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與凌叔華為何爭搶徐志摩「遺產」八寶箱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報》報道中說:「19日午後2時,中國航空公司飛機由京飛平,飛行至濟南城南三十里黨家莊,因天雨霧大,誤觸開山山頂,當即墜落山下。本報記者親往調查,見機身全焚燬,僅餘空架。乘客一人,司機二人,全被燒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認。郵件被焚後,郵票灰彷彿可見,慘狀不忍睹。遇難司機為王冠一、梁璧堂,乘客為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之友……」
報道中殉難的乘客就是詩人徐志摩。英年早逝的徐志摩,他留與人間一卷詩,也留與人間一段情。當噩耗傳到陸小曼耳中時,她感到「天垮了,地陷了,世界進入一片黑暗」。而林徽因在得知消息後,也兩眼發黑,雙腿一下軟了下來。然後她和丈夫梁思成流著淚,編了個小花圈,中間嵌著志摩的照片,敬悼於志摩的靈前。至於前妻張幼儀,在聽到噩耗時,她對兒子徐積鍇說:「你爸爸上天了,快隨你舅舅去接靈吧!」而才女凌叔華也沒有忘記他,她在《志摩真的不回來了嗎?》文中說道:「志摩,你真的死了嗎?誰會相信像你這樣一個有生氣的人會死了的?得到這消息時,我就不信,可是問了幾處,都答說是真的,回電已證明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我騙自己說:『也許這孩子覺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點玄虛來嚇一嚇他的朋友吧!再說,他哪裡像會死的人呢?』」「我就不信,志摩,像你這樣一個人肯在這時候撇下我們走了的。平空飛落下來,解脫得這般輕靈,直像一朵紅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辭了枝杈,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許你會選擇這一個,可是,不該是這時候!莫非你(我在騙不過自己時,也曾這樣胡想)在雲端裡真的遇到了上帝,那個我們不肯承認他是萬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卻因為不忍甩下我們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動,像久米仙人那樣跌落下來了?我猜對了吧,志摩?」在同一時間裡,四個女人在為他「唱悲傷的歌」,為何如此?只為志摩曾經有過的深情,他是「愛」,是「暖」,是「希望」,是「人間四月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為他在各地舉辦了追悼會,其中以北平和上海兩處規模最大。追悼之餘,由胡適領頭,組成編輯委員會,擬將徐志摩已發表的作品和未發表的手稿、書信、日記全部搜集,編成《徐志摩全集》,以盡對亡友的責任。這在同年12月5日沈從文給王際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們在預備印行他的信裡,選出一些使活人看來不至於紅臉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紀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對於此後生活毫無依歸的小曼,稍有補助。志摩活時是一個喜歡寫信的人,你處若還有他的信件,可以找出來寄給我。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張將來由一個人保管(我以為叔華最適宜於做這件事),等大家都死後再印,可不知這事情結果怎麼樣。」
何以是由凌叔華來保管呢?原來徐志摩曾經追求過凌叔華,凌叔華可說是徐志摩的「紅粉知己」。這在徐志摩1923年與1924年間寫給凌叔華的信(後來經凌叔華曾發表在《武漢日報》的《現代文藝》上,但收信者名字卻被塗掉)中,可看出端倪。徐志摩日後曾對陸小曼說「女友裡叔華是我一個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種能瞭解他「靈魂的想望」和「真的志願」的朋友。凌叔華也不只一次說過,志摩與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寫信時,是把凌叔華作為「一個真能體會,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沒有顧慮地袒露自己,「頂自然,也頂自由,這真是幸福」。志摩說他寫的是些「半瘋半夢」的話,「但我相信倒是瘋話裡有『性情之真』」,還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因此學者梁錫華就指出:「從年月可見,徐志摩寫這些親暱到近乎情書的私柬給凌叔華,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認識陸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虛、最傷痛、最需要填補的時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華近在眼前而又屬雲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動情並向她試圖用情,是自然不過的。」
