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漢唐帝國為何也難逃盛極而衰的厄運?
歷史上的漢唐:靠著軟硬兼施恩威並重的手段,漢武帝統一了政權,統一了財政,統一了武裝,還統一了思想。於是,他就將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發展到了第一個高峰。在他的治下,帝國的文治武功達到了全盛。疆域既廣闊,文化亦繁榮,絲綢之路延綿萬里直抵歐陸,中華文明遠播四海天下歸心,漢帝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然而,就在漢武帝的時代,帝國的危機也已經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了。前面說過,帝國是權力社會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其特點則是集權。雖然集權未必專制,專制未必獨裁,但漢武帝這個人,卻多半是專制和獨裁的。而且,正是由於他的專制和獨裁,不但朝中大臣和地方郡守常常自裁以為解脫,就連太子劉據和皇后衛子夫也終於自殺。結果,此公駕崩之時,繼位的竟只能是一個八歲的孩子(即昭帝劉弗陵)。帝國的最高權力,包括廢立皇帝的權力,從此落入外戚手中──先是為大將軍霍光所掌握,後是為大司馬王莽所把持。他們或者視廢立為兒戲,或者視皇帝為玩偶。
漢王朝雖經光武帝劉秀「中興」而起死回生,但整個帝國已難再有起色,不過勉強維持而已。後漢二百年的歷史幾乎乏善可陳,有所作為的也就是前面三個皇帝,即光武帝劉秀、明帝劉莊和章帝劉炟。其他那些皇帝,不是弱冠踐祚,就是在襁褓中被拉來充數,其中甚至有四個皇帝連十歲的生日都沒來得及慶祝,帝國的最高權力則或為外戚把持,或為宦官竊取,或為女主攪和。等到野心勃勃的軍閥董卓,率領所謂「勤王之師」進京來殺宦官的時候,他就順手把漢帝國也一併殺掉了。據《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被劫持的漢獻帝重返洛陽時,竟是「百官披荊棘」,「饑死牆壁間」。武帝時的恢宏氣象而今安在哉?但只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也許,這就叫「盛極而衰」?
這樣一個過程在唐帝國那裡又重演了一遍,只不過來得更快,也更具戲劇性。這是一段不斷被人提及說起,反覆被人編撰演繹,並用多種形式(著作、論文、小說、詩歌、戲劇、電影)來回顧的歷史,因此特別值得反思。
唐,是帝國歷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它的輝煌被和漢一起並稱為「漢唐氣象」。不過,漢的偉業基本上是本族和本土的,唐的成就卻是多民族和國際性的。或者說,較之開闢了「絲綢之路」的漢,唐的成就更是多民族和國際性的。請看名單。
隋唐兩代,被征服的西域各國有:高昌(新疆吐魯番)、龜茲(新疆庫車)、黨項(甘肅西部)、土谷渾(青海)。維持通商友好關係的有:焉耆(新疆焉耆)、疏勒(新疆喀什)、于闐(新疆和田)、天竺(印度)、罽賓(克什米爾)、康國(中亞細亞中部)、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半島)、甘棠(裡海之南)、朱俱婆(蔥嶺之北)、泥婆羅(尼泊爾)、石國(中亞細亞北部)、大秦(東羅馬帝國)。這還只是西域各國。其他,則還有高麗(朝鮮半島東北部)、百濟(朝鮮半島西南部)、渤海(遼寧、吉林兩省境內)、契丹(河北東北部及遼寧部分)、吐蕃(西藏)、突厥(中國北部)、回紇(中國北部)、南詔(雲南)等等,不一而足。他們或被征服,或來朝貢,或來通商。唐帝國國門大開,一視同仁地表示歡迎,也一視同仁地相互學習。
這就是世界性的超級大國了。於是大唐帝國的京都長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國際化大都市,其中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相貌古怪服裝離奇的「追星族」。唐帝國的政治、軍事、文化,都是他們狂熱崇拜和競相模仿的對象。其中最熱忱的是日本人。他們派遣的「遣唐使」,起先每次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三千人。除正副使節外,還有大量的留學生和學問僧。有的來了就不再回去,有的回去就立即照搬。京都和奈良,就是仿照長安修建的,只不過規模和範圍遠遠不及而已。
大唐,難道不是盛世?
