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李鴻章是晚清元輔重臣。孫中山與李鴻章的關係，涉及到他們的思想風貌和晚清政局的演變，但因史料殘缺，難窺真相。現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庚子年間孫李關係和中國政局作些探討，不當之處，希望批評指教。

一 庚子孫李關係頗為微妙，甚至富於戲劇性，這主要表現在籌議「兩廣獨立」問題上。

所謂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是在義和團掀起反帝狂飆和八國聯軍闖進國門，推行分裂剝削中國的政策、清朝統治營壘發生破裂的形勢下，由香港華人上層、廣東紳商和香港殖民當局所策動的。

香港華人上層和廣東紳商非常擔心北方動亂擴展到兩廣和香港地區，危害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因而把穩定社會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李鴻章身上。據《中國旬報》記載，當清廷「特召粵督李鴻章入都，粵省紳商紛紛稟留，而其稟稿措詞命意各有不同，尤以西關文瀾書院紳士公稟為最得體」。稟稿寫道：

稟為愛戴情殷，懇思暫緩北上以順輿情而維大局事。竊粵者盜風素熾，民困日深，外侮內訌，禍機隱伏。幸值中堂蒞粵，整頓庶務，地方賴以綏靖，太平景象，紳等方拭目俟之。忽聞拳黨倡亂，傅相奉詔入都，君父之命，誠無敢阻。惟據外間傳聞，近畿地方多被蹂躪，道路梗塞，音信難通，中堂此行恐難遽達，與其停留中道而無補時艱，何如稍緩行期而徐商進止。與其單騎見敵，徒有空拳孤掌之憂，何如保守完區，徐圖靖難勤王之計。在憲台公忠體國，固欲不俟駕而行。而紳等愚見以為，臣節所在，本聞命而不可違，而全局攸關，亦慮定而後可動。況使旌一啟，粵省盜患更恐復張，此時情勢，不又跋前顧後耶？可否吁懇仁恩，俯順群情，暫緩北行。如蒙俯允，紳等無任馨香祝禱之至。

這份稟稿真實地反映了廣東紳商企圖挽留並依靠李鴻章「保守完區」、防止「外侮內訌」、維護「太平景象」的殷切心情。據詹森在《日本人與孫逸仙》一書中說，廣東紳商提供現款2500萬兩，作為發動挽留李鴻章的經費。《士蔑西報》報道廣州商人甚至威脅說要躺在李鴻章的車輪前而不讓他走。李鴻章也一再聲稱「粵民遮道攀留」。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華人上層，既依托廣東腹地，又在香港擁有巨大財富，認為李鴻章一旦北上，「粵省盜患更恐復張」，危害廣東，波及香港，因而與廣東紳商懷有同樣心情。何啟和劉學詢策動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的活動，正是香港華人上層和廣東紳商這種願望的反映。

何啟是香港華人上層的代表。何啟祖籍廣東南海，出生於香港，其父何福堂為倫敦傳道會著名牧師，又投資成巨富。何啟早年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後留學英國，取得醫科學位和大律師的資格。在英國留學期間，娶英國女士雅麗氏為妻。1882年回香港，被委任為太平紳士，1890年港督稱讚他是香港「最受尊敬的華人領袖」，推薦他為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在香港除政府官員外，具有最高政治及社會地位的是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當時立法局只有一名華人議員，行政局議席非英人莫屬。何啟不僅在香港具有「華人領袖」的政治、社會地位，同香港歷任總督、特別是卜力總督「甚為相得」，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有著特殊關係。1887年何啟用亡妻遺產創辦了雅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同年孫中山進入香港西醫書院求學，當時何啟為該院教授，遂與孫中山相識，有「師生之誼」。何啟從1887年開始與胡禮垣合作發表抨擊清朝統治、宣傳社會改革思想，認為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於「行選舉以同好惡，設議院以布公平」。何啟的言論，對孫中山早期思想影響極大。1895年何啟曾經參與孫中山廣州起義密謀，負責起草對外宣言和交涉事宜。值得注意的是，何啟對李鴻章也不無好感。1889年何啟創辦的西醫書院推舉時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為該院的贊助人，李鴻章欣然接受，特地致書該院掌院表示感謝，並對醫學教育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期望「其能使西方科學之利益，沾惠於中國醫學之實用」。1892年在該院第一屆畢業典禮上，教務長康德黎發表演說，盛讚李鴻章：

各位亦知，李鴻章者，中國之俾斯麥也，伊對本院極愛護。……各位勿謂貴國之當局不信仰科學，彼極有權威之李鴻章氏，對於本院院務，曾復書述其意見，謂希望化學與解剖學，成為吾人欲為訓練之一特別部門等語，彼不似流俗之只說：「惠我奇方」，而欲以啟牖運動，使成為赫胥黎或鄧德爾，彼謂「先予吾人以科學，則一切可隨之而至」。