基於對凌叔華的信任,1925年3月,當徐志摩決定歐遊時(按:除赴泰戈爾之約,更重要的是為他與陸小曼的緋聞,而去躲避風頭的),臨行之前他把一個裝有「天堂和地獄」案件的小皮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這小皮箱就是後來大家通稱的「八寶箱」。箱子放有什麼東西?據推測,有徐志摩的書信及平時他隨手寫下的一些散文或詩歌的手犒,最重要的有兩本英文日記,那是1921與1922年間他在英倫和林徽因相戀的日記,通稱《康橋(Cambridge)日記》。據林徽因給胡適的信,談及還有《雪池時代日記》(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戀日記)。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歐遊歸來,他與陸小曼的感情熱度並沒有遞減,反而急驟升溫,徐志摩下定決心,不管有多少阻攔,他都要爭取這番戀愛的成功。不久雙方各自順利解除婚約,徐、陸兩人終於在1926年8月10日,也就是陰曆的七夕情人節,訂婚了,緊接著在10月3日——陰曆的孔子誕辰日,他們在北京北海董事會舉行婚禮。此時徐志摩忙得無暇顧及那個存放在凌叔華那裡的「八寶箱」。到了婚後,他們移居浙江硤石及上海後,又顧及到箱子裡有不宜陸小曼看到的日記、書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沒有急著把箱子索回。而在這期間凌叔華也經歷了與陳西瀅結婚等人生大事(1926年7月)及後來(1927年10月)與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況,「八寶箱」就一直存放於凌叔華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歐遊(此次是由於婚後生活的窒息,他渴望借此旅行來激發久已枯澀的詩情,也同時希望因此「小別」能讓與小曼的情愛「勝新婚」)。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師梁啟超的病。他見著很多舊日的朋友,但此時凌叔華與陳西瀅已從日本返國,並在兩個月前與陳西瀅(同年10月,陳西瀅應聘出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並未見著凌叔華,人在武昌的凌叔華顯然沒有機會將「八寶箱」當面交與徐志摩。因此才有後來(1931年12月10日)她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去日本時,他也不要,後來我去武昌交與之琳,才算物歸原主」之句。
凌叔華說她通過卞之琳,將「八寶箱」轉交給徐志摩。為此徐志摩的學生趙家璧在80年代曾寫信問過卞之琳,據卞之琳的回信說:「凌叔華致胡適信,說曾把徐『文字因緣箱』交與我,是她記錯了,我從未聞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給了誰。」筆者就時間推論,1928年10月凌叔華離京之前,卞之琳還在上海私立浦東中學念高中,直到1929年夏天,他才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而認識徐志摩則更晚了,那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大教英詩及翻譯課時,卞之琳呈上習作請徐志摩指教,徐志摩將卞詩帶回上海,跟沈從文一起讀,並把卞詩發表在上海的新月《詩刊》及南京的《創作月刊》《文藝月刊》上,這都是後來的事。因此凌叔華不可能將如此重要的「八寶箱」交予一個從未與徐志摩謀面的人,這也難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匯讀書週報》上發表了長文,認為凌叔華的種種說法,是一筆糊塗賬。
但徐志摩在此時確實將箱子取走了,我們看1928年12月13日他給小曼的信中說:「車誤了三個鐘點,到京已晚11時,老金(按:金岳霖)、麗琳(按:老金的美國女友Lilian Tailor)、瞿菊農,都來站接我……老金他們已遷入叔華的私產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兩廂,中間公用一個客廳。初進廳老金就打哈哈,原來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現在他家美美地鋪著哪……麗琳還是那舊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後,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協和醫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見到梁思成與林徽因(按:兩人於3月21日在加拿大溫哥華結婚,婚後赴歐洲參觀古建築,然後取道西伯利亞,於8月18日回京)。由於新婚燕爾,林徽因「風度無改,渦媚猶圓,談鋒尤健,興致亦豪,且亦能吸煙卷喝啤酒矣」!據1932年元旦林徽因給胡適的信中說:「……此箱偏偏又是當日誌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華)的一個箱子,曾被她私開過的(此句話志摩曾親語我。他自叔華老太太處取回箱時,亦大喊『我鎖的,如何開了,這是我最要緊的文件箱,如何無鎖,怪事——』又『太奇怪,許多東西不見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從麗琳處取回箱子,凌叔華的「交與之琳,才算物歸原主」,恐是「麗琳」的筆誤罷,況且老金、麗琳與凌叔華、徐志摩都熟,現在又住在凌叔華家,由其轉交是最自然不過的。總之,此事與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而「八寶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於後來「八寶箱」怎會又在凌叔華的手中呢,那是兩年多以後的事了。1931年6月11日,徐志摩從上海到北平,據他給小曼的信說:「……第一看奚若,第二看麗琳、叔華(按:凌叔華已離開武昌回到北平任北平古物陳列所專門委員)。叔華長胖了好些,說是個有孩子的母親,可以相信了。」6月12日,凌叔華和徐志摩、羅隆基、沈從文等一同去看望在香山養病的林徽因。6月13日中午,凌叔華請徐志摩等吃鰣魚蜜酒。6月14日,在陳衡哲家吃飯,有凌叔華、冰心、楊振聲、沈性仁等人。6月16日晚在北海聚會,有楊振聲、鄧以蟄、凌叔華、沈性仁,徐志摩說「風光的美,不言而喻」。6月25日給小曼的信說:「我這人大約一生就為朋友忙!來此兩星期,說也慚愧,除了考試改卷算是天大正事,此外都是朋友,永遠是朋友。楊振聲忙了我不少時間,叔華、從文又忙了我不少時間……」
