鄭潤燊後，在採訪札記中也稱：「孫中山至少兩次到過澳門鄭慎餘堂，也到過上海的家中;別後有書信來往，但不多。說其父對孫中山有過資助，孫中山還留下借條。這些書信和借條，早就被其父燒燬了。」(《鄭觀應年譜長編》，頁384)恰恰是這些物證的被毀以及《盛世危言》的刪改，使得事情愈發撲朔迷離，難獲真解。

　　改良與革命，或許只有一紙只隔

　　綜上所述，筆者推導的結論或許令人驚訝：鄭觀應才是興中會的創始人;興中會在澳門創立，並將總部設在上海;但鄭觀應本人在1895年選擇退出;孫中山1893年在澳門加入了興中會，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後被上海總部召回準備舉事，在鄭觀應退出後接過這面旗幟，走上激進革命之路。改良與革命之間並無鴻溝，或許只是一紙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