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一種獨特現象:民眾和教會對立衝突頻發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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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一種獨特現象:民眾和教會對立衝突頻發

2016年10月12日 歷史紀事 暫無評論 閱讀 152 次

  北京炸彈聲中,清帝國的立憲運動,儼然成了哀兵,得到朝野上下紛紛支持,「維穩」的呼聲前所未有地成為社會主旋律。

  而就在這時,依然在抵制美貨的南方,卻接連發生了幾起惡性涉外群體性命案,矛頭針對西方傳教士。

  義和團式的民粹火山,似乎正被重新點燃,國際社會在驚疑之外,因此而對正在列國訪問的大清國憲政考察團,寄予了更大的期望、給予了更大的幫助。

  禍起連州

  最惡性的一起命案,發生在廣東連州,史稱「連州教案」。西方史學界一般稱為「連州事件」,或者「連州屠殺」。

  在中國的主流歷史敘述中,這一事件是被當做人民群眾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案例。在這起「人民群眾的英勇反抗」中,被籠統地稱為「美國傳教士」的5名死者,4位是女性,其中包括一名11歲的女孩。他們是:

  車以綸,女,37歲,醫生、傳教士;

  裴約翰,男,26歲,醫生、牧師;

  裴約翰之妻,女,27歲,醫生、傳教士;

  麻林氏,女,46歲,醫生。她是教堂負責人之妻,因此,被中國人按中國特色命名為「麻林氏」,「麻」是夫姓Machle的音譯,而「林」則是父姓Wood的意譯;

  愛妹,女,11歲,麻義士和麻林氏之女,她是這群「帝國主義者」中最為年輕的。

  這5人,包括11歲的愛妹,在衝突中被村民亂刀砍死,屍體被扔進了河裡。而教堂負責人、牧師麻義士(醫生,有的中文史料也稱為「麻醫師」)及另一女傳教士「扒姑娘」,在教民掩護下倖免於難。

  這個教堂,嚴格地說其實是醫院。經過近30年的努力,美國長老會的醫療宣教士們,已經在連州菜園壩建設了男醫局(後稱惠愛醫院)、女醫局(後稱博慈醫院)、禮拜堂,由麻義士負責全局,車以綸則輔助他管理女醫局。

  慘案發生在1905年10月29日,起因則是小小的噪聲紛爭。

  菜園壩當地村民舉行打醮儀式,需要不斷鳴放信炮,傳教士們前往抗議,說是信炮噪聲太大,妨礙了醫院的寧靜,不利於病人,村民們則爭辯說,教堂的鐘聲也會不時響起,為什麼就不會影響病人健康呢?

  當天,麻義士將村民的信炮強行收走,激起眾怒,釀成衝突。這是各方的文獻都認可的,區別在於,作為傳統文獻的資料,重點描繪了傳教士們的無禮、甚至動手打當地孩子,而在衝入醫院後更是發現瞭解剖用的屍體,激起更大的衝突。

  而教會在1906年出版的英文報告《連州殉難:十字架依然聳立在連州》,則說經當地鄉紳溝通,雙方已經解決了糾紛,鄉民們答應打醮只做最後一天,傳教士也歸還了信炮,但此時大批年輕人卻失控,不顧鄉紳勸阻,開始攻擊傳教士。各方記載都認可的是,兩所醫院和教堂被村民們付之一炬,5名美國人也被亂刀砍死——但一方的記載中,隻字未提其中4人是女性,且有一個孩子。

  官方的行動還是相當迅速的。得到報告後,連州知州沈麟書立即調動軍警,連夜趕往菜園壩,保護逃得性命的教士,同時大舉搜捕嫌疑人。

  麻義士在官兵保護下轉移到廣州,美國駐廣州領事立即向兩廣總督岑春煊提出「嚴重交涉」。負責交涉的道台溫宗堯,一方面要抓捕和懲辦兇手,另一方面要應對美國官方甚至美國軍方的巨大壓力。

  危機應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美兩國就連州教案進行交涉之時,福建廈門和江西南昌也爆發了類似事件,矛頭針對天主教會。

  廈門事件發生於3個月後的1906年2月。漳浦縣的「仙拳會」與當地天主教徒發生衝突,部分「仙拳會」成員被教徒拘禁,仙拳會首蔡禧遂率眾攻打天主教堂,並順勢攻入縣城,搗毀和焚燒其他教堂、醫院等。官兵緊急出動,捕獲蔡禧等人,用極刑處決15人,這就是「漳浦教案」。

  數天後(2月22日),南昌也發生了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南昌知縣江召棠,在與法國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討論擴大傳教權時,突然在會場暴斃——教會方面堅稱江用剪刀自盡,以期造成群體事件,阻礙天主教會擴大傳教權;而南昌的民眾則指責,教會悍然殺害江知縣。江的死亡點燃了南昌民間對教會的怒火,2月25日,數萬人攻擊各處教堂、學校,打死了王安之等9名傳教士,此即「南昌教案」。