在他與沈從文的接觸期間,兩人很可能相約各自為對方寫小說,因為後來徐志摩以沈從文和丁玲、胡也頻的故事寫了一篇《璫女士》,發表在9月份的《新月》雜誌上,當然沈從文也有意以徐志摩為原型寫成小說,所以凌叔華在同年12月10日給胡適的信中說:「今年夏天從文答應給他寫小說,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獄的『案件』帶來與他看,我也聽他提過(從前他去歐時已給我看過,解說甚詳,也叫我萬一他不回來為他寫小說)……」徐志摩是把「八寶箱」提來要給沈從文看。沈從文在同年12月12日給胡適的信中就說:「8月間我離開北平以前(按:徐志摩、胡適向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推薦沈從文到該校擔任教職,因此沈從文於8月上旬離開北平去青島),在你樓上(按:當時徐志摩住胡適家)我同他談到他的故事很久,他當時說到最適宜於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說話的叔華。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為當時還同我說到,等他老後,等我們都老一點後,預備用我老後的精力,寫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參考他百寶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島後,他來信還說已經把百寶箱帶來了,等將來到北平看。」但沈從文後來是否看過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寶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這件事是沒錯的。
只是這次「八寶箱」中的東西是與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時代日記》在輾轉於硤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間,為陸小曼所見,被陸小曼給燒了。據林徽因1932年元旦給胡適的信中說:「整三年前,他北來時,他向我訴說他訂婚結婚經過,講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時代日記》不高興極了,把它燒了的話,當時也說過『不過我尚存下我的《康橋日記》』。」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陸小曼的日記(按:陸小曼說一本,而凌叔華說兩本),那是寫於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歐遊之後,因此肯定不會是在徐志摩歐遊前交給凌叔華箱子前放進去的。還有徐志摩1925年由歐洲返國途中所寫的幾篇稿件、徐志摩寫於1925年及1926年的兩本日記——《愛眉小札》和《眉軒瑣語》。而據後來林徽因從胡適那裡拿到箱子後(按:徐志摩死後,胡適向凌叔華施壓而拿到的),打開看的結果是:「11月28日星期六晨,由您處拿到一堆日記簿(有滿的一本,有幾行的數本,皆中文,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後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的),有兩本英文日記,即所謂Cambridge日記者一本,乃從July 31,1921起。次本從Dec. 2(同年)起始,至回國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為志摩1925年在義大利寫的。此外幾包『晨副』原稿,兩包『晨副』零張雜紙,空本子小相片,兩把扇面,零零星星紙片,住址本。」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倫的凌叔華覆信給徐志摩的表妹夫陳從周說:「……至於志摩墜機後,由適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說要為志摩整理出書紀念。我因想到箱內有小曼私人日記兩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記二三本,他既然說過不要隨便給人看,他信託我,所以交我代存,並且重托過我為他寫『傳記』。為了這些原因,同時我知道如我交胡適,他那邊天天有朋友去談志摩事,這些日記,恐將滋事生非了。因為小曼日記內(兩本)也常記一些是是非非,且對人名也不包涵,想到這一點,我回信給胡適說,我只能將『八寶箱』交給他,要求他送給小曼。以後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適之日記上,仍寫志摩日記有兩本存凌叔華處……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發現……」從一些書信得知,胡適在第一時間(11月27日)從凌叔華處取得了箱子,打開後並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後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林徽因在後來給胡適的信中就說:「那天在您處僅留一小時,理詩刊稿子,無暇細看箱內零本,所以一起將箱帶回細看,此箱內物是您放入的,我絲毫未動,我更知道此箱裝的不是志摩平日原來的那些東西,而是在您將所有信件分人分類撿出後,單單將以上那些本子、紙包子聚成這一箱的。」
