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慶齡年譜長編》，一書中第1708頁上赫然刊登著前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1966年9、10月間致函李雲(時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的一段書簡：

　　「本來我要劉某某寫信，不料她拒絕，我不得不自己寫信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這裡的「劉某某」非別人，就是宋慶齡的文字秘書劉一庸，有關這段「拒寫書信」而導致宋慶齡的「胃都氣得痛了整整一天」的往事，更是因多種版本史料的渲染而富有「真實性」，從而使廣大讀者對晚年的宋慶齡充滿了同情，對當事人「劉某某」的背信棄義或見異思遷的不義之舉予以鄙夷與蔑視。

　　筆者與劉一庸取得了聯繫，獲得了她提供的大量珍貴史料。劉一庸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宋慶齡的文字秘書， 83歲的她思維敏捷、口齒清晰、聲音洪亮，把一個宋慶齡終老也未能理解的誤會按序鋪開，揭開了這段曾使讀者乃至相關史料誤會整整40年的歷史真面目。她的回憶客觀具體，真實還原了當年那個特定環境下所衍生的特別事件，從而及時搶救了這一段極其珍貴的歷史。

　　當時，宋慶齡身邊有兩個文字秘書，一個是1963年4月來到她身邊的、被她稱為「北京的秘書」的張玨(1914—1998);一個是早在一二·八事變後就經何香凝推薦來到她身邊工作的秘書黎沛華(1899—1972，廣東番禺人)。她在宋慶齡身邊斷斷續續工作了十多年。當年李燕娥與她那個無賴丈夫的退婚契約，就是黎沛華親自執筆的。

　　宋慶齡一向擅長英文，不諳中文寫作，再加上隨著年齡的逐漸增長，所以她身邊需要擅長中文寫作的文字秘書。但在特定的環境與條件下，宋慶齡選用文字秘書乃至貼身保姆，有著她特別的用人標準，其中有一條至關重要，那就是必須是單身女性。黎沛華與張玨兩人完全符合標準。

　　但是，1964年年底，突然從杭州發來的一封急電，打亂了宋慶齡的正常工作秩序：張玨的父親張宗祥身患重病，急需她回家照看。張玨出身名門，是浙江海寧人，她的父親張宗祥是前清舉人，是著名書法家和經史學者，工詩善畫，和蔣百里是促膝之交，是近代少有的思想進步的學術界名流。而且他對張玨要求極嚴，張玨在高師嚴父的培養下氣宇自然不凡;所以張玨成年後，她又有幸來到宋慶齡身邊工作，得到了一代偉大女性的熏陶。面對杭州急電，宋慶齡真是進退兩難，不捨得就這樣放張玨去杭州。因為當時宋慶齡的文字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張玨完成的，時年已是66歲的黎沛華，已無力勝任文字秘書的崗位，尤其是已步入晚年的黎沛華，患上了嚴重的高血壓，動輒頭暈目眩臥床不起。要是在這個時候再把張玨放走，讓已是68歲的宋慶齡怎麼辦?

孫中山與宋慶齡

　　但是，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無奈，面對張玨淚眼婆娑的請求，宋慶齡只好忍痛割愛，揮淚握別了張秘書。1964年元旦一過，宋慶齡就帶著一班工作人員，回到了上海。上海從來都是宋慶齡心中的家，在她一手創建的中國福利會裡人才濟濟，她不愁沒有合適的文字秘書。

　　為此，在上海的那八個月，年逾古稀的宋慶齡欲物色一名年輕力盛、具有相當中文寫作能力、且又是單身的女秘書來頂替張玨崗位的願望愈發迫切了。

　　於是，在1965年的四月初，當宋慶齡前往中國福利基金會直屬的國際和平保健醫院視察工作時，就把目光停留在了時任保健院副院長兼中國福利基金會人事秘書與辦公室主任劉一庸的身上。