這裡所謂李鴻章「信仰科學」，為「中國之俾斯麥」云云，不只是康德黎個人的看法，也可以說反映了該院創辦人兼教授何啟的見解。正因為何啟是香港「華人領袖」，並同香港總督卜力、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和兩廣總督李鴻章有著特殊的關係，所以他才有可能反映香港華人上層的意願，依靠港督卜力、策功孫中山與李鴻章合作搞「兩廣獨立」。馮自由記述說：庚子五月，何啟「以時勢緊急，瓜分之禍，瀕於眉睫，粵省如不亟謀自保，決不足以圖存。因向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獻策，主張革命黨與粵督李鴻章合作救國，首先運動鴻章向滿清政府及各國宣告兩廣自主，而總理率興中會員佐之。其進行方法，則先由中國維新黨人聯名致書香港總督卜力求其協助中國根本改造，以維世界和平。再由卜力根據書中理由，轉商鴻章，建議廣東自主方案，並介紹興中會首領孫某與之合作。鴻章如贊成此策，即由渠電邀總理回國同組新政府」。陳少白記述說：庚子五月，何啟「私下與我商量，使我們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他願意代說香港總督轉勸李鴻章」。馮、陳的記述雖然有些出入，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何啟是借重香港總督之力、策動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的倡議者。

劉學詢是廣東紳商的代表。據馮自由記述：「劉學詢字問芻，又號耦耕，粵之香山人，少登甲榜歸廣州為大紳，交結權要，勢傾一時，有土豪之稱。時粵垣有一種官督商辦之公開賭博，號闈姓者，每屆科舉皆以報考士子之姓氏為賭，政府度支及試官私囊均恃為收入之大宗。劉包辦闈姓多年，其金錢勢力足以左右士子的成敗及官吏之進退，典試者莫不仰其鼻息。」作為「廣州大紳，中過進士，並且大富」的劉學詢「頗為當道倚重」。早在甲午前後，劉學詢就受到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東巡撫剛毅的賞識和庇護。1899年時任軍機大臣的剛毅稱譽劉學詢為「中國三人才」之一，並推薦他赴日考察。清廷特地將劉學詢由四品知府銜擢升為二品銜道員，作為欽派專使前往日本。劉學詢返國不久，就與商務大臣李鴻章頻繁交往。12月19日在李鴻章受命署理兩廣總督之日，清廷下諭將劉學詢交李鴻章「差遣委用」。按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的人，地方督撫均須另眼相待，因為他們與朝廷聲息相通，迥非尋常僚屬可比；再加上需要借助這位「廣東大紳」穩定廣東統治秩序，所以李鴻章非常器重劉學詢，將其視為自己的心腹幕僚。劉學詢不僅「頗為當道倚重」，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有著密切關係。孫中山因劉學詢與自己「有同邑之誼」，並「蓄志非常」，所以早在甲午前後，就與之往還，邀請他列名發起「農學會」，並參與乙未起義密謀。1899年劉學詢訪日期間，曾與孫中山多次秘密會見，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協力，種族革命，恐其事甚難」。正是由於上述諸多因素，使得劉學詢既能掌握廣東紳商的心態，又能成為溝通李鴻章與孫中山的橋樑。陳少白記述說：何啟與他在密商「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之後，就使人約請「李鴻章幕下的要人」劉學詢、曾廣銓，「他們甚以為然，答應相助」。馮自由記述說：「先是何啟、陳少白已由香港卜力斡旋，勸李鴻章乘機宣告獨立。李幕中有劉學詢、曾廣銓二人亦極力從旁慫恿」。

香港總督卜力在7月2日從休假地返回香港之後，確曾「有意充當李、孫之間誠實的掮客」。當然這並非是為了支持中國「革新運動」，而是出於英國自身利益的考慮。首先，卜力和香港的英國人擔心李鴻章一旦應召北上，兩廣那些「與義和團同屬一類的會黨」和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就有「可能利用這個不受羈絆的機會」發動起義，而「卜力和這個通商口岸的發言人認為，北方的排外運動是由暴力行動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動，即使它是反對清政權的，都是對西方生命財產的威脅」。所以防止「南方發生暴亂」、保障香港和兩廣地區「西方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就成為卜力策動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其次，卜力和香港的英國人深知香港是英國侵略中國的橋頭堡，兩廣是香港的腹地，長江流域是英國勢力範圍。面對迅速擴大的北方動亂並得到「反滿起義預計將於『兩周內』在湖南和南方爆發」的信息後，卜力便向英國政府建議「英國應該準備照料它在長江和西江流域的權益」。在他看來，「如果贊同孫中山和李總督締結一項盟約，對於英國的利益將是最好不過的」，因為當時局勢「系由清國分割兩廣成立獨立國的好機會」，經過自己策動的由孫、李合作搞出的所謂「獨立」的兩廣，勢必置於英國的控制之下。所以孫中山判斷「香港總督之說系擴大英屬鄰土利益範圍至兩廣之計略」。英國政府有鑒於此，欣然贊同卜力的建議，但強調只有孫中山得到李鴻章的同意而回來的時候，方准撤銷對他的驅逐令；同時電示駐廣州領事薩允格說：「我們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李鴻章留在廣州比他前往北京將更有效地促進維護秩序的目的。」