至於胡適從箱子裡拿出那些東西,我們從1994年12月黃山書社所出版的四十二冊《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可得知那些收信人為徐志摩的大半書信,該是箱子裡的舊物,計有:1928年12月4日沈從文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二十七冊),1931年6月8日保君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冊),梁啟超致徐志摩信二通、梁啟超寫贈徐志摩《飲冰室讀書記》十頁(按:梁啟超病逝於1929年1月19日。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三冊),1931年6月16日陸小曼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四冊),1929年5月13日蔣復璁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九冊),1931年5月20日羅隆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四十一冊)。還有因為1931年夏秋間箱子存放在凌叔華處,有1931年11月13日(按:徐志摩遇難的前六天)沈從文致徐志摩的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二十七冊),1931年11月11日及其後的陸小曼致徐志摩信二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四冊)。當時徐志摩住在胡適家中,因此遇難後,這些信札並沒有放入「八寶箱」中,就直接為胡適所收存了。至於《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二冊,還有1926年10月13日及同年11月22日徐志摩致張慰慈信二通及1926年10月25日徐志摩致張慰慈、夢綠信一通,1931年10月26日徐志摩致李唯建信一通,則有可能是胡適在徐志摩亡故後,為編書信集,而從當事人手中徵集得來的信函。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會上,胡適就提到要將徐志摩的書信收集出版,這個主意提醒了凌叔華,因為她手上原有許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搜集一些,由她來編輯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據林徽因次年元旦給胡適的信說:
追悼志摩的第二天(12月7日),叔華來到我家向我要點志摩給我的信,由她編輯,成一種《志摩信札》之類的東西。我告訴她舊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為英文,怕一時拿不出來,拿出來也不能印,我告訴她我拿到有好幾本日記,並請她看一遍大概是什麼,並告訴她,當時您有要交給大雨(按:孫大雨,徐志摩的學生)的意思,我有點兒不贊成。您竟然將全堆「日記類的東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卻又不敢負您的那種trust——您要我看一遍編個目錄——所以我看東西絕對的impersonal帶上歷史考據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事實的輾進變化,忘卻誰是誰。
最後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記(按:據林徽因信中言,凌叔華在11月26日,開如何追悼志摩的討論會的那一晚,約葉公超去看志摩的《康橋日記》)——我自然作為她不會說「沒有」的可能說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說,聽說你有志摩的《康橋日記》在你處,可否讓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說可以。
我問她:「你處有幾本?兩本麼?」
她說:「兩——本——」聲音拖慢,說後極不高興。
我問:「兩本是一對麼?」未待答,「是否與這兩本(指我處《康橋日記》兩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應了些話,似乎說「是!不是,說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現在我是絕對記不清這個答案(這句話待考)。因為當時問此話時,她的神色極不高興,我大窘。
凌叔華原本興沖沖地要去徵集志摩的書信的,沒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給她志摩的信,還因十天前出於胡適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寶箱」,並要求要看已被凌叔華從「八寶箱」拿出後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橋日記》,林徽因得了便宜又賣乖,凌叔華當然不會給她好臉色看的。或許是因為太想得到《康橋日記》,或許為了讓凌叔華心理平衡點,她讓凌叔華帶走陸小曼的兩冊日記。這在後來林徽因給胡適的信中有說「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後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的」及「又說小曼日記兩本,她拿去也不想還」等等的字句。在凌叔華臨走前,林徽因說要到凌叔華家取《康橋日記》,凌叔華說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說她本想同凌叔華回去,但卻又不敢開口,於是約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華家取。