　　1924年10月1日，劉一庸出生於河南省商丘地區寧陵縣一落破地主家庭，自小求學後，她一直以優異的成績名列前茅，並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學(現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在大學求學期間，追求革命進步的她就秘密地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並積極參加黨的地下工作;1949年10月全國剛解放，求賢若渴的黨組織就把她調到中國福利基金會擔任教育工作，他先後擔任福利站文化「小先生」、人事幹事、人事秘書與辦公室主任等職。劉一庸到任後，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成績，獲得了組織上下的一致好評與肯定。上級考慮到她當年尚未畢業就毫不猶豫地服從組織調動，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為此，組織協調，大夏大學向她補發了畢業證書。

　　經過進一步的調查後還得知，這位才華橫溢、朝氣蓬勃的劉一庸剛與丈夫離婚不久，是個單身女子，正好符合宋慶齡選擇秘書的重要標準!

　　於是，劉一庸受中福會的委派，來到宋慶齡身邊工作。

　　1965年9月1日上午，秘書黎沛華與接替她工作的劉一庸及保姆鍾興寶，跟隨宋慶齡乘坐專機同往北京。

　　在北京工作的那段日子裡，因組織紀律的約束，工作和生活變得機械而又刻板，聽鐘聲作息，按時用膳，大鍋吃飯。兩個星期才放一次假，上街走一次，理理發、買買東西。

　　夜晚，劉一庸、黎沛華與女傭鍾興寶，都隨著宋慶齡一起住在二樓。二樓有兩個半房間：朝南的那個房間是宋慶齡居住的，她和黎沛華住在朝北的那個房間裡;鍾興寶則住在那半間可以直通宋慶齡臥室的小套間，以便宋慶齡晚上有事可以隨時召喚……

　　「文革」開始後，宋慶齡的工作更忙碌更緊張了，她對紅衛兵要求所有婦女剪頭髮表示不理解，對紅衛兵要搗毀孫中山銅像和衝擊宋慶齡寓所的過激言論表示擔憂。每天天剛黑，她就要親自吩咐劉一庸，讓劉一庸通知警衛排：把家裡的樓上樓下仔細檢查一遍，並務必把前後門落栓關閉好，確保不讓紅衛兵與造反派們衝進來。在深夜，外面偶有動靜，宋慶齡也要叫醒劉一庸，令她下樓去察看。

　　讓宋慶齡終老也沒理解的那個誤會，就發生在1966年的9月初。

　　那天，宋慶齡憂心忡忡地把劉一庸召去，皺著眉頭說道：「劉秘書，你替我執筆寫一封信給國務院辦公室，上海369號的房子，再也不能讓她們住了，再住就完全破損了，不能修復了。得讓她們全部搬出去。」

　　劉一庸一聽，當時心裡就一怔：宋慶齡所說的上海369號房子，她清楚，這是一個座落在上海陝西北路北京西路口的宋家花園，是宋慶齡的父親宋耀如買下的(也有人說這幢別墅是宋氏姐妹共同出資購買送給母親安度晚年的)。它是一幢西歐鄉村別墅風格的建築，在這座庭院深深、籬芭高高的花園與別墅裡，曾住過宋慶齡的父母親，也曾住過宋美齡與宋子文、宋子良姐弟們。1927年初，已登上北伐軍總司令寶座的蔣介石，就是在這裡正式向宋美齡求婚的，並於當年底在這裡把「蔣宋聯姻」的夢想變為現實。1931年7月，倪太夫人逝世，在這幢西歐鄉村別墅裡舉行隆重的宗教告別儀式。1949年7月，宋慶齡在這裡創辦了上海第一個新型托兒所——中國福利基金會托兒所。1952年1月，宋慶齡又在這裡收留了突然遭到美國紐約女青年會解雇的著名國際友人耿麗淑……