不過，香港華人上層、廣東紳商和香港殖民當局的策動，只是籌議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的外因。孫、李能否合作，「兩廣獨立」能否實現，則取決於內因，即孫中山和李鴻章的態度。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二 對於香港華人上層、廣東紳商和香港殖民當局所策動的「兩廣獨立」，孫中山採取了積極的態度。

「兩廣獨立」即據有兩廣以為根本，是孫中山自從踏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後所執意堅持的戰略思想。早在1895年春，孫中山就對日本駐香港領事中村恆次郎表示「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他所以籌劃乙未起義，目的就在於實現這個戰略思想。在1897—1898年間，孫中山曾與宮崎寅藏等日本友人認真地討論過戰略問題，孫中山主張「先據有一二省為根本，以為割據之勢，而後張勢威於四方，奠定大局」。但他對選擇哪個省分作為「發軔之處」，一時還舉棋不定。他從前認為「發軔之處」「以廣東為最善」，而此時卻改口說：「廣東者，今日非善矣」。因為乙未起義失敗後，「當地之官已如驚弓之鳥，到處提防，我輩舉動較前略難矣。」不過，即使這樣，他在內心深處，「仍不能捨廣東」。及至1900年隨著中國政局的劇變，孫中山明確表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協商，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所謂「要在華南建立一個獨立政府」，具體說來，就是要搞「兩廣獨立」。孫中山一直鍾情於「兩廣獨立」，並不是偶然的。他認為「不先擇一地」作為「發軔之處」即「起點之地」，「則無由定經略之策」。而選擇「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取而已矣」。在「聚人」、「接濟」和「進取」三者之中，「仍以聚人為第一著」。孫中山說，自己所以「心仍不能捨廣東者，則以吾人之所在也」。據馮自由《興中會會員人名事跡考》統計，甲午至庚子年間，興中會會員共計250人，其中籍隸湖南、福建、外國和不詳者只有33人，而廣東籍的卻多達217人。興中會員的業居地，則主要集中在檀香山、橫濱、香港和廣州等地。上述事實表明，興中會具有明顯的地方性質。孫中山在海外主要依靠從廣東籍華僑中籌款，在國內則主要依靠廣東會黨群眾。他聲稱「在廣地，一月之內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萬」。廣東不僅易於「聚人」，而且「利於接濟」，因為廣東既靠近英葡殖民地香港和澳門，又有較長的海岸線，便於獲得海外餉械的接濟。加之廣東地處邊陲，距離清朝統治中心較遠，攻佔較易。在孫中山看來，廣東一旦得手，奪取與廣東密邇的廣西則易如反掌。然後據有兩廣以為根本，治軍北上，長江南北及黃河南北諸豪傑必齊起響應，「成恢復之大功，立文明之政體」。為了實現據有兩廣以為根本的戰略思想，孫中山非常重視抓住時機問題。籌議乙未起義，是在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之際。孫中山說：「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庚子籌議「兩廣獨立」，是在義和團掀起反帝風暴、八國聯軍大舉入侵、清朝統治陷於癱瘓之時。孫中山說：「時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北京風雲變幻，是一個亟需注意的時機。如果說清政府最終完全喪失實力之時則正是我們成事的好機會，那麼我覺得目前的狀況正應特別加以注意」。

