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個文人頗為自由快樂的時代，李白可以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傲慢，而無須憂慮獲得大不敬的罪名;杜甫可以有「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的嘲笑，而不用擔心牢獄之災;白居易可以有「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的譏諷，而不必害怕腦袋搬家，正是因為大唐以博大的胸懷包容了天下的知識精英，因此，大唐的歷史天空才出現了群星燦爛的輝煌景象。

　　唐朝中後期，言論自由的空間有所收窄，但是，只要文人智慧的腦袋還扛在肩上，有人就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權力棍棒的不時敲打下，除了打趴下的之外，那些骨頭硬的，反而越打越精神，少數幾個人竟被敲成了光照歷史的文壇巨匠，仰望歷史天空中這幾個文人范兒，我們就可以知道什麼叫真正的知識精英，什麼是文人的氣質和風範!

　　劉禹錫是中晚唐時的著名詩人，字夢得，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青年時代就懷有一顆憂國憂民之心，十九歲遊學長安，上書朝廷，震動朝野，二十一歲就與另一位著名的文學家柳宗元同榜考中進士，同年二人又考中博學宏詞科，一時傳為佳話。劉禹錫和柳宗元二人，二十剛出頭就當上了部級高官，可謂是官運亨通，少年得志。

　　如果劉柳二人從此做個看風使船的大官僚，自然少不了一生一世的榮華富貴，但是，他們失落的卻是千秋萬代的榮耀和聲譽。

　　經過安史之亂這場大浩劫，大唐盛世的光芒急遽的黯淡下來，唐順宗面對內有宦官專政，外有藩鎮割據的危局，果斷起用王叔文進行革新，劉禹錫和柳宗元等政治明星立刻成了革新的中堅力量，由於保守勢力過於強大，永貞革新只進行100多天就失敗了，皇帝被囚禁，王叔文被賜死，劉柳等八位革新的骨幹成員被貶為邊遠地方的司馬，這幾乎等同流放。

　　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從朝中大員跌落為鄉鎮小吏，劉禹錫面對這天地懸隔般的地位落差，既沒抹眼淚，也沒發牢騷，而是樂哈哈地做他的芝麻官去了，大有「打起背包就出發，哪裡需要哪安家」的當代革命戰士的風範，視官帽如草帽，這就是文人范兒與眾不同的最奇特之處。

　　我們如何知道文人范兒劉禹錫心中沒有那種名利衝動呢?看一看劉司馬所作所為就一清二楚了，因為司馬的官兒太小，史書上沒有他任何政績的記載，但是，他在此期間卻詩興大發，文如泉湧，劉禹錫放下清高孤傲的文人架勢，虛心學習吸收地方民歌的藝術精華，創作出了十幾篇民歌體的《竹枝詞》，成為中國詩壇上的不朽名篇。

　　譬如：「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一個晴情的雙關修辭格，就讓少男少女之間飄渺朦朧的愛情，永遠定格在人類最美好的情感史冊上。面對權貴的打壓，身陷落魄的逆境，我們在詞義玄妙，風韻天成的《竹枝詞》裡，讀到的只是詩人對青春愛情的深情讚頌，感受到的只有暖暖的溫情，哪裡找得到半點失意文人常見的那種頹廢憂怨的愁緒!

　　最能反映劉禹錫文人范兒情懷的是他的名作《陋室銘》，劉禹錫後來被貶為安徽和州通判，這裡的和州策知縣是個趨炎附勢的小人，見他貶官而來，便多方刁難他，按朝廷規定，劉禹錫應住在衙門裡三間大屋，但策知縣卻故意讓他住在城南江邊的二間小屋，後來又讓他住在城北湖邊的一間半的小屋，策知縣的一番折騰，並沒有讓劉禹錫低頭服軟，最後乾脆只讓他住一間低矮的小茅屋。

　　劉禹錫卻毫不在意，揮筆寫下了千古雄文《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磬……世道滄桑，歲月如流，策知縣之流的權貴小人，早已灰飛煙滅，而劉禹錫和他的詩文卻光照千秋!地位越低賤，精神越高貴;壓力越大，信心越強，德馨和才情就是唐朝文人范兒自信和力量的源泉。

　　今天的文人們，讀到這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時，實在有必要捫心自問一下，我還有多少唐朝文人范兒的那股自信的豪情?

　　劉禹錫在外顛沛流離了十年，經朝中大臣裴度的周旋，終於被徵召回京，劉禹錫回到朝廷後，看到朝中提拔的新貴們，淨是一些不學無術的馬屁精，他於是借遊玄都觀看桃花之際，對朝中這些新貴們進行了辛辣的嘲諷：「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本來只需彎一下腰，賠一個笑臉，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祿，即使不言不語也可保有榮華富貴，但是，劉禹錫偏要去捅馬蜂窩，結果可想而知，他立馬再次被趕出了朝廷，被派往邊遠的連州做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劉禹錫後來在做蘇州刺史時，當地發生水災，饑民遍野，他剛上任就開倉賑災，免賦減稅，百姓很快就從災荒中走出，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蘇州人民感謝他的恩德，就把曾在蘇州擔任過刺史的白居易，韋應物和劉禹錫並稱三傑，修建了「三賢堂」，用來世代留念祭祀，手中一旦有了一點權力，立刻權為民所用，心為民所繫，這就是唐朝文人范兒的另一鮮明的特點。

　　劉禹錫又做了十四年地方官後，裴度當了宰相，立刻把劉禹錫調回京城，準備委以重用，按照常人的思路，受到了二十多年的打壓和磨難，該接受教訓，做一個識時務的俊傑了吧，可他偏不，他高傲的頭顱反而昂得更高，十年前的權貴雖已紛紛落敗，但更加無恥的新寵又擠滿了朝堂。

　　劉禹錫借再遊玄都觀之機，把筆鋒又一次對準了權貴們：「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從桃花到菜花，朝中新貴一代不如一代的荒謬現實，在劉禹錫筆下得以淋漓盡致的展示。劉禹錫的真話再次斷送了自己的高官前程，又一次被逐出了京城，但是，他卻收穫了一塊屹立不倒的歷史紀念碑!無視名利的誘惑，不怕權力的打壓，說自己想說的話，寫自己要寫的詩文，我就是我!這就是一個傲骨錚錚的唐朝文人范兒!

　　唐朝之所以能湧現出不少劉禹錫，柳宗元之類的文人范兒，是因為唐朝給了文人較大的自由空間，打開唐詩宋詞，我們就可驚奇地發現，那些在仕途上失意，生活上落魄的文人們，他們中有許多人，卻昇華成了精神貴族，文化精英，杜甫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但是，禁言封口的時代不在此列，在那樣的時代，文章只有胎死腹中的下場。

　　唐宋之後，文人的好日子，算是基本過完了，元明清三朝，文人的腦袋要麼搬家了，脊樑要麼打斷了，剩下的只能做個犬儒苟活著，依靠寫點皇恩浩蕩的頌聖詩文來討賞過日子。

    劉禹錫之類的文人范兒再難覓蹤跡，劉禹錫是詩人，也是哲學家，他似乎預料到後世的文人會比他過得更難更慘，但是，他依然滿懷信心的向天下人宣告了一條真理：「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