　　當然，劉一庸更清楚的是，宋慶齡所說的「她們」都是誰。此時此刻，369號裡，還住著張佩珠院長、陳維博主任、鄒尚錄處長等四五位中福會領導的全家，李雲及她的女兒徐平梅一家也住在那裡。現在，宋慶齡突然下令讓她們搬出去，這一下子能搬哪裡去?她這個意見國務院辦公室會批准嗎?如果自己就這樣無原則的貿然行事，既是對自己不負責任，也是對首長不負責任呀!再說，李雲秘書長還是劉一庸的直接領導，當時，她也參加了動員劉一庸北上的動員工作……

　　略微愣怔後，劉一庸馬上有了主意，她搖了搖頭，笑著向宋慶齡建議道：「首長，寫給國務院辦公室不太好，也太突然了一些，我們何不換一種方式來表達呢?例如直接向上海中福會反映。這樣，既不傷害了同志之間的感情，也好讓組織上有所準備呀。這封信，我可不能寫。」

　　沒想到宋慶齡一聽，當即誤會了，眉宇間的皺紋也更深了，她氣惱地瞪著坐在對面的劉一庸，說道：「由我簽字，你怕什麼?我叫你寫，你寫就是嘛。」

　　但是，天性直爽的劉一庸，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繼續搖著頭，不肯代宋慶齡寫這封信。當下，宋慶齡氣壞了，扯過桌上的紙與筆，說了句「你不寫，那我寫!」就再也不理會劉一庸了。

　　宋慶齡與劉一庸之間的這段歷史性的誤會，就此種下了根。以致宋慶齡後來餘怒未息，又親筆寫了封信，向李雲(時任中福會秘書長，1978年5月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告」了劉一庸一「狀」：

　　其實，作為一個三十年代就參加中共地下黨的老黨員，劉一庸秘書自無條件選調到宋慶齡身邊工作後，除了這一次拒絕寫信外，從來沒有違背過宋慶齡在工作上的任何要求與指示。堅強的黨性與對黨的忠誠，使她在宋慶齡身邊工作的兩年中，事事處處小心謹慎，以黨的利益為重。但是，眾所周知，宋慶齡當時不是黨員，所以在遇到原則問題上，是聽黨的還是聽宋慶齡的呢?劉一庸經常會為此感到為難與困惑。例如有一次宋慶齡要送一雙高跟鞋給劉一庸，卻被劉一庸婉言謝絕了。以致宋慶齡很生氣，認為劉一庸不聽話。其實，劉一庸謝絕的理由很簡單：我是中國共產黨員，誰見過共產黨員穿這種高跟皮鞋呢?再說，來宋慶齡身邊工作時，國務院秘書辦公室早已立下紀律：作為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絕對不能私下隨便接受宋副主席饋贈的禮物。恪守黨的紀律的劉一庸，怎麼能把這些話都如實向宋慶齡匯報呢?!所以，後來宋慶齡又向劉一庸贈送過布料，也被劉一庸謝絕了。1966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百年紀念日，隔夜，宋慶齡向劉一庸與黎沛華每人贈送一件新棉衣，黎沛華因不是共產黨員，所以她和以往一樣毫無顧忌地收下了;但當宋慶齡把這件足以抵擋北京那「立冬凍死老黃牛」的早寒的新棉衣遞到劉一庸手中時，卻又被她婉言謝絕了。為此，宋慶齡又不高興了好久。

　　就連平時宋慶齡要求劉一庸她們陪同她一起散散步、打打康樂球、宴請來賓時坐在她身邊陪客敬一杯等小事，劉一庸也都嚴格按照組織原則，及時單獨用內線電話向國務院秘書辦公室作了匯報，並在徵得上級的同意後才決斷與進行的。因為宋慶齡所出席的場合大都是公開的，這一切表面上看似小事，但實際上事關著國家的形象與聲譽，事關妥當與否、得體與否!遺憾的是這一切，直到宋慶齡終老都沒知道。國務院秘書辦公室的領導們曾單獨向劉一庸她們表示：你們所受的委屈，組織上都知道，也都理解。