當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後，任何國家革命運動的成功都離不開國際援助。孫中山認為爭取一二強國的支持，是實現據有兩廣以為根本的戰略思想的重要條件。早在籌劃乙未起義時，孫中山就曾與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恆次郎會晤，請求日本提供二萬五千枝步槍和一千枝短槍。這次求援遭到拒絕，但興中會員謝纘泰卻聲稱「我們通過日本領事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1897年—1898年間，孫中山在與宮崎寅藏等筆談時，贊成宮崎提出的「中東合同，以為亞洲之盟主」，「阻遏西勢東漸之凶鋒」的主張，說「極是，極是。惟不可先露其機，以招歐人之忌，則志無不成也。」孫中山表示要「暗結日、英兩國為後勁」，藉以對抗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推進「先據有一二省為根本」的革命大業。在此後一段時間裡，孫中山把日本朝野作為重點爭取對象，但結果收效甚微。當歷史跨進1900年時，孫中山面對北方的風雲變幻，認為「機不可失」，更加積極地開展爭取外援的工作。何啟、陳少白關於「借重香港總督之力」搞「兩廣獨立」的提議，正中孫中山的下懷，所以孫中山接到陳少白的通報後，「大喜，立復電少白贊成」，並親自赴港，企圖與香港總督直接取得聯繫。「在香港因五年不許入境之期尚餘八個月，未能上陸，於客輪中呈書於認識的總督卜力氏，並得其答書。」孫中山不僅企圖借重香港殖民當局，而且積極爭取日本和法國政府和台灣殖民當局的援助。孫中山還曾分別會見法國駐日公使和印度支那總督代表，希望法國援助武器和軍官，並允許從北圻進入廣西。孫中山所以把「兩廣獨立」的希望寄托在英、日、法等列強的援助之上，是因為他賴以實現自己戰略思想的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十分薄弱，還沒有與民主革命主力軍農民階級結成聯盟，加上自己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對外國資本主義本質缺乏認識。孫中山為了取得英、日、法等列強的援助。竟然不惜以出讓國家某些權益作為代價。他明知香港總督卜力意在使「獨立」的兩廣「置於英國的保護之下」，而默然置之。他為了取得日本政府和台灣殖民當局的援助，曾允諾盡力代為平息台灣閩、粵人士的抗日活動。他甚至表示「願意接受」法國「一切的要求作為交換」，以取得法國的支持。孫中山這種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作法，顯然是不足取的，但究其原因，一是由於孫中山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制約，一是源於孫中山的深受美國影響的實用主義傾向。孫中山的這種政治性格，在他處理與李鴻章、劉學詢的關係方面，也表現得非常突出。

在半殖民地中國，要想實現「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的理想，捨棄武裝鬥爭別無他途。興中會成立之初，孫中山決定採取武裝鬥爭的方法，推翻清朝在兩廣的統治，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到了1900年，孫中山卻一面準備發動武裝起義，一面宣稱「不抱任何危險激烈的企圖，而是考慮始終採取溫和的手段和方法」。前者表現為「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並企圖「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後者表現為「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不管採取暴力仰或和平方法，目的只有一個，這就是據有兩廣以為根本，即搞「兩廣獨立」。

作為晚清元輔重臣的李鴻章本來屬於民主革命的對象，而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卻企圖爭取李鴻章、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兩廣獨立」。這種反常的現象，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特殊的歷史淵源和時代背景決定的。孫中山早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前，就對李鴻章抱有好感。這不僅因為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坐鎮北洋，遙執朝政，聲勢顯赫，並為洋務派的首腦和旗幟，「在當時算為識時務之大員」；而且由於李鴻章是孫中山肄業的香港西醫書院的贊助人，提倡學習西方科學技術。1892年孫中山既在畢業典禮上聆聽了康德黎盛讚李鴻章「信仰科學」、為「中國之俾斯麥」的演說，又經香港總督和駐京英國公使推薦，獲得李鴻章的賞識。李鴻章曾准予孫中山赴京候缺，暫給月俸50元，授予「欽命五品軍牌」，此事雖因兩廣總督衙門刁難而未果，但卻不能不影響孫中山對李鴻章的好感。正是基於這些因素，1894年孫中山才有上書李鴻章，企圖依靠這位晚清元輔重臣「倡行新政」、進行某種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之舉。由於上書李鴻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孫中山「撫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不過，到了庚子年間，孫中山既堅持以暴力對付清廷，又對李鴻章寄以厚望。在孫中山看來，由於義和團風暴和八國聯軍入侵的衝擊，清朝統治營壘必將發生破裂，李鴻章作為漢族大員、總督遠離京畿的兩廣，有可能獨樹一幟；加之「清朝雖頹，猶儼然一大帝國，北地雖糜爛，而南部尚金湯無缺」，相比之下，興中會則「萬事草創，人才、兵械多形不足」，敵強我弱之勢顯得十分突出；因而孫中山認識到為了實現據有兩廣以為根本的戰略思想，有必要並有可能聯合包括李鴻章在內的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奮鬥。他說：

在中國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儘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於歷史的進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爭執不休，而可設法將各派很好地聯成一體。作為眾望所歸的領袖，當推容閎，他曾任駐美公使，在國內也頗孚人望。此外，對國內的李鴻章等總督以及康有為一派也應重視，暗中聯絡，這樣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漸次施行。

這裡所謂「歷史的進展和一些感情因素」，顯然是指義和團風暴、八國聯軍入侵、清朝政治營壘破裂和滿漢民族矛盾等等；所謂中國的「政治改革派」，既指革命派和改良派，又包括清廷派駐東南的某些漢族封疆大吏。孫中山認為在中國政局激烈動盪的時刻，包括李鴻章在內的各派力量有可能聯成一體，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香港總督卜力「有意充當李、孫之間誠實的掮客」，更使孫中山對李鴻章的幻想有增無減。