12月9日上午11點半,林徽因親自到凌叔華家,凌叔華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說:「昨遍找志摩日記不得,後檢自己當年日記,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兩小,一大。小者即在君處箱內,閱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滿寫的)未閱完,想來在字畫箱內(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書物皆堆棧成山,甚少機緣重為整理,日間得閒當細檢一下,必可找出來閱。此兩日內,人事煩擾,大約須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尋也。」林徽因知道凌叔華是有意躲著她,不願將日記交出,林徽因把這字條交給胡適看了。而當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條,說日記中有關於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讀到,希望凌叔華能夠體諒。
12月10日,凌叔華給胡適寫信,信中說:「昨日起,知道說也太遲了,不過我想還是說了舒服些……現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說了。只是我覺得我沒有早想到說出,有點對志摩不住。現在從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說過叔華是最適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裡很難過,可是沒有辦法了,因為說也是白說,東西已經看了。」信中雖有強調箱「內有小曼初戀時日記二本,牽涉是非不少(罵徽因最多),這正如從前不宜給小曼看一樣不妥」的原因,但凌叔華沒想到她原本是遺物的保管人,如今卻落得空無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寫這信是在試探胡適對此事的態度。胡適如何響應,目前無從知曉,但他是比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會把箱子交給林徽因。但支持凌叔華的自始至終有沈從文,除了12月5日給王際真的信中提到該交由凌叔華保管外,12月12日他給胡適的信也反對將這「八寶箱」交給林徽因,他說:「其中我似乎聽到說過有小曼日記,更不宜給徽因看,使一個活人,從某一些死者文件上,發現一些不應當發現的東西,對於活人只多惆悵,所以我盼望我說這話時間還不過遲。若一切已全給了她,那羊已走去,補牢也不必了。」
凌叔華沒有得到胡適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橋日記》,葉公超都看過,再不拿出來恐怕說不過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華便將日記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華也留了個字條說「怕你急,趕早送來」的話。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頁的半本日記(始自1920年11月17日),發現與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記銜接不上,這半本日記的最後一句是「計畫很糟」,「正巧斷在剛要遇到我的前一兩日」,也就是這後面還缺了一大段。林徽因當時是氣急敗壞的,後來她又去找胡適求助,於是胡適在12月28日寫信給凌叔華說:「昨始知你送在徽因處的志摩日記只有半冊,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冊半留下作傳記或小說材料了。但我細想,這個辦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為私有秘寶,則餘人所藏也有各成為私有秘寶的危險。第三,朋友之中會因此發生意見,實為最大不幸,決非死友所樂意。第四,你藏有此兩冊日記,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與孟和夫婦皆知道,徽因是你親自告訴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編的遺著略目,就註明你處存兩冊日記。昨天有人問我,我就說:『叔華送來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記都在那裡,我還沒有打開看。』所以我今天寫這信給你,請你把那兩冊日記交給我,我把這幾冊英文日記全付打字人打成三個副本,將來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給你做傳記全材料。如此則一切遺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傳記的人就容易了,請你給我一個回信。倘能把日記交來人帶回,那就更好了。」
