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以前很講究名分，因為名分是權力的合法性源泉。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時代，男人有正室，還有偏房。在名分上，正室為尊，偏房為卑，元配享有支配侍妾的正當權力。實際上，侍妾也可能憑借年輕貌美、受丈夫寵愛而得勢，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

　　妻妾爭權只是官場故事的一個隱喻，因為帝王對國家權力的分配，也存在著「正室—偏房」的複式權力結構，「正室」指以宰相為首的官僚系統，他們在名分上是國家權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統之外，另起爐灶，另立「偏房」，代行權力。

　　那麼，「偏房」是些什麼人呢?

　　《清稗類鈔》記錄了晚清開明官僚郭嵩燾的一則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郭氏所列舉的與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絕大部分都可以歸入隱權力集團的行列，在名分上，這些人並無治天下的正式權力，只不過憑恃與權力中樞的特殊關係，得以把持權柄、操縱朝政。相對於正式的官僚系統而言，這一隱權力集團就是受寵得勢的政治「偏房」。

　　「皇權專制」作為對歷史的宏觀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體情形而言，自漢代以降，除了少數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獨攬朝政、乾綱獨斷的獨裁局面其實並不多見，確如郭嵩燾所言：「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問題在於權力被誰「分寄」。

　　如果與宰相共治天下，則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國家的主權者與象徵，古人認為君王「攬權不必親細務」;而宰相作為政府首腦，理當「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宋代有一位官員就對皇帝說，「權歸人主(皇帝)，政出中書(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宰相的執政大權由制度賦予，為正統承認，如果君主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則會被認為違制，用古人的話來說，「不由鳳閣鸞台(宰相機構)，蓋不謂之詔令」;這樣的「詔令」甚至會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機構)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君王與宰相自古就有分權，宰相的治權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漢與宰相共天下」的權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順的，正式的權力制度就是這麼安排的。

　　不正常的是「與外戚共天下」，外戚所恃者，是其與皇室的特殊關係。這種由私人身份與關係網絡所孽生的權力，是一種制度外的隱權力。如果說，以宰相為首的官僚集團是帝國的「正室」，代表正式的權力系統;那麼，外戚等隱權力者則是君王另立的「偏房」，代表另一套沒有名分的「副權力系統」。

　　在「正室」之外另設「偏房」，在正式權力系統之外，另置副權力系統，始作俑者是漢武帝劉徹。劉徹乃雄才之主，不甘於垂拱而治，但皇帝要親躬政事，宰相顯然是最大的障礙，甚至宰相領導下的官僚系統也會礙手礙腳。為了越過這些制度性障礙，劉徹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漢初的尚書只是皇帝的私人秘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將作為正式權力系統的「外朝」撇在一邊。

　　從名分上來說，內朝成員並無執政大權，有的還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員，但他們被皇帝托為心腹，預聞政事，隱權力極大，足以與外朝分庭抗禮，甚至凌駕於外朝之上。不過，內朝官權柄雖重，但終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賦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於皇帝私人的關係網絡，這也使得內朝系統十分便於君主操縱指揮。劉徹因此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君主獨裁。然而，劉徹始料不及的是「偏房」也可能變得位高而權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劉徹在世時，儘管擢用外戚近臣，畢竟還能操控局面，劉徹死後，西漢終於無可避免地出現外戚擅權干政之禍，最終葬送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就是外戚。這正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光武帝劉秀承漢祚、建立東漢政權後，鑒於之前大司馬篡權的亂象，設「尚書檯」架空三公之權，一切政令皆經尚書檯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時人稱「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其手法如出一轍，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縱「偏房」實現朝綱獨斷。後人評價「兩漢政出於二」，也就是說，漢代的權力結構是複式的，一個正式的權力系統加上一個非正式的副權力系統。「政出於二」是兩漢權力結構的最大弊病。同劉徹創建內朝一樣，劉秀設立尚書檯這個副權力系統，本意是要擺脫正式權力系統對皇權的約束與威脅，然而，歷史的鬧劇總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豐滿，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劉秀死後，他留下來的尚書檯機構並未能阻止權臣對劉漢政權的篡奪，東漢後期，外戚、豪族等權臣以「錄尚書事」之銜入主尚書檯，壟斷了朝政。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迎回漢獻帝，第一件事就是讓獻帝賜予其「錄尚書事」之權。而君主要奪回權柄，就扶植宦官建立一個副權力系統，東漢後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輪流專政。