孫中山為了爭取李鴻章，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兩廣獨立」，曾經從流亡地三次冒險返國活動。起初，孫中山雖然「頗不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但卻認為「此舉設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6月17日孫中山一行從日本乘船抵達香港海面，為防範李鴻章「設阱誘捕」，「不欲冒險入粵」，特派宮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廣州與李鴻章的代表劉學詢會談，會談雙方就特赦孫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貸款十萬兩兩個問題，達成了共識。當談判結束宮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時，孫中山的坐船「已經啟碇，正向西貢開去」。孫中山到達西貢後立即致電劉學詢探問談判情況，並致函在香港的同志說「今日者乃分頭辦事之時」。所謂「分頭辦事」的內容之一，就是爭取李鴻章搞「兩廣獨立」。7月17日孫中山從新加坡乘船回到香港海面，等待香港總督卜力和應召北上的李鴻章會談結果，準備登岸與李鴻章密商。孫中山認為「李這個人既無主義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見識。並且年已老邁，對功名事業早已看透。所以，總督的勸止多數不能為李所接受。但這是旱天的一朵烏雲，我不能不預先考慮萬一的可能性」。結果所謂可能性並沒有變成現實性，「這事又變成一場夢」。但是孫中山卻沒有因此而從幻夢中徹底擺脫出來。他在日本對某人說：相信「隨著時勢的變遷」，「清國南部各總督及進步的智能人士」「遲早會同自己的意見相一致。因為身入故國，必有危險，因此，根據場所，為了不出太大危險，作為平和手段來達到目的的方法，與持有這種意見的人會面，很有必要。只要沒有危險，也可與李鴻章會談」。正是基於這種設想，孫中山於8月29日特地從日本回到上海。孫中山在上海期間，曾訪問英國駐滬總領事，會晤劉學詢，與之商定「行事之法，一為車駕回京之辦法，一為車駕西遷之辦法」。據劉學詢後來說，他當時曾陪同孫中山「往見李鴻章」。上述事實說明，對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之事，孫中山雖然為一種懷疑和希望交織的復合心態所支配，但總的說來，希望壓倒懷疑，採取了積極爭取其實現的態度。

其實，對李鴻章寄以希望的，並非只有孫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書李鴻章，企望他「轉旋逆流」，說什麼「今世足以定天下者，無過相國」。及至1900年6月，面對北方變局，章太炎再次上書李鴻章，公然要求他據有兩廣宣佈獨立，以為東南各省督撫的表率，說「某等所望於公者，則明絕偽詔，更建政府，養賢致民，以全半壁」。甚至連一度主張過暗殺李鴻章的梁啟超都認為在奪得廣州之後，以李鴻章「為傀儡最妙」。在他看來，「此舉有數利：示人以文明舉動，一也；借勢以寒奸黨之心（助我聲勢），二也；西人頗重此人，用之則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縣地方安靜，四也。」由此可見，對李鴻章寄以希望，是當時的一種普遍傾向。