　　「本來我要劉某某寫信，不料她拒絕，我不得不自己寫信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這裡的「劉某某」非別人，就是宋慶齡的文字秘書劉一庸，有關這段「拒寫書信」而導致宋慶齡的「胃都氣得痛了整整一天」的往事，更是因多種版本史料的渲染而富有「真實性」，從而使廣大讀者對晚年的宋慶齡充滿了同情，對當事人「劉某某」的背信棄義或見異思遷的不義之舉予以鄙夷與蔑視。

　　其實，有關劉一庸在這個特定的環境下所受到的委屈，遠在上海的李雲也明白：劉一庸是共產黨員，宋慶齡是黨外民主人士;但劉一庸是宋慶齡親自點名後再由黨組織決定調動她身邊去工作的。按規定，她的一切行動都得聽從宋慶齡的指揮與調動。所以，在這對矛盾前面，劉一庸始終處在一種兩難的境地。為此，李雲在後來與劉一庸單獨通電話時，就悄悄地把宋慶齡向她告狀的事透露給了劉一庸。在電話中，李雲除了安慰劉一庸外，還鼓勵她打消顧慮，放心工作，力爭把工作做得更好，讓宋慶齡滿意。

　　國務院秘書辦公室接到宋慶齡的親筆信後，馬上向上海市委作了反饋，在上海市委的直接關注下，市房地局對陝西北路369號宋家故宅進行了徹底大修。這可以從1966年12月29日吳之恆(1919—1997，時任中國福利會黨支部書記，兒童工作研究室負責人，後任中國福利會副秘書長)致宋慶齡的就陝西北路369號房屋問題給予指示的信函中可見一斑：

　　「……在市人委和房地局的支持下，進行徹底大修，工程量較大。自七月份開始後，工程隊工人同志積極性很高，修理工作做得較細，質量很好。估計1月底可以竣工。」又謂：「我們考慮到竣工後的房屋保養問題，最好有人居住。有人居住，以免群眾對房屋修好後無人居住有意見;同時，也可以使房屋保持通風整潔，有利養護。我們的想法是，使用一部分房屋，樓下正房不用。耿麗淑同志曾提出過希望仍回原處居住，如果可以，再配上兩家人數較少的人家住在一起，更好。這些想法是否可以，請給指示。」

　　從吳之恆這封信中不難可以看出，當時宋家故居確實遵從了宋慶齡的意願，進行了大修，而且把居住在裡面四五家人搬了出去。

　　面對洶湧而至的造反風波，宋慶齡從困惑到不解，從不解到擔憂，又把擔憂變成緊張與驚恐。儘管周恩來總理於8月30日親自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並把宋慶齡列在第一位，但宋慶齡仍被大牆外晝夜不停的高音喇叭聲與語錄歌聲擾得心神不寧，坐臥難安，憂心忡忡，尤其是院門外那對石獅子被紅衛兵視為「四舊」而塗上紅色的油漆後，她唯恐真有一天紅衛兵會不顧一切突然衝進家裡來，像8月份抄章士釗家那樣，把她的後海北沿46號翻騰個天昏地暗。

　　他們對宋慶齡的迫害已到了公開化的程度，可見時為宋慶齡身邊唯一一個文字秘書的劉一庸的日子如何難過了。他們在趕走了黎沛華之後，就開始向劉一庸下手了。從上海傳來消息，按保健院造反派們給保健院幾位領導的「論資排輩」是：院總支書記是第一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院長是第二號走資派;保留著副院長職務的劉一庸則是第三號走資派。於是他們在大會小會上，開始批鬥劉一庸。

