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是個亂世，亂世在給人們帶來深重的苦難的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原有的秩序體系被摧毀，出現了重新建構的空間和機會。社會動盪，戰爭頻繁，制度解體，昔日的等級、門第觀念不再那麼森嚴，不再被人們所特別看重，這就為處於社會底層的各色人等的脫穎而出提供了可能。

　　清人王闓運認為，中國歷史上每一次亂世都會造就一批人物。 「世道愈亂，賢士愈積」。

　　亂世中,一大批饒有實踐經驗、具有智慧、謀略與治事能力的底層人物有機會在崛起，成為社會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有人認為這就是所謂亂世「人才縱橫定理」。

　　春秋戰國時期，是典型的亂世，恰恰在這個時期，一批光耀千秋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如群星閃爍，集中湧現，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才高地」。

　　三國時期，是又一個亂世，這個時期群雄爭霸，謀士輩出，猛將如雲，成為歷史上第二個「人才高地」。

　　我以為，「人才縱橫定理」，在五代這個亂世也是能夠成立的。

　　五代時期一些原先是小角色的人物紛紛登上政治舞台，他們逢風雲際會或憑藉自己的能力從民間崛起，其中有的人發揮出了聰明才幹，對推動歷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且經過數十年由個別而組合、到群體逐步擴展的歷程，到了五代中後期逐漸現出了綜合型人材的端倪。

　　但是亂世也是一個民族與命運大劫難決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優秀分子會受到比平時更多的磨難，甚至成為祭台上的犧牲，民族精英被消耗、折磨、摧殘的例子不勝枚舉。

　　五代後唐時期，曾經擔任過軍隊中門使(類似現代軍隊中的總參謀長)、宰相和樞密使的郭崇韜就是其中一例。

　　郭崇韜原先是一名小吏，文吏型人物起於基層，對官場利弊，世態炎涼和人間冷暖有著切膚的感受，所以這些人往往遇事機警，從容幹練，極具辦實事的能力。

　　郭崇韜是代州雁門(今山西雁門)人，出身寒門，史書上對他年輕時事跡的記載幾乎是一片空白，他的生平不詳，只知道其父名宏正。

　　郭崇韜原先是昭義節度使李克修手下的一名小吏，「為人明敏，能應對，以材干見稱。」受到李克修信任，李克修對他不斷提拔，讓他參與軍中事務。李克修死後，他被李克修的堂兄晉王李克用收用，任教練使，此後就一直是李克用的近臣。

　　五代後梁、後唐等朝，是中國歷史上軍閥掌權，占主控地位的特殊時期。

　　儘管在軍閥政治的大環境下，文臣參與議政、決策的活動空間被大大擠壓;但是一些在文書運行、財賦管理、刑事鞫斷等事務中，仍然需要發揮文職人員的作用。

　　因此具備專業業務才能的文吏型人物仍然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他們事實上成為當時官僚行政的主要行使者。

　　?朝和五代之交，文人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專攻禮樂文章、詩詞歌賦的「儒生」、「文士」;另一類是起於基層的「事無鉅細，皆得專之」的文吏型人物;甚少有兼具兩類才華的人物。

　　「儒生」、「文士」專攻禮樂文章、詩詞歌賦,他們在亂世中所從事的事業往往與生存狀態嚴重脫離，面對紛亂的現實無所適從，顯得孤傲而又脆弱，悲涼但又無奈。

　　李白在《嘲魯儒》中說：「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所謂「經濟策」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不是一會事，在古代專指安國定邦，經世濟民的才能。李白嘲弄的?儒，是一種只會尋章摘句的腐儒，這些人的特點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不知道國家形勢的大局，何談安國定邦，經世濟民?

　　不過李白自己也未必有治國安邦之才，李白在詩詞歌賦方面絕對是位天才，但在辦實事的能力上還是不能令人滿意。唐明皇一度對他青睞，只不過把他當作一名文學侍從，幸臣而已。他自己感覺好的很，自比諸葛、謝安，真以為自己是塊能當公卿宰相的材料，羽扇綸巾，從容應對天下大事。卻一直得不到重用，心中憤憤不平。晚年投靠永王李磷，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不料稀里糊塗地陷入「謀逆」大案，差點為此掉了腦袋。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白的《嘲魯儒》除了嘲弄一些只會尋章摘句的腐儒外，何嘗不是一種自嘲?

　　文吏型人物起於基層，這些人年輕時長期在底層生活，飽嘗淒風苦雨，痛感人世艱辛，對官場利弊，世態炎涼和人間冷暖有著切膚的感受，所以這些人往往鎮重勤勉，遇事機警，應對從容，做事幹練。

　　秦漢時期，李斯、韓信、蕭何和曹參等人都出身於小吏，後來都成就了一番事業。

　　五代時期，也有不少這樣的人物，如敬翔、李振、謝瞳和史敬鎔等。

　　郭崇韜也是其中比較傑出的一個，他極具辦行政實事的能力，無論對軍事形勢和?治形勢的判斷，都十分敏銳。所以郭崇韜後來能夠「出將入相」，並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