三 和孫中山不同，李鴻章並沒有什麼「兩廣獨立」的念頭，有的只是設法「羅致」孫中山以為我用。

李鴻章「羅致」孫中山的活動，見諸載籍的，一共有三次：1899年冬為第一次，第二、三次則在1900年春夏。這三次是一脈相承的。

1899年11月24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商務大臣，前往各埠考察商務。據《清史紀事本末》說：「時因上年八月南洋、美洲、日本等處商民，屢有申請帝安及歸政之事，聯署以萬數千計，特命鴻章前往各埠，宣佈太后德意，及兩宮和好，勸僑民勿聽黨人煽惑。」這裡所謂「黨人」，系專指逃亡海外的康有為及其領導的保皇黨。慈禧視康有為及其保皇黨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後快，因此當面指令李鴻章「設法捕逆」。李鴻章本來是同情康有為、梁啟超及其領導的維新運動的，但因時遷勢易，現在既「管商務又奉密旨，不能漠視」。他特地奏明將「設法捕逆」之事，「仍交」劉學詢等「妥辦」。既然說是「仍交」「妥辦」，那就無疑表明在此之前劉學詢等業已承擔了「捕逆」的重任。其實，早在7—9月間，劉學詢出訪日本的使命，就是「明以振興商務，暗以訪拿康逆」。正因為如此，李鴻章在「面奉懿旨」之後，就把「設法捕逆」的希望寄托在劉學詢等人的身上。可能是由於這位與孫中山「有同邑之誼」的劉學詢的獻策，李鴻章才決定「羅致」孫中山來對付康有為的。李鴻章鑒於康有為尊皇復辟嚴重威脅慈禧的寶座而為慈禧所不容，孫中山雖然倡導反滿革命但因眾寡勢弱對清王朝尚未構成直接威脅而不大為慈禧所重視；孫中山熟悉「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是一位有改革進取精神的青年；因而認為「羅致」孫中山既能得到慈禧的允准，有利於推進中國的改革和振興；又能離間孫、康兩派，以孫制康，消弭革命和鎮壓保皇黨。因此，李鴻章與劉學詢等往返電商，急迫之情躍然紙上。11月27日李鴻章《致上海虎城》電中說：「孫已到否？康已離港否？究在何處？望查明隨時電知兩廣密捕是確。」28日劉學詢復電：「孫函約尚未得復。康仍在港。英捕忌厘家，飭廣密捕。滬上各報已播傳，恐打草驚蛇，蹈上年李盛鐸覆轍。並恐礙孫辦法。詢現擬得到回音，即先赴粵，可否請奏飭粵暫緩，俟詢到商妥再辦。」29日李鴻章致電劉學詢：「孫未復，或尚遲疑。粵早奉電旨，難再飭緩。擬赴粵，有何辦法？」30日劉學詢致電李鴻章：「法用誘用擄，活上斃次。上瞞港官串巡捕，如劫盜行徑，與國事無涉。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遠揚，相機必得。候孫來商截南洋之路，防逆聞此次詔捕外竄。」當日李鴻章即復電劉學詢：「用誘用擄，能生獲尤妙。瞞港官串巡捕，除此禍根，有俾國事，兄勉為之。逆聞詔捕，乃意中事，難保不外竄。欲請赴粵面陳，恐來不及。孫無來信，何也。」上述電報表明：一、李鴻章是通過劉學詢函約孫中山的；二、李、劉企圖「候孫來商截南洋之路」，防止康有為離港「外竄」；三、李、劉議定對付康有為「法用誘用擄，活上斃次」，「瞞港官串巡捕」，收買港澳「可用之人」，「相機」下手；四、孫中山既未覆信，也未前來，因而李鴻章第一次「羅致」孫中山的活動，就以失敗而告終。

但是，李鴻章並沒有因此而死心，到了1900年春夏，再次展開了「羅致」孫中山的活動。這是前一次「羅致」孫中山活動的直接繼續。當時李鴻章任兩廣總督，劉學詢為李鴻章的幕僚。據馮自由記述：庚子夏，劉學詢「聞港督向鴻章洽商廣東自主事，遂向鴻章自告奮勇，謂渠與孫某認識有年，如傅相有意羅致，渠可設法使即來粵聽命等語。鴻章頷之。學詢遂即貽書總理，謂傅相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揆諸史實，馮自由的說法可謂真假參半。李鴻章確實是通過劉學詢函約孫中山的，目的在於「羅致」孫中山「來粵聽命」。但是，諸如劉學詢在港督策動「廣東自立」之後向李鴻章進言、李鴻章「欲以粵省獨立」云云，卻是虛妄的。因為港督卜力於4—6月間在外地休假，直到7月2日才回到香港；孫中山早在6月8日即因事前接到劉學詢等人的信函而啟程離日赴港；在孫中山離日前，北方義和團尚未大批湧入北京，清廷尚未決定招撫義和團，列強尚未大舉武裝入侵，這種局勢絕不能導致李鴻章傾向「粵省獨立」。其實，李鴻章所以有意「羅致」孫中山「來粵聽命」，有著複雜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考慮。據內田良平回憶說：義和團興起後，「兩廣總督李鴻章對維護廣東的治安深感畏懼，他生怕孫中山、康有為率軍乘戰亂之際，相互提攜共同舉事。他事先對孫中山採取了懷柔手段，以免與康有為一致行動。為此讓駐東京的公使向孫轉達李的意圖：『值此國家危難之際，願與孫氏會晤，共計匡救天下之策，務請來粵一行。』隨後又派遣特使前往。孫中山答稱：『擬先派代表赴廣東，然後可以考慮親自返粵的問題。』特使返回廣東覆命後，拍來一封電報說正在等候代表啟程來粵。於是，我和宮崎寅藏、清籐幸七郎三人便作為孫的代理人前往廣東」。宮崎等人在廣州與劉學詢會談，提出兩項要求：「對孫中山所定的罪名應予特赦，並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希給予貸款十萬兩」。劉學詢說：「貴方的意見將馬上回稟總督。至於貸款十萬兩的事，學詢可以辦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萬兩，其餘部分容後送上。」李鴻章答覆說：「關於對孫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證，而且要奏請西太后予以特赦。」內田良平是陪同孫中山離日返港並參加與劉學詢會談的日本友人，他雖然在個別細節的憶述上難免有所疏漏，但對親身經歷的事實所作的憶述應當說有較大的可信性。證之以有關史料和李鴻章此間的電稿，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與鎮壓康有為和保皇黨有關。據《清史紀事本末》說：慈禧「太后以康黨在海外，氣勢日盛，患之，以華商多粵籍，乃使鴻章督粵，以從事於鎮壓」。李鴻章也聲稱「奉懿旨捕康梁」。正是基於鎮壓「康黨」的需要，慈禧還將與「康黨」勢不兩立的劉學詢交給李鴻章「差遣委用」。此後，清廷加大了對「康黨」的打擊力度：1899年12月19日詔諭各省督撫嚴密緝拿康有為、梁啟超以「明正典刑」；1900年1月24日下詔以端王載漪之子為大阿哥，陰謀徐篡大統，史稱「己亥建儲」；2月4日下詔懸賞十萬兩白銀，嚴緝康、梁；2月11日命李鴻章剷平康、梁「廣東本籍墳墓」。這些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為消滅保皇黨、廢黜其「聖主」光緒所採取的重要步驟。保皇黨深感時局艱危，急謀對策。梁啟超明確指出：「聖主之危，甚於累卵，吾輩之責，急於星火。」他同康有為函商密議，決定推進「武裝勤王」計畫。他力主先奪廣東，建立政府，爭取外援，「撫綏內政」，然後揮師北上，「去救皇上」。梁啟超堅持取粵，勢必同李鴻章發生衝突。李鴻章接篆視事以後，就把在兩廣建立穩定的統治秩序作為當務之急。他鑒於「廣東盜匪日熾」，特地於3月14日上奏表示「擬酌籌經費，添募勇營，分別防捕，並請暫復就地正法舊章。得旨，廣東盜風猖獗，亟應設法嚴辦，該署當飭派出提鎮各員，實力搜捕，毋稍玩弛」。李鴻章擔心保皇黨以香港為基地，聯合「內匪」「武裝勤王」，襲擊省城起事，從而破壞兩廣的穩定，危害自己的前程。他的這種恐懼心情，屢屢反映在他的電稿中。

