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的失敗原因:其屬下官員就不能比領導高明
袁紹的失敗原因是什麼?要成就一番事業,必須一個集團的人共同努力,尤其是在這個集團的領導決策層當中處於核心地位的領袖人物,不必每一項的才能都比其他人強,而只在於他能夠知人善任即可。這就是漢初劉邦用三傑奪取天下的道理。但是,封建社會是家天下私有制,等級森嚴,能像劉邦這樣放手任用人才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表現為,我的官比你大,我的能力就比你強,智慧就比你高。因此,你就不應該超過我,假如你看問題比我准,對事物的判斷比我準確,那就是你的罪過。三國時期的袁紹就演繹了這樣的邏輯。他把這種領導就比部下高明的邏輯演繹到了極致,假如部下比他還高明,輕一點的懷疑你有異心,重一點的就得去死。
官渡之戰前,袁紹已經擁有冀州等北方四州,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軍隊有十萬之眾,文臣武將更是人才濟濟。比如說那個武將張郃,以後成為抵禦蜀漢軍隊的主力戰將,赫赫有名,但在袁紹手下根本就不算回事兒。還有這謀臣,屬於當時傑出人才範圍的響噹噹的人物就有好幾個,而這些人不管誰的一條建議如果被採納,袁紹都可能處於有利地位,至少不可能那樣快就失敗。但這個人叫袁紹,他的邏輯是,只有他才是最高明的,部下不應該也不允許比領導高明。
官渡之戰前,袁紹在各方面都對曹操佔有絕對的優勢。曹操手裡除了有一個漢獻帝,其他方面都沒法和袁紹比。但是,曹操有了這個漢獻帝,他就可以天子的名義發號施令。本來,袁紹是可以先於曹操迎取天子的,因為在開始討伐董卓的關東聯軍中,袁紹的勢力最大,威望也最高,可是,袁紹卻看不到漢家天子所具有的政治優勢,拱手將這個大便宜讓給了曹操。
《三國誌》的記載是,漢獻帝到了黃河以東,袁紹派郭圖到天子那裡出使,郭圖回來後勸說袁紹,迎接皇帝在鄴城建立都城,袁紹不同意。還有另外一種說法。謀士沮授對袁紹說:現在我們的地域大致已經確定了,現在應該迎取天子,在鄴城建立都城,這樣您就可以「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又有誰可以抵禦!袁紹很高興,準備聽從沮授。可是,另一個謀士郭圖卻說,漢室已經衰落時間很久很久了,現在想讓它興旺起來,不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情嗎?現在的英雄豪傑擁有州郡,一有行動就是上萬的軍隊,正所謂是「秦失其鹿,先得到者就可以為王」。如果現在把天子迎接到自己身邊,凡事都要上奏請示,如果依從,那麼權力就會被削弱,不依從,就是不遵守皇命,這不是一個好主意。沮授說,目前迎接天子,是一個大義大智慧的事情,如果我們不早一點動手,必然會有人趕在前面。可以說是機會不能失去,只有快速行動才能成功,願將軍您早一點行動。可是袁紹不能用。
不管哪一個說法準確,有一點是共同的,都是部下勸袁紹迎接天子,建都鄴城,袁紹沒有採納。對於後一種情況,雙方各說各的,看似都有道理,關鍵看你這個「主公」是如何認定的,而袁紹恰恰認定為不能接納這個皇帝。而曹操和部下討論迎接天子一事,同樣也是意見不統一,但荀彧、程昱勸說曹操應該迎接天子,曹操馬上行動,等到曹操把漢獻帝接到自己手中,袁紹馬上就後悔了。
如此看來,勸袁紹迎取天子的人是非常有眼光的。
