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個人的勇武重塑了晚清八旗兵的雄風。但是，他為此也使中國付出更為慘烈的代價。1859年6月16日，英法軍艦到達大沽口準備換約。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會英、法公使，指定他們由大沽海口北1 5 公里的北塘登陸， 進京換約; 並不准他們隨帶兵船武器上岸。

　　英法聯軍不遵守這樣的規定。僧格林沁「實難容恕」英法的挑釁，對於護送兩國公使的武裝人員，「各營大小炮位環擊疊擊，擊損夷船多只，不能行走」，又「加派抬槍、鳥槍各隊前往策應，連環轟擊。該夷不敢徑越濠溝， 均向葦地藏伏， 暗施鳥槍。似此凶悍， 實堪發指!奴才等惟有督率軍士， 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國威， 下抒民望」。親王出了口鳥氣! 此戰擊沉敵艦5只， 擊傷6只， 打死打傷英國侵略軍1578人，生擒2名;法軍死傷14人。從未取得如此勝利的晚清將士和朝廷，對此自然是皆大歡喜。

　　但是，郭嵩燾對此次戰役卻大潑冷水。他憂心忡忡地認為，對於按約來京的英法聯軍，採取「誘擊」的手段，並不名正言順。他曾多次勸說僧格林沁慎重言戰，說因為洋人的偶然失誤而取得暫時的令人欣快的勝利，可能會招致更嚴重的後果。郭嵩燾冷靜旁觀的聲音，在當時是不可能為人理解的。連曾國藩都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反而給郭嵩燾寫信，稱大沽口之戰大快人心。

　　郭嵩燾後來回憶這段歷史的時候，說道：「僧親王辦理天津海防回京度歲，一日在朝房就詢嵩燾：東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辦理孰宜?答言捻匪腹心之患，辦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不宜任。僧邸默然。其後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駁斥，至於上說貼一十有七次。大致以為今時意在狙擊，苟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循理而敗，亦不至於有悔。為書數策，終不能用。」郭嵩燾堅持對外關係中要講道理，而不是一味蠻幹。這樣清醒理性的聲音，一介武夫僧親王如何聽得進去?他放膽高言道：「洋兵伎倆，我所深知，彼何足懼哉?」不過，僧親王很快在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後就追悔莫及。

　　僧格林沁和郭嵩燾之間的觀念糾葛，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歷史課題。李鴻章在60年後臨死前曾上折，再次提出是否應該死拼的問題。他說，中國的情況是：「譬諸多病之人，善自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矣。」展開這個問題的討論，需要長篇大論。在此，我們是否可以從一個簡單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即：中國近代對外所有的衝突，不能簡單地以一個戰與不戰去評論，而應該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和具體條件進行判斷。一事一議，方為妥當。就拿郭嵩燾與僧格林沁在洋人換約問題上的矛盾而言，在避免一次更大的損失和招致更大的損失(假定這些損失因為力量的原因都是不可避免的)之間，選擇前者應該是合理的。再者，國家大事，首在談判，其後用兵。談判是外交的核心，而中國非得要經歷再次的重創才能學會談判。但是，主張根據事物的是非曲直推行對外政策的郭嵩燾，則在中外複雜的對壘歷史中實在顯得文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