3月26日《復譯署》：「探聞香港衣局承做勇衣、戰裙各三萬餘條，限期取用。名為新黨勤王，實欲襲城起事。所聯會目甚眾，所籌會銀甚巨。已令劉學詢赴港細訪，密商港督查禁。」

3月30日《復譯署》：「海外各口，粵人為康、梁所煽惑，恐與內匪通氣，時須多方禁遏。」

5月20日《寄柏林呂使》：「康逆黨勾串內匪作亂，港澳所存軍火槍械，連日提省，聞該黨徑赴德國另行採辦。署奏本應由駐使查察，務祈密諭各廠設法查禁，勿任奸商偷運濟匪為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清廷和李鴻章都把防止「康逆黨勾串內匪作亂」作為中心議題，清廷既沒有懸賞緝拿孫中山，李鴻章在電稿中也沒有涉及興中會。對此孫中山似乎有所覺察，他說：「清政府在康有為公開致力於種種運動或採取恐嚇政府的手段之際，對他的黨派抱有嚴重警惕，並因而對我們黨派的注意逐漸放鬆，這在某種速度上正是我黨的幸事。」孫中山抓住清政府放鬆警惕的時機，一面籌議在惠州發動武裝起義，一面設法「暗中聯絡」「李鴻章等各總督以及康有為一派」，力圖通過暴力或和平手段「在華南建立一個獨立政府」。面對此情此景，李鴻章惟恐孫中山和康有為乘北方戰亂之機，聯手合作共同舉事，進攻廣州，因而與劉學詢合謀，對孫中山採取「懷柔手段」，企圖「羅致」孫中山「來粵聽命」，以便對付保皇黨和消弭革命威脅，穩定兩廣政局。正因為邀請孫中山來粵是一種「懷柔手段」，所以李鴻章在答覆宮崎等人的要求時，就明確表示「關於對孫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證，而且要奏請西太后予以特赦」。既然「要奏請西太后」「特赦」孫中山，那就無疑說明李鴻章「羅致」孫中山並非是為了脫離清廷而搞什麼「兩廣獨立」。