建安四年(公元199),袁紹打敗了公孫瓚,擁有了北方四個州,準備向南進攻許縣。沮授諫阻說:我軍連年征戰,百姓已經很窮苦了,倉庫裡沒有積蓄,人民的負擔重,這是我們很大的憂患。我們應當派遣使節去向天子報捷,發展農業,讓老百姓休養。如果曹操阻攔,我們就說他阻隔王路。有了這個理由,我們就進軍黎陽,逐步經營黃河以南地區。我們在這兒做著戰爭的準備,派出少量的精兵騷擾曹操的邊境地區,使他不得安寧,這樣用不了三年,我們就可以取得成功。袁紹另外的謀士郭圖等人表示反對,說袁紹打敗曹操,就像是翻個手一樣容易,現在不去奪取許縣,以後就更不容易了。沮授說:現在曹操已經擁立了天子在許縣,現在去攻打,正義不在我們一邊。況且曹操善於用兵,不是像公孫瓚一樣等著你去攻打。現在我們不用最穩妥的方法,而去興不義之兵,我內心裡為您感到害怕。郭圖又舉出武王伐紂的例子,說征伐曹操就是興義兵,袁紹就捨棄了沮授的計畫,聽從了郭圖等人的意見攻打許縣。
其實,這兩人的說法並不難分辨優劣,郭圖等人的話只不過是幾句口號,空洞無物,憑這樣的計謀怎麼能夠打仗?誰家打仗能夠像翻個手一樣就能取勝?但是,郭圖等人又進讒言說,沮授的權力太大了,如果讓他這樣繼續下去,恐怕就沒有辦法控制他了。這話袁紹聽進去了,馬上把監軍一職廢除,設立為三都督,使沮授、郭圖、淳於瓊各掌管一軍。實際上,軍隊權力的高度集中便於軍令的統一,指揮的高效,都是戰鬥力的體現,而袁紹卻自己分權,降低效率,實在是做了一件蠢事。要說他做這件蠢事的目的,可能是要他們相互制約,他便於居中控制吧?可這種自以為是的高明削弱的是自己的力量。
襲擾敵人,讓曹操東西不能相顧,使他疲勞困頓,差不多和沮授一樣的話田豐也說過。本來,田豐是袁紹厚禮聘出來做官的,正是用了這個人的計策,袁紹打敗了公孫瓚。袁紹要攻打許都,田豐再次勸他:「現如今放棄在廟堂之上就能取勝的計策不用,非要把勝負押在一次戰役上,如果不能如願取勝,恐怕後悔就來不及了。」袁紹沒有聽從,田豐就誠懇地再次建議,袁紹更加生氣,認為他破壞了軍隊士氣,就把田豐關押了起來。其結局果然是被田豐言中,袁紹官渡失敗。敗逃回去的軍將都認為,如果聽從田豐的話,恐怕不會有如此之敗。
田豐的話應驗了,證明以前他的主張是正確的,袁紹應該對田豐這個人重視才對。尤其是,袁紹的第一謀士沮授被曹操俘虜,不投降被殺,田豐應該受重用了吧?可事情的結果恰恰相反,田豐被殺!而被殺的原因竟然是袁紹覺得沒有臉見田豐,因為以前田豐說的話是正確的,害怕田豐恥笑他!
這就是袁紹的邏輯:下屬就不能比領導高明。假如你比領導高明,輕則分你的權降你的職,重則殺你的頭。難怪具有絕對優勢的袁紹會敗給曹操。
郭圖在背後詆毀沮授時說:「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大概這句話袁紹聽進去了。只不過,恐怕他的理解是,這個「不同」是不能比肩,就是臣子不能超過主公,超過了這個國家就要滅亡。實際上,這個「不同」指的是不應該是一種類型。比如說漢初三傑,劉邦自己就說過: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保證糧食供應,我不如蕭何;統帥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取,我比不上韓信。但是,這三個人不是一個類型的人才,他們和劉邦也不是一個類型的人,這就是不同。再比如說曹操,文武全才,但若論搏殺能力肯定趕不上許諸,謀劃能力也不一定能趕上荀彧、郭嘉,但曹操不需要和這些人比武比智,只要用他們的所長就行。可惜袁紹不懂得這個道理。
有一個水桶理論,說水桶能盛多少水,不是取決於最長的那塊板,而是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板。很不幸,作為集團的最高統帥,袁紹自以為高明,卻成了最短的那塊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