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袁崇煥有沒有權利殺毛文龍這一點的討論，首先應該引入《大明會典》的一段史料來分析：

　　「一總兵鎮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禦侮。凡調度軍馬、區畫邊務、風憲官皆無得干預。其相見相待之禮、尤須謙敬。如總兵鎮守官有犯違法重事。須用體覆明白、指陳實跡、具奏請旨。不許擅自辱慢。其軍職有犯。具奏請旨、已有定例。風憲官巡歷去處、亦須以禮待之。並不得輕易淩辱」

　　這段會典很明確的指出，風憲官對於「總兵鎮守官」的處置是必須請旨的，即便是總兵鎮守官犯有重事，都必須先具奏請旨，不得擅自處置，連辱慢都不行，必須以禮待之。

　　這是對「風憲官」的規定，那袁崇煥的官職又是不是也必須依照對「風憲官」的規定行事呢?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解析袁崇煥的官銜。

　　袁崇煥的職銜全稱是：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鎮行邊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

　　這個頭銜中有三個職銜稱謂：

　　一是「兵部尚書」;

　　二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三是「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

　　這個頭銜很複雜，其中包含了「本官」、「虛銜」、「派遣」三個內容。

　　「虛銜」是一種榮職，也是用來確定待遇的;

　　「派遣」是顯示具體操辦什麼事情，一般為因事特設;

　　「本官」則是他的職位的根本。

　　要把這個官銜解析清楚可以從「品級」入手，「品級」既是代表級別，也是解決待遇問題，也就是按什麼標準發俸祿，這是每個官銜必須具備的。

　　在袁崇煥的官銜中「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是個因事特設的「派遣」職務，既然是因「事」而特設的，那就意味著「事」前根本不存在，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工資標準等著它，故「薊遼督師」確定不了俸祿標準，僅是個職責描述而已，就是派遣去幹什麼差事的意思。

　　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言，其在《大明會典》中有明文規定，在京的「都御史」稱之為「坐院官」，在外擔任總督軍務、漕運、糧儲、巡撫地方等項的「都御史」為「因事添設」，既是「無定員」，又是「無定銜」，就是說「品級」也沒有確定：

　　都察院

　　正官，左右都御史二員;左右副都御史二員;左右僉都御史四員。

　　【以上坐院官、後不全設。其總督軍務、漕運、糧儲、巡撫地方等項，因事添設、無定員、或以都御史，或以副都、僉都御史，無定銜。見都察院】

　　袁崇煥顯然是在外的，而且是「總督軍務」和「因事添設」的，完全符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這個職位的描述，但根據《大明會典》的規定在外的都御史是既「無定員」又「無定銜」的，所以還是不能解決如何給他發俸祿的問題。

　　「薊遼督師」、「右副都御史」都不能解決待遇問題，所以只有按照那個「兵部尚書」的虛銜發俸祿，這正是虛銜的作用，故袁崇煥這個頭銜的意思是享受正二品待遇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並專責「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兵部尚書」作為封疆之臣的「虛銜」就好比確定他們是享受「正部級」的待遇，不過他們雖然享受的是「正部級」待遇但卻不是部長。

　　綜上所述，袁崇煥頭銜解析如下：

　　「虛銜」是「兵部尚書」;

　　「派遣」是「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

　　「本官」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由上文解析可知，袁崇煥的「本官」就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都察院的「都御史」就是「風憲官」，這可見於《大明會典》的記載：

　　風憲總例

　　在京都察院、及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稱風憲衙門、以肅政飭法為職。見諸司職掌、及正統中所定憲綱、條例甚備、各以類分列。其通行難附者、載此

　　洪武二十六年定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其屬有十二道監察御史。凡遇刑名、各照道分送問發落。其有差委監察御史、出巡追問審理刷卷等事。各具事目、請旨點差[4]

　　袁崇煥身為風憲官，本應是「以肅政飭法為職」，以及維護「正統中所定憲綱、條例」，可他卻執法犯法，違反了《大明會典》中風憲官如何對待總兵鎮守官的「定例」：

　　「一總兵鎮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禦侮。凡調度軍馬、區畫邊務、風憲官皆無得干預。其相見相待之禮、尤須謙敬。如總兵鎮守官有犯違法重事。須用體覆明白、指陳實跡、具奏請旨。不許擅自辱慢。其軍職有犯。具奏請旨、已有定例。風憲官巡歷去處、亦須以禮待之。並不得輕易淩辱」

　　這條規定中，要求「風憲官」即便對「有犯違法重事」的總兵鎮將，都必須「以禮待之」，而且「須用體覆明白、指陳實跡、具奏請旨。不許擅自辱慢」，「具奏請旨、已有定例」，可以說關於不得擅自處置的規定是一再強調的，但袁崇煥卻並沒有依照執行，反而是擅自殺了毛文龍。

　　而且毛文龍還並非一般的「總兵鎮守官」，他不僅虛銜到「左都督」的一品大員，還是持有「尚方寶劍」的邊帥，雖然袁崇煥也有「尚方寶劍」，但那也不過是和毛文龍有一樣的榮威而已。

　　更為有趣的是袁崇煥知道他沒有資格擅自處決毛文龍，也知道他要處置毛文龍必須「請旨」，就在他給崇禎的奏報中他的敘述印證了以上兩點：

　　袁崇煥題：「臣朝西叩頭請旨……臣因叩頭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政，鎮將中再有如文龍者，亦以是法誅之。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但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便宜專殺，席稿待罪，惟皇上斧鉞之，天下是非之。」[6]

　　袁崇煥斬毛文龍之前，居然向西叩頭請旨，實在是令人稱奇的事情，他如此的舉措顯然是顯示他沒有獲得崇禎的任何授意，否則請什麼旨?

　　另外，從他的先臨時叩頭請旨，可以看出，他應該知道《大明會典》有「其軍職有犯。具奏請旨、已有定例」的明文;而後他又稱「臣今誅文龍以肅軍政」可知，他對風憲官是「以肅政飭法為職」還是瞭解的，而袁崇煥的惡劣之處就在於他的「知法犯法、執法犯法」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而且明目張膽，他最後居然告訴崇禎：

　　「但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便宜專殺，席稿待罪，惟皇上斧鉞之，天下是非之……」

　　這簡直是明知故犯的典型，真不知道崇禎看到這裡是什麼感覺。與崇禎經過公審評議折騰了幾個月後才定了袁崇煥的罪相比，他殺毛文龍時的專斷、獨行已經遠遠超越了帝王。

　　不過，最為可悲的是袁崇煥此舉並非是為了消滅後金，而只是為了跟後金議和鋪平道路。就為這個目標，袁崇煥就明目張膽的，肆意專殺了另一個軍鎮，持有「尚方寶劍」的總兵鎮守官，這不僅違背《大明會典》相關規定的，屬於目無法度之行為，還是對「尚方寶劍」代表皇威的無視，他最終沒有被論「謀叛」，而卻被陵遲處決，應是被論了「謀反大逆」之罪，這跟他擅殺毛文龍有極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