12月9日上午11點半,林徽因親自到凌叔華家,凌叔華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說:「昨遍找志摩日記不得,後檢自己當年日記,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兩小,一大。小者即在君處箱內,閱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滿寫的)未閱完,想來在字畫箱內(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書物皆堆棧成山,甚少機緣重為整理,日間得閒當細檢一下,必可找出來閱。此兩日內,人事煩擾,大約須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尋也。」林徽因知道凌叔華是有意躲著她,不願將日記交出,林徽因把這字條交給胡適看了。而當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條,說日記中有關於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讀到,希望凌叔華能夠體諒。
12月10日,凌叔華給胡適寫信,信中說:「昨日起,知道說也太遲了,不過我想還是說了舒服些……現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說了。只是我覺得我沒有早想到說出,有點對志摩不住。現在從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說過叔華是最適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裡很難過,可是沒有辦法了,因為說也是白說,東西已經看了。」信中雖有強調箱「內有小曼初戀時日記二本,牽涉是非不少(罵徽因最多),這正如從前不宜給小曼看一樣不妥」的原因,但凌叔華沒想到她原本是遺物的保管人,如今卻落得空無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寫這信是在試探胡適對此事的態度。胡適如何響應,目前無從知曉,但他是比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會把箱子交給林徽因。但支持凌叔華的自始至終有沈從文,除了12月5日給王際真的信中提到該交由凌叔華保管外,12月12日他給胡適的信也反對將這「八寶箱」交給林徽因,他說:「其中我似乎聽到說過有小曼日記,更不宜給徽因看,使一個活人,從某一些死者文件上,發現一些不應當發現的東西,對於活人只多惆悵,所以我盼望我說這話時間還不過遲。若一切已全給了她,那羊已走去,補牢也不必了。」
凌叔華沒有得到胡適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橋日記》,葉公超都看過,再不拿出來恐怕說不過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華便將日記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華也留了個字條說「怕你急,趕早送來」的話。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頁的半本日記(始自1920年11月17日),發現與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記銜接不上,這半本日記的最後一句是「計畫很糟」,「正巧斷在剛要遇到我的前一兩日」,也就是這後面還缺了一大段。林徽因當時是氣急敗壞的,後來她又去找胡適求助,於是胡適在12月28日寫信給凌叔華說:「昨始知你送在徽因處的志摩日記只有半冊,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冊半留下作傳記或小說材料了。但我細想,這個辦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為私有秘寶,則餘人所藏也有各成為私有秘寶的危險。第三,朋友之中會因此發生意見,實為最大不幸,決非死友所樂意。第四,你藏有此兩冊日記,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與孟和夫婦皆知道,徽因是你親自告訴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編的遺著略目,就註明你處存兩冊日記。昨天有人問我,我就說:『叔華送來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記都在那裡,我還沒有打開看。』所以我今天寫這信給你,請你把那兩冊日記交給我,我把這幾冊英文日記全付打字人打成三個副本,將來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給你做傳記全材料。如此則一切遺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傳記的人就容易了,請你給我一個回信。倘能把日記交來人帶回,那就更好了。」
胡適的話說得委婉而有力,處處都替凌叔華設想到,但又處處進逼,讓凌叔華無法回絕。凌叔華接信後當曾立即向胡適響應,因此胡適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釋,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連寫了兩封長信給胡適的舉動,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氣曲折說瞎話。此次因為叔華瞎說,簡直氣糊塗了……女人小氣雖常有事,像她這種有相當學問知名的人也該學點大方才好。現在無論日記是誰裁去的,當中一段缺了是事實,她沒有坦白地說明以前,對那幾句瞎話沒有相當解釋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會撕的,小曼尚在可問)。關於我想著那段日記,想也是女人小氣處或好奇處、多事處,不過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覺得慚愧。實說,我也不會以詩人的美諛為榮,也不會以被人戀愛為辱。