　　這時，遠在上海的中國福利會裡也同時傳來了令人擔憂的消息：中福會在職的幾位領導，也都先後成為了「運動」「衝擊」的對象，都已「靠邊站」了。這個消息傳來後，使本就已提心吊膽的劉一庸更加坐臥不安了：張佩珠、陳維博她們都打倒了，被隔離審查了，那麼，她的女兒曉布、曉援由誰家來接管了呢?她們過得怎麼樣了呢?尤其在全國混亂一團的當時，一批社會上的閒雜人員與小流氓沉渣泛起，混水摸魚，她們這一對缺乏成人監護的、正處於發育時期的小姑娘，會不會成為小流氓們騷擾欺侮的對象?劉一庸越想越害怕，整夜整夜難以成眠，她急切想回上海保護女兒的念頭也越來越堅定了。但她不能違背黨的組織紀律原則，更不能在宋慶齡患難之際甩手一走了之：近兩年的朝夕相處，她與宋慶齡已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她已把宋慶齡看作了自己的長輩。為此，在向宋慶齡提出辭行返滬之前，她曾多次背著宋慶齡，與時任杭州浙江大學教師的張玨通了幾次電話，向張玨提出了請她盡快來北京、接替她工作的建議。劉一庸知道，張玨自1964年底回杭州後不久，她的父親張宗祥就在當年過世了，而且她至今仍獨身一人，完全可以在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的情況下，重新回到宋慶齡的身邊來工作。特別是張玨的中文基礎與英文基礎都比劉一庸強，而宋慶齡也多次有意無意地在劉一庸面前提到過張玨，希望她早日回到她身邊來工作，並多次指示讓劉一庸主動聯繫張玨，請她盡快處置好杭州的工作，返京回到她身邊。

　　1967年5月1日剛過，終於，張玨從杭州打來電話，決定近日動身赴京。在獲悉張玨將在近日重返北京的消息後，劉一庸懷著悲喜交集的複雜心情，正式向宋慶齡提出了辭行返滬的要求。

　　對此早有心理準備的宋慶齡，平靜地望著劉一庸，久久地一語不發。她雖沒做過母親，但她完全理解一個做母親的心情，劉秘書都到自己身邊兩年整了，還一次都沒回過上海，也沒與自己的骨肉見過面。尤其在這個非常的時期，她實在開不了口再挽留她了。劉一庸是紅著雙眼離開宋慶齡的，臨出門時，她再一次安慰宋慶齡：如果首長有急需，只管吩咐，自己保證在第一時間中以最快的速度趕回來……

　　時年53歲的張玨秘書，是在1967年5月布谷聲聲的日子裡，第二次回到北京宋慶齡的身邊工作的，與劉一庸前後僅差了兩三天。當張玨剛步入北京後海46號二樓的會客室時，宋慶齡就喜出望外地迎了上來，緊緊握住了張玨的雙手，第一句話便是「一九六四年，如果不是你父親提出調你，我是不會讓你去浙江的」。

　　1969年，宋慶齡的蕁麻症發作的比以往更嚴重了。於是，報經國務院辦公室同意，她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回上海治病。在家治病與休養期間，她按捺不住對劉一庸母女的思念，特地打電話，把她們母女三人邀請到淮海中路的家中，請她們母女三人一起共進晚餐。

　　在席間，談起自己這次回上海治病的情況，宋慶齡不無遺憾地談起醫生關於她因蕁麻症而絕對不能食用海鮮的叮囑，甚至還撩起袖管，露出被蕁麻症折磨得紅斑點點的皮膚給劉一庸母女看。

　　宋慶齡欣喜地逐個撫摸著時年16歲的曉布與14歲的曉援的頭頂，親切地與劉一庸互道著分別後的情況與思念，還指著懸掛在會客室兼餐廳牆上的她父母親的照片，不無動情地說道：「看，這是我父親，這是母親，這些都是他們年輕時的照片。」從宋慶齡淚光閃閃的雙眸中不難可以讀到她的潛台詞：我可也是父母生養的人，我怎會不理解你劉一庸當時拋家別子、忍慈割愛一個人隨我去北京工作時的心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