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刻石，亦體現了以儒用世的特點。因此，秦之亡，並非亡於法律繁苛。就是說，所謂「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史記·張耳列傳》)、「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漢書·賈誼傳》)、「法令煩慘，刑罰暴酷」(《漢書·晁錯傳》)之類，應當看做是西漢時人鑒古知今的需要，並非全部出於理性的分析。

　　儘管發出這些議論的儒生出發點是好的，滿心希望並且祝願大漢帝國不要重蹈秦之覆轍，但結合秦帝國的審判制度稍作觀察，我們就會發現，這些言論明顯帶有強烈的感情傾向，而且對於秦帝國覆亡的真正原因，也沒有分析到關鍵之處。《雲夢睡虎地秦簡》與「張家山漢簡」之間，關於律法的某些對應之處，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秦始皇為建立理想的新世界，曾頒布過兩項影響巨大的法令——「挾書律」和「妖言令」，後人將之批得體無完膚，惡名難拂。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是這兩項「臭名昭著」的法令，前者直到漢高祖的兒子漢惠帝當政時期才被廢除，而後者，直到呂後當政時期才被廢除。由此，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鑒於西漢初年紛繁複雜的局面，劉邦亦需要這兩項法令來維持漢初政局的穩定。

　　因此，秦始皇不只是一個意志堅強、手段強硬的政治家，同時還是一個目光遠大、智略不群的哲學家，其法儒兼用、以法為主的哲學實踐，對後世影響既深且巨。事實再一次證明，秦國以及秦帝國，對待百姓是充滿著人性關懷的。他們時刻關心著百姓的死活而不是時刻置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所出台的政策，所做的決定，其立足點是根植於百姓的實際需要。

　　時至西漢末年的王莽時期，對秦人這一政策依然持有傾慕之心的，大有人在。王莽掌權後，打算在全國恢復周朝的井田制。有一個名叫區博的人就勸他說：「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迄今海內未厭其敝。」從商鞅確立獎勵耕戰這一政策以來，到王莽時期，已歷經四百年，百姓依然「未厭其敝」，感念秦政的好，這是何等的順應民心。

　　直到多年以後，才由漢武帝出面來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工作。然而，與秦始皇蠻橫地消滅異類不同，漢武帝實際上只是突出儒學的顯要，真正被消滅的只有縱橫家。這是因為和平時期的遊說風氣等同於蠱惑人心，實在要不得。除此之外，其他學派照舊在民間流傳，並且其學說還有機會保存在官府中。因此，史書才稱讚漢武帝「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

　　由此來看，秦帝國的崩潰，實質是由知識分子的人心轉向開始的。再加上帝國另一項不當的用人政策，求仕無門而又滿懷抱負的士人，當然要極力詛咒秦帝國，巴不得她早點倒台。這就意味著，把秦帝國送進火葬場的乾柴，又加一堆，只等著那一點火星的到來。而這一不當的用人政策，就是「以吏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