我永是『我』,被詩人恭維了也不會增美增能,有過一段不幸的曲折的舊歷史,也沒有什麼可羞慚(我只是要讀讀那日記,給我是種滿足,好奇心滿足,回味這古怪的世事,紀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說她急著要《康橋日記》(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話說得很輕鬆,其實是因為那有著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願這日記落到別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談到我們英國一段事,說到他的《康橋日記》仍存在,回硤石時可找出給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給我,因為他知道我留有他當時的舊信,他覺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緣故。
胡適從林徽因的信中瞭解事情的原委後,他再次向凌叔華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記。之後,胡適到南方去了一段時間,回到北平後他收到凌叔華送來的日記,胡適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記中說:「為了志摩的半冊日記,北平鬧得滿城風雨,鬧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寧。今天日記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讀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冊的後幅仍有截去的四頁。我真有點生氣了。勉強忍下去,寫信去討這些脫頁,不知有效否。後面是今早還日記的原書。這位小姐到今天還不認錯!」胡適的日記粘貼著凌叔華歸還日記的信:
適之:
外本璧還,包紙及繩仍舊樣,望查收。此事以後希望能如一朵烏雲飛過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則怎樣對得住那個愛和諧的長眠人!
你說我記憶不好,我也承認,不過不是這一次。這一次明明是一個像平常毫不用準備的人,說出話(即偶然說一二句前後不相呼應的話,也為見好於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樣,卻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觀察指摘。這備與未備分別大得很呢。算了,只當我今年流年不利吧……
胡適得到凌叔華送來的《康橋日記》,無疑轉給了林徽因。林徽因在這之後的一封給胡適的信中說:「……甚想在最近期間能夠一晤談,將志摩幾本日記總括籌個辦法……據我意見看來,此幾本日記英文原文並不算好,年青得利害,將來與他『整傳』大有補助處固甚多,單印出來在英文文學上價值並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兩本中,文字比他後來的作品書札,差得很遠),並且關係人個個都活著,也極不便,一時只是收儲保存問題,志摩作品中詩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緊要問題,不知近來有人辦理此事否?『傳』不『傳』的,我相信志摩的可愛的人格永遠會在人們記憶裡發亮的,暫時也沒有趕緊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為將來的方便而已。」
林徽因在信中明白地表示,這些日記在當時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著用這些材料作傳,目前「只是收儲保存」。後來徐志摩的學生趙家璧,談到這批日記的去向時說:「但據陳從周說,後由林徽因保管。」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說:「我1982年為一卷本《徐志摩選集》寫序,僅就聽說林徽因當年爭到的一部分而言,說過物是人非(她於1955年病逝),確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終於消失了,倒並不是出於紅衛兵的打、砸、搶。這是我當時特向金岳霖打聽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話說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愛情的潘渡娜」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過世後,確是「有人有意」讓它消失於人間了。
陸小曼在為徐志摩編全集時,就不無幽怨地說:「其他日記(即除了已編輯出版的《西湖記》《愛眉小札》《眉軒瑣語》等之外)倒還有幾本,可惜不在我處,別人不肯拿出來,我也沒有辦法,不然倒可以比這幾本精彩很多。」而與陸小曼合編《徐志摩全集》的趙家璧也說:「小曼當時就告訴我,有幾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記留在北平的凌叔華和林徽因處,應設法弄到,以便編入全集。」
梁實秋在《談徐志摩》一文中,說過一些關於《徐志摩全集》難產的原因,他說:「聽說,志摩有一堆文字在林徽因手裡,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裡,兩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擱下來。我不知道這傳說是否正確,總之,《志摩全集》沒有印出來,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責任。」
後來《徐志摩全集》雖然印出來了,而且還有兩三套之多,但這「愛情潘渡娜」,是永遠付之闕如,人間蒸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