　　東漢皇室與權臣的明爭暗鬥，以後者取得最後勝利而告終：東漢天下被門閥士族瓜分、顛覆，其後，唐代君主為限制正式官僚系統之權，防止權柄下移，也另立宦官參與朝政，但是這個副權力系統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經啟動即無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權勢越來越大，不僅架空正式權力系統，連皇帝的生殺廢立都操在其手中。

　　相對而言，到宋代才有了對正式權力系統的尊重，宋代少見地沒有形成副權力系統，女寵、宦官、外戚、皇室秘書、幸臣等隱權力集團大體上都受到遏制。即使是貴為天下主權者的君主，對於政事也不能一個人說了算。南宋時，內廷國手趙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職非皇室私器，隨便予人是有違政制的，因此趙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開恩。宋孝宗答覆：「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讓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堅執不從」，並且表示：「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孝宗唯有一聲浩歎：「書生難與他說話!」

　　趙鄂終日陪皇帝下棋，與孝宗關係極好，按說是頗有隱權力的，但宋代比較健康的權力結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禦隱權力，連皇帝也不敢肆無忌憚地破壞這個權力結構。

　　遺憾的是，好景不長，趙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後，君主對正式權力系統保持尊重的權力格局不再出現，大宋也難逃「共」天下的圈囿。至明清又出現了與宰相、太監，與胥吏共天下的難堪局面。

　　從漢代一路看過來，不難發現：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權、借重隱權力集團鉗制正式的官僚系統，正是歷代君主搞獨裁的不二法門。

　　皇帝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對付官僚系統，是因為從漢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現代化之前的中國，對君主獨裁權力構成最大制約的不是民主、憲政，而是一個複雜、完備、科層化的官僚系統，因為權力在科層化結構中流動，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規範性、程序性的規制，科層化越高，權力受到的規制就越大。如果把權力比喻為流水，科層化結構就是管道，約束著流水的橫衝直撞。權欲旺盛的雄才之主當然難以容忍這些管道分流了權力，於是繞過正式的權力管道系統，利用親近的私臣組建非正式的簡陋的權力容器，因其簡陋、非正式，也就更便於人主操縱。

　　但是，這些臨時性質的權力容器難免會慢慢固化、複雜化，甚至變成正式權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過來分化了獨裁權力。換句話說，「偏房」掌權日久，往往又會演化成「正室」，如漢代的尚書，原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到了唐代則是名正言順的宰相機構。後世的君主為「盡收威柄，一總事權」，又另設一個易於指揮的權力容器，然而，時過境遷，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轍。歷史簡直給獨裁者下了一道反覆發作的惡咒。

　　那些叨念著「大權不可旁落」的獨裁者不會明白這樣的道理：分散在複雜管道的權力儘管不易為君主任意擺佈，但顛覆性不高，因為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限，並且受到程序性與規範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擺脫了科層束縛的隱權力雖然便於指使，但一旦失控則如洪水決堤，一發而不可收拾。西漢劉徹置內朝捋奪宰相之權，但後來內朝的外戚不僅把持朝政，而且顛覆了西漢;東漢劉秀將三公閒置，倚重尚書檯，但尚書檯的領袖最後竟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明代的朱元璋乾脆廢了宰相，啟用內閣，但內閣體制卻培養出「九千歲」的權力怪胎。

　　人主欲借「偏房」盡收權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權力更容易被親近的隱權力集團假借、竊取，只要人主軟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我們姑且稱之為「偏房的陷阱」。這也是為什麼歷代一再發生近臣亂政的根本原因。郭嵩燾認為「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其實，獨裁者哪能容忍權力被分寄?只是他們缺乏歷史的眼界，看不到獨裁的陷阱，最後與「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毀了天下，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