唐成為帝國的黃金時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晉南北朝長達三百多年的動亂是一個原因(這一點我們後面還要再說),隋的統一中國也是一個原因。沒有魏晉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沒有隋的創業奠基,就不會有大唐盛世。從這個意義上講,唐太宗的所謂「貞觀之治」,不過是摘了個桃子。當然,能夠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煬帝那樣把桃子丟了,應該說還得歸功於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開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舉措,就是堅持、發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創立的兩個制度──科舉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說:「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重要的規定,就是「學者皆懷牒(譜籍)自列於州縣」,也就是憑戶口或出生地證明自由報名參加公開的考試,並根據考試的成績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候選人。這就是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一種人才選拔制度,中國古代叫「選舉制度」(選就是選擇,舉就是提拔)。這樣一種制度,要遠比秦漢的察舉(察舉征辟)和魏晉南北朝的薦舉(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於國家。它的意義,我們以後還要再說(詳本書第三章)。這裡要說的是,正因為科舉制度既有利於人才選拔,又有利於中央集權,因此它也就被後世王朝所繼承,並視為關係到王朝命運的頭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續到公元1905年。
與此相同步,自隋始,郡縣僚屬(副職)不再由主官(正職)自辟(自己選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員都由中央任命。這無疑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另一項也是由隋創立的重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央機關分為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其中尚書省下又分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中書省負責辦理下行的文件,門下省負責審核上行的公事,尚書省總攬六部,負責所有的行政工作。這樣看來,中書省有點像立法部門,門下省有點像監察部門,尚書省則有點像行政部門。
不過「三省六部制」的意義仍不可小看。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任何統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國。任何一任皇帝無論賢愚,都必須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團來管理國家。這個官僚集團歷朝歷代人數不一,但即便精兵簡政,對於那位「孤家寡人」來說仍未免過於龐大。如果沒有起碼的權力制衡,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權力的運行就將無法控制。
因此,帝國制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軍事、監察的「三權分列」;至隋唐,則又有尚書、中書、門下的「三省分權」。這是因為,雖然行政、軍事、監察三權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權(相權)仍嫌過重,有威懾君權之虞。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減相權。宋代開國以後,太祖鑒於唐末五代政局紊亂,內則權奸專橫,外則藩鎮跋扈,乃盡收地方之權於中央,復收中央之權於君主,實行唐末以來文武分權的中書省與樞密院「二府制」,進一步用樞密院來制約中書省(宋代中書省其實包括唐之尚書、中書、門下三省)。
到了明代,朱元璋乾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國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腦,就更是集權了。當然這是後話(詳下節)。總之,科舉制度選拔官員,三省制度制約權力,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大唐帝國就可以實行它的全面對外開放政策了。
這裡面也許有種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國的創始人是都有少數民族血統的。隋文帝楊堅有鮮卑血統,唐太宗李世民則有晉北胡人血統,因此無論胡漢,均能一視同仁,無論中外,均能兼收並蓄。唐太宗曾對身邊的人說:「自古皆貴華夏,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他們甚至對各種宗教也能一體扶植,不加阻撓。
唐代皇帝因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歸來,太宗竟親自接見,並資助他翻譯佛經。其他如景教(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一種古波斯宗教),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則由政府不分畛域地授以官位品職。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韃靼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都在這裡和平共處,和衷共濟(請參看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有如此開闊的胸襟,豈能不天下歸心?
然而,唐因混血皇帝而興,又因混血將領而衰。公元755年,被稱作「營州突厥雜種胡」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唐,自漁陽以十五萬之眾南下攻佔洛陽,次年攻進長安。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創造過開元、天寶全盛局面,此刻已年逾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倉皇出逃,在馬嵬坡處死了他的愛妃楊玉環和宰相楊國忠之後,逃進四川。這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其時間,距公元618年李唐代隋,是一百三十五年;距公元907年朱溫滅唐,則是一百五十二年,差不多剛好相等。
安祿山據說是被楊國忠逼反的,因為楊國忠老在皇帝面前說安祿山要造反,結果安祿山不反也得反。這一反,才發現偉大的唐帝國是個外強中乾的紙老虎,一捅就破。所謂「帝國精銳部隊」,不過是宮廷裡中看不中用的儀仗隊;被後人一再追憶的「開元全盛時」,則不過病態繁榮。「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便捷的交通和豐富的物產原來並非國家人民所用。實際上,中央集權也好,開明專制也好,說到底,都不過是為了鞏固皇權,甚至只是為了極少數幾個人的窮奢極欲。維繫這種統治的東西其實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綱解鈕,也就不堪一擊。最後,九五之尊的皇帝連自己心愛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淚相和流」。當然,他同時丟掉的,還有皇位。
這場叛亂最後在胡人(回紇)的幫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卻也從此一蹶不振。儘管此後它又維持了將近一個半世紀,但已無復當年的盛況和銳氣。只要讀讀中晚唐的詩就知道,其氣度與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語。什麼「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許渾),什麼「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那幾乎是一片輓歌。
帝國的黃金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