從6月下旬至7月中旬，北方政局發生重大變化，義和團大批湧入北京，清廷對義和團改剿為撫，八國聯軍攻陷大沽炮台進犯天津；6月18日李鴻章接到「迅速來京」的「電傳諭旨」；6月21日清廷下詔對外宣戰，李鴻章「首倡不奉詔之議」；6月26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代表與駐滬各國領事商訂《中外互保章程》，李鴻章致電支持，並表示自己「在粵當力任保護疆土」；7月2日在外地休假三月的港督卜力回到香港，開始充當李鴻章與孫中山之間「誠實的掮客」。應當說這個時期是李鴻章最有可能萌生「自立為王或是總統」念頭的時機。然而，事實證明，李鴻章並沒有乘機「造反」的言行。李鴻章所以接到「迅速來京」的「電傳諭旨」後整整拖了一個月才啟程北上，一是為了奏請慈禧「先定國是」，即改變「聯拳滅洋」的方針，「先清內匪，再退外兵」；二是為了疏通外交渠道，爭取各國維護清朝統治和承認自己作為清朝全權代表的資格。7月12日李鴻章宣稱即將遵旨北上。7月17日李鴻章北上途經香港與卜力會談時，「不僅不提和孫中山約會的事，反而力勸總督禁止顛覆分子利用香港作為基地」進攻廣州，並詢問「英國希望誰當皇帝？」他認為如果只有德國公使被殺，「列強就無權決定誰來當皇帝」，如果所有公使被殺，列強「就可以合法地進行干預，並宣佈『我們要立一個皇帝』」，他推測列強將選擇「一個漢族人」。英國殖民部據此推斷李鴻章「不是不樂意當皇帝」。其實，李鴻章這番議論的本意，並非覬覦皇帝寶座，而是乞求英國不要拋棄慈禧，所以他接著就明確表示：不管慈禧有什麼過錯，她「無疑是中國最有能力的統治者」。當李鴻章拒絕卜力挽留之後，陳少白仍不甘心，登上李鴻章坐輪，企圖請隨行的劉學詢再次進言。劉氏無可奈何地表示：李鴻章「意志堅決，無法勸阻」。凡此種種，充分說明，李鴻章根本無意搞什麼「兩廣獨立」，「捲進南方的分離主義的冒險中去」。

當然，這並不是說李鴻章徹底拋棄了「羅致」孫中山的想法。8月末孫中山專程從日本回到上海，會晤劉學詢，並由劉氏陪同往見李鴻章。李鴻章對孫中山說：「明年餘當到北洋，屆時方可回國任事。」時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和議和全權大臣的李鴻章，深知自己的當務之急是進京議和，明年才能回到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所天津，屆時希望孫中山「回國任事」。這顯然不是籌議「兩廣獨立」，而是「羅致」孫中山來津聽命。

李鴻章意在「羅致」孫中山為清政府效力，而孫中山爭取李鴻章則是企圖搞「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宗旨對立，導致孫、李合作終成泡影。李鴻章面對風雲變幻的政局，仍然忠於清廷而無意搞什麼「兩廣獨立」，是由許多主客觀因素決定的。

（一）李鴻章出身於崇尚宋學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從而成長為綱常名教的信徒。在他的頭腦裡，忠君觀念根深蒂固，他認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窺測朝廷之跡」。

（二）李鴻章與清廷互相依存，榮辱與共。李鴻章需要依靠清朝皇權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清廷也需要依靠李鴻章「安內攘外」，維護大清王朝的穩定。李鴻章憑藉清廷爬上權力頂峰，清廷則把李鴻章譽為華夏棟樑，聲稱「無鴻章，無清朝」。

（三）李鴻章雖然因為「政府悖謬」、各國「興師動眾」、大局「危在旦夕」而深感憂慮，但仍斷定「聯軍不足亡中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師難作，雖根本動搖，幸袁慰庭柱山東，香濤、峴莊向有定識，必能聯絡，保全上海，不致一蹶不振」。既然看到「聯軍不足亡中國」，清朝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幾位強有力的漢族督撫繼續效忠清廷，李鴻章還怎敢冒險獨樹一幟呢？

（四）李鴻章懂得軍隊的重要性和有軍則有權的道理，認為「兵乃立國之要端，欲捨此另圖其大者、遠者，亦斷不得一行其志」。他既清楚過去支撐自己權威的北洋海陸軍早已在甲午戰爭中潰滅殆盡，現在自己身邊沒有一支強有力的親信部隊；又清楚孫中山眾寡勢弱，無法提供足以成為「兩廣獨立」後盾的軍事實力。

（五）李鴻章特別關心並設法探聽英、法、德、俄、日本等國「政府注意所在」。他發現香港總督卜力策動「兩廣獨立」，而英國外相索爾茲伯理卻聲稱「英政府注意專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產業，絕無乘機強令中國變易政體、家法之意」。這種矛盾現象，使李鴻章感到困惑。其他列強究竟對中國抱有何種意圖，李鴻章也感到茫然。不瞭解英國和其他列強的「注意所在」，沒有得到英國和其他列強的切實保證，李鴻章是絕不敢輕舉妄動的。

總而言之，面對風雲變幻的中國政局，階級命運和個人得失的考慮以及其他某些客觀因素的制約，驅使李鴻章繼續效忠清廷而沒有引發叛逆的思想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