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景耀六年（公元263），鄧艾率軍在綿竹打敗了蜀國的衛將軍諸葛瞻，劉禪投降。第二年，劉禪全家來到洛陽，魏國皇帝曹奐封他為安樂公。這時候，魏國皇帝已經沒有實權，大權掌握在司馬昭手中。在一次宴會上，司馬昭故意安排蜀國的歌舞節目給劉禪看。跟隨劉禪到洛陽的人都感到了亡國的悲傷，唯獨劉禪卻無動於衷，嬉笑如常。看到這種情況，司馬懿對賈充說：「一個人沒有情義，難道已經到了這般地步了嗎？即便是諸葛亮活到現在，也不能輔佐他保全，何況是姜維呢！」賈充說：「不是這樣，殿下您又怎能吞併他呢！」

有一天司馬昭問劉禪，說：「會思念蜀地嗎？」劉禪回答說：「在這兒很快樂，不思念蜀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聽說了這件事情，求見劉禪，指點他說：「如果司馬昭再問起時，你應該哭泣著回答他說：『先人的墳墓都葬在蜀地，我是天天都在惦念著。』」後來司馬昭再問他時，劉禪就按照郤正教他的說了，司馬昭說：「怎麼這話聽起來像是郤正的語氣！」劉禪吃驚地看著司馬昭說：「您說的話的確沒錯。」引起了司馬昭周邊的人一陣大笑。

這就是成語「樂不思蜀」的典故。一般解釋是，劉禪樂而忘本，後來逐漸演變為，樂而忘返。作為劉禪來說，能夠說出這種話，不思故土，是一種無情背親的表現，作為曾經的一國皇帝，恐怕沒有再比他更無心無肺的了。可是卻有人認為，劉禪的裝瘋賣傻，是在養晦自保的同時，還保護著一大批降臣，是一種智慧的表現。

劉禪的樂不思蜀，真的是一種智慧嗎？或者說，劉禪這樣裝瘋賣傻，真的能夠自保和保護曾經的部下嗎？回答是否定的。

假如不是這樣，就是說，劉禪真心是思蜀的，那麼，郤正教他說的話，不是暴露了他的真心所想嗎？如果司馬昭想殺他，是不是完全可以抓住他後邊這句話而做文章？至於對官員們的保護，就更是無從談起，一個亡國之君，他又怎樣保護得了他人？官員們的死活，關鍵在於能不能為司馬昭所用。比如說那個出主意投降的譙周，司馬昭是一定要用他的，用不著別人保護。還有這個郤正，是他寫的投降書，假如不是這樣，就憑他教唆劉禪的那句話，司馬昭完全有理由殺了他。更何況，官員和劉禪不同，官員被任用，是有實際權力的。否則，關羽全家被龐德的兒子所殺，為什麼劉禪保護不了？

假如劉禪真是在裝瘋賣傻，也就是說他在司馬昭面前演戲，試想，這是要多麼高超的演技？司馬昭連他後面的話都聽出來是郤正的口氣，劉禪那點點本事，又怎能騙得了司馬昭！

所以，真實的情況，只要劉禪沒有復國的行動，司馬昭就不會殺他。而劉禪是在魏國軍隊還沒有到達成都時就已經投降了，這樣的一個人，又怎麼指望他回去復國？

司馬昭為什麼不殺劉禪和原來蜀國的大臣呢？應該說是各有原因吧。

從劉禪來說，他既不是司馬昭關注的重點，又可以成為昭示天下的榜樣。司馬昭關注的重點是魏國的皇帝曹奐，一個投降了的皇帝，其作用無論如何是不能和手裡的這個魏國皇帝相比的。但這個投降的皇帝是有用的，那就是對東吳的示範作用。因為這時候吳國還沒有亡，留著劉禪，就會給東吳的皇帝以及大臣一個很好的示範。所以說，一個沒心沒肺的劉禪，是最符合司馬昭的要求的。假如把劉禪殺了，東吳的人還會考慮投降一事嗎？有人還拿東吳孫皓的例子和劉禪相比，其實這兩者根本就沒法比。孫皓於晉太康元年（公元280）投降，死於太康五年（公元284），而這時候，劉禪已經死了十三年。孫皓死的時候，司馬家已經篡魏第二十個年頭了，吳國投降也已經是第四個年頭了，這個時候的曾經的敵國皇帝，還有用嗎？設想一下，假如劉禪處在孫皓的時間點上，郤正也讓他裝，劉禪也按照郤正叫他的說：「我很想念蜀國，那兒有我父母的墳墓啊！」已經做了二十年皇帝的司馬炎會不會藉機會說：「好啊！我成全你，你就永久地在地下陪伴著你的父母吧！」

對於臣子也是這樣，歸順的就用，不歸順的才殺。無論是東吳還是蜀國，都有人在晉朝時為官，也都有人因為不願意做貳臣而自殺和被殺。比如說那個譙周，《三國誌》是這樣記載的：「當時晉文王（司馬昭）擔任魏相國，由於譙周有保全蜀國的功勞，就把他封為陽城亭侯。晉文王又下達文書徵召譙周，他出發後到了漢中，被疾病所困不能再往前走。……晉國新帝（司馬炎）繼位後，接連把詔書下達到譙周所在的地方官府，讓他們敦促譙周出發。譙周這才帶病前往洛陽，泰始三年時到達。譙周因病臥床不起，朝廷就到他家任命他為騎都尉，譙周說自己沒有功勞，請求交還爵位和封賞的土地，朝廷都沒有答應。」你看司馬氏對譙周是多麼的厚重！如果不是譙周有「全國之功」（勸劉禪投降），他會這樣被司馬氏看重嗎？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司馬氏的需要，而司馬氏的需要，不是一個裝瘋賣傻的劉禪，而是一個無心無肺的劉禪。同樣的情況，司馬昭也是在強調劉禪的無「情」，而不是強調的「義」，更不是強調的「廉恥」。郤正的話也同樣是在「情」這個範圍內，也就是說，大家都強調的一個「情」字，與政治無關，也與智慧無關。如果一定要說這是劉禪的智慧，那麼，這種無情、無義、無廉恥的智慧，我們永遠不要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