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內部對這場戰爭的「戰」「和」選擇之戰，看似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外抗日本，內戰「清流」，但剝除這種戲劇性的外殼，其內裡，是這個國家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兩場戰爭，李鴻章都輸了，既輸給日本人，也輸給了主戰派。

　　以一人敵一國。

　　這大概是對李鴻章與甲午戰爭最準確的評論。甲午戰敗，李鴻章失去權力，也失去了北洋海軍;對於晚清，30年自強運動，至此，全盤破產。對於這個國家，這是真正的慘敗。120年後，我們仍然以極大的投入來研究它，其實質是想追索：何以如此?其歷史邏輯何在?

　　李鴻章辭世，他的「政敵」梁啟超在其撰寫的《李鴻章傳》裡引用西方評論家對甲午戰爭的分析：「以一人敵一國。」——實則異常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國家結構性矛盾的關鍵。而且這種洞見，也開拓了從清朝內部認識其運行乃至失敗的觀察理路。「從中國發現中國」，這個樣本很標準。

　　自強運動，是晚清中國，從中央內部發生的一場主動引領國家現代化轉型的嘗試。它的實際領導人，在中樞為恭親王奕訢，在外則為疆臣之首李鴻章。後來恭親王被罷除，只剩下李鴻章獨力支撐。所以，研究李鴻章，實則是理解這場運動，以及這個國家現代化轉型何以延宕並失敗的關鍵所在。一般批評，李鴻章重器械，尤重軍械，但輕制度與思想。更準確的描述是他所進行的「非常膚淺的現代化嘗試」。——可是，就是如此低層次的現代化改革，結果卻以一場戰爭而告全盤失敗，原因何在?這是我們追索的疑問起點。

　　兩次鴉片戰爭，堅船利炮打開了封閉的中國，這是晚清中國重大的挑戰：是否以及如何融入現代化的潮流之中?在當時，這尚以「遠憂」的面目出現。

　　與此挑戰相伴隨的，對清廷來說更具生死性質的是太平天國的起義，這一延續14年的戰爭，雖然清廷最終未被推翻，但在撲滅太平軍的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滿族與漢族的權力關係完全改變。縱觀中國歷史，皇權高度壟斷與集中，至清達到高潮。這一朝，不僅沒有所謂「相權」，甚至最高權力機構「軍機處」，也只是皇帝的秘書班子而已。一人而集天下之權，有清一朝，滿人給真正創造出來了。

　　任何制度達到高峰，自必下墜，然後再造。席捲中國16個省(當時全國為18個省)的太平軍，清朝的「國家軍隊」無力抗擊，節節敗退。作為一種替代，鄉勇聚集成軍，最後竟以曾國藩的湘軍完成了平定太平軍之亂的重任。曾國藩攻克武漢之時，咸豐皇帝即欲授他軍務全權，結果當時的軍機大臣祁巂藻力諫：「本朝家法，無專用漢人督師者。曾國藩以侍郎在籍守制，無尺寸之柄，乃舉旗號召，英賢雲從，若再授以疆圻，復總師干，威權太重，恐非國家之福。」因此評論，曾國藩獲權時間再次後延。地方軍事勢力的崛起，從「中央」的角度與利益觀察，很難說祁氏的擔憂沒有道理。只是，時勢造英雄，人算不如天算，最終曾國藩建功立業，不授權無可為繼。由此，形成一個100年後才逐漸解決的軍隊結構性問題：兵為將有。後來的軍閥橫行，其源頭在此。

　　歷史出乎意料之處，往往在於它逸出思考之外，中國皇權制度之破壞，竟然是軍隊系統的「國有」變「私有」。兵為將有之後，中央與地方，滿族與漢族漸次形成：內輕外重(中央權力下降疆臣權重加大)、滿輕漢重(漢人督撫數量更多)。

　　對抗太平天國之「近慮」，形成的軍隊「私有」性質及其延伸出新的權重關係，是恭親王尤其李鴻章解決「遠憂」，為晚清完成現代化轉型的結構性條件。這一方面表現在，李鴻章作為地方領導人可以統領全國性運動;而另一方面，則是這種怪異的、合乎制度「地方領導中央」，又將遭遇中央與地方的雙重競爭。其內耗，超過想像。後發國家的現代化轉型，需要強大的中央權力將國家導入軌道;很遺憾，此際的中國，卻是「弱中央強地方」，社會動員與國家動員，皆捉襟見肘。而我們的東亞近鄰，曾經長期分裂而分散的日本，卻以「撙王」為號令，統一了國家的意志，成功進入轉型期。兩國命運，也自此逆轉。

　　到了甲午年，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的競爭者日本，主動地挑起一場戰爭，希望借此戰爭來比較勝負。與這種尋釁求戰相伴，清廷內部主戰派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形成主流。他們希望過去30年各種結構性的矛盾，由疆臣李鴻章領導現代化轉型——所謂內輕外重格局種種，可以經此一役而徹底解決。有著多重含義與利益訴求的這場戰爭，無論李鴻章多麼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國實力不濟，無力對抗，卻難以逃避戰爭來臨。

　　在相當的意義上，與日本之戰，清廷內部對這場戰爭的「戰」「和」選擇之戰，看似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外抗日本，內戰「清流」，但剝除這種戲劇性的外殼，其內裡，是這個國家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尤其是這後面的，清廷內部的李鴻章的另一場戰爭，才是我們可以真正理解龐大中國進入現代化軌道過程中，掣肘何在約束何在。所謂傳統中國，在此可以得窺。

　　當然，兩場戰爭，李鴻章都輸了，既輸給日本人，也輸給了主戰派。可是，這個國家也輸了。由此，歷史邏輯顯示出它殘酷的一面：滿清政府領導這個國家完成現代化轉型，宣告不可能。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其前提，則是清王朝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