  教案頻發,美國人認為是中國政府放任民間抵制美貨的惡果。在「漳浦教案」與「南昌教案」之間(2月14日),美國國務卿路特(此人在1912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照會駐美公使梁誠,指責中國政府未能對抵制美貨「稍示實力嚴行禁遏」,正在激起大規模的排外事件。

  南昌教案發生後,路特致電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指出:「自中國每一個角落傳來不安的消息,顯示了暴風雨的降臨。而對這些事,中國政府並無自動積極的表示,它顯然已忘了義和團之亂的教訓……美國政府覺得,我們有充分權利去要求:第一,採取有效措施,以阻止1900年暴行的重演;第二,凡同情排外運動者,不論其地位高低,嚴厲處置之;第三,采有效步驟取締蔓延中的阻礙合法貿易的組織。」

  美國海軍開始向中國沿海集結,而英法兩國則把軍艦開進了鄱陽湖。各種跡象都顯示,1900年義和團-八國聯軍般的噩夢,或許會再度上演。

  在巨大的內外壓力下,清政府終於喊停了抵制美貨的運動,並對三起教案做了從重從快的判決。連州教案,5名被指控殺害傳教士的鄉民被斬首,中國賠償教會損失費和撫恤金共4萬多兩白銀,知州沈麟書等官員被問責革職;漳浦教案,中國賠款8萬多兩白銀;南昌教案,中國賠償「恤銀」5萬兩、教堂銀25萬兩、醫院銀10萬兩。

  列強對此的回應是,英法軍艦撤出了鄱陽湖,而美國的艦隊取消了來華威懾的計畫。

  各方都在反思:為什麼義和團運動過去了5年,中國特色的「民教衝突」(民眾與教會的衝突)依然如此嚴峻和血腥?

  其實,義和團運動之後,導致「民教衝突」的本質都沒改變:那就是在「民教衝突」的表象下,並非信仰之爭,而是鄉村社會傳統的、赤裸裸的利益衝突,被披上了宗教及反宗教的外衣。

  西方傳教士、尤其是天主教,為了吸引信徒、壯大教會,往往採取利益輸送的方式,比如幫教民減免租稅、幫打官司等。教會壓外交官、外交官壓清政府,這一生態鏈成為教會擴張的法寶。在利益驅動下,常常某村集體入教,而與其有衝突的鄰村,則集體加入反教陣線。教會已經作為一種現實的政治力量,深深地介入了中國傳統鄉村治理,這正是當年刺激義和團大規模興起的主要原因。

  在利益「鴉片」誘導下,華人入教更多的不是基於信仰,而是基於利益,給自己弄一身趨利避害的「洋皮」。入教在很多地方被稱為「吃教」,19世紀70年代的民諺,赤裸裸地道出了其中的利益訴求:「天主我的主,雞蛋大白薯」;「一十字,聖加號,真吃乾飯假奉教」……

  同樣的,反教也並非出於民族救亡的覺悟,而是基於同樣的利益考量和不同的路徑依賴。有學者統計了1860年11月到1898年10月之間直隸發生的94起教案,大多數都是口角爭毆、戶婚田產、攤派錢文等民事糾紛,其中,與經濟因素直接相關的有53起,佔半數以上,而基於宗教信仰的衝突則幾乎沒有。

  所謂的「民教衝突」,其實是中國式實用主義與投機取向的典型產物,魯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吃教)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於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這種東西,我們為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為『上天梯』罷。」當然,在這種衝突中,教會因為有列強的武力作為後盾,往往是強勢的、佔上風的一方。

  至於有關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人眼睛製藥等傳言,雖然無稽,卻因為教會的傲慢與不屑,不加解釋,往往成為引爆民粹的導火線。無論從中方文獻還是外方文獻,從教會進入中國之後,似乎對這些廣泛存在的疑慮,並沒有採取過任何公關措施。而他們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斷向可憐的地方官施加壓力,加劇自己在輿論中的「被妖魔化」程度。如收容棄嬰的善舉,由於華人很少願意把孩子送到洋教堂,天津的修女們甚至訂出辦法,為每名收養兒童付出一筆獎金,這就間接鼓勵了兒童拐賣行為。這種「收購」行為加上嬰兒的高死亡率(不少棄嬰本是有病的),再加上不屑於解釋溝通的傲慢,自然引來猜疑。

  一方面是「天主我的主,雞蛋大白薯」的現實利益衝突,另一方面是「收購棄嬰」之類的怪異舉動,教會迅速地成為民眾心理的第一假想敵。

  而在1905/06年的憲政元年,所發生的慘烈「民教衝突」,似乎給列強們一個強烈的信號:要防止中國的民粹火山被點燃,不能只依靠對中國政府保持壓力,那樣反而更容易激化民粹。最佳的辦法,似乎是應當推動中國走向憲政。大清憲政考察團在歐美各國受到極為熱情的接待,或許正是體現了國際社會在防止中國民粹噴發上的「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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