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妓賽金花的真面目:文人「借古喻今」的道具
賽金花一生大紅大紫過三次:第一次在義和團運動中;第二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事件後,舉國「不抵抗」的氣氛下,落魄潦倒的她突然被北平小報的記者挖出,如出土文物般趕赴各種宴會充當花瓶兼白頭宮女;第三次則是1936年夏衍的話劇《賽金花》公演後。她都沒來得及看到這部戲,就於當年的 10月21日死去。
她最為人熟知的事跡其實只有一件,即在庚子年間與八國聯軍元帥瓦德西的一段關係。幾十年屢屢翻炒,也不過是對此的不同闡釋。真耶假耶,無人關心。
李師師還是王昭君?
賽金花的跌宕人生始於1893年—這一年,她的丈夫,同治七年戊辰科狀元、曾任「出使俄、德、奧、荷四國欽差大臣」的洪鈞去世。作為下堂妾,她開始在上海重操舊業,掛牌為妓。
前面一段人生晦暗莫明,人們甚至不知道她究竟生於哪一年,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賽金花下堂時已經不年輕了,然而「狀元夫人」的頭銜,去過歐洲的經歷,還有傳說中能說英法德三語的本事,都給她平添許多魅力。不久後,她又北上天津,來往京津之間,結識了不少北京的豪紳顯宦。
在天津為妓時,「賽金花」這個名字正式出現。
她在北京城是一個時髦人物。上海的過氣名妓去北方走穴,本就大受歡迎,何況又是經歷如此奇特的神秘佳人呢?她把上海花界的潮流行為帶到了保守的北京,常著男裝在街上騎馬,「奇花異服」,被人目為妖孽;在北方花界的風氣影響下,與客人「拜把子」,自稱「賽二爺」,舉止行動都出位大膽。
1900年前,她就是小報上的常客。上海的小報逐日連載她在北京的活動,無非是與某人相狎或客人為她大打出手之類花邊八卦。這一時期小報奇發達,任何時代的人民都需要娛樂,妓女就是當時的娛樂明星。
庚子之後,賽金花從一個普通的名妓升格為「九天護國娘娘」,關於她與瓦德西在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時期關係的記載,見諸大量晚清筆記、小說。厚道者如吳趼人在《賽金花傳》中僅僅點到為止:「金花以通歐語故,大受歐人寵幸,出入以馬,見者稱為賽二爺。」但更有許多人言之鑿鑿,稱瓦德西不但是她的入幕之賓,而且對她「言聽計從」,賽氏「隱為瓦之參謀」(柴萼《梵天廬叢談》),甚至傳說正是因為賽金花的進言,才讓瓦德西下令不得濫殺北京百姓。所謂「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樊樊山《後彩雲曲》)。
1905年,以她為主要人物貫串全篇的小說《孽海花》出版,風靡一時,「再版不下十五次,行銷不下五萬部」,她的知名度再上層樓。此書前六回原是金松岑所作,保留的引首詞中亦涉賽瓦在庚子年間事,云「虎神營荒,鸞儀殿辟,輸爾外交纖腕」,雖然曾樸續成的全書沒有來得及寫到這一段,但卻大肆渲染她在隨洪鈞出使德國時就已與「雄赳赳的日耳曼少年」瓦德西私通,成為另一段公案。
這個時期世人目賽金花,仍然跳不脫「天生尤物」、「紅顏禍水」的觀念,如樊樊山的《後彩雲曲》,津津樂道她如何「淫亂官禁,招搖市塵,晝入歌樓,夜侍夷寢」,另有更荒淫的細節,如儀鸞殿火災,瓦德西抱她穿窗而出等等,雖然是僅「得自傳說」,然而卻顯示了中國文人情色想像的極致,有吊名女人膀子的快感。中國文人歷來還有誇大女人作用的習氣,譬如安史之亂全是因為楊貴妃,而明清易代則是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關係,於是他們將賽金花比作李師師,又比作王昭君,再借她來感歎世代更替,「彩雲易散琉璃脆」(樊樊山《前彩雲曲》,賽金花曾用「富彩雲」、「傅彩雲」作藝名),「白髮摩登何足數」(《後彩雲曲》)。
自己都說不清的神話
1933年,早就被人遺忘的賽金花又出現在大眾視野裡。事起她央人寫了一張呈文要求免除房捐八角,被北平《小實報》的記者管翼賢發現,立即前往賽家採訪,在報上大加炒作。隨後各方名人絡繹不絕去看她,猶如欣賞出土的古玩;連在上海的「性學博士」張競生都寫信與她談風論月。一時大批「賽金花訪談記」出爐,大眾興趣所在,仍然是那一段賽瓦情史。
然而隨便找幾篇訪談一看,便發現有問題。在這件事情上,賽金花本人的敘述顛三倒四,自相矛盾。
例如她對劉半農與商鴻逵自述身世時,完全未提及在歐洲是否與瓦德西相識;而曾繁的《賽金花外傳》同樣是採訪她之後所寫,她就明白表示二人是老相識:「他和洪先生是常常來往的。故而我們也很熟識。外界傳說我在八國聯軍入京時才認識瓦德西,那是不對的。」
至於1900年的一段韻事,在有些訪談中,賽金花本人全盤否認:「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確實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地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她強調的是她的俠義行徑:八國聯軍在北京城中肆意殺人,她便向瓦德西進言,稱義和團早就逃走,剩下的都是良民,實在太冤枉。瓦德西聽後下令不准濫殺無辜,因此保全了許多北京百姓。當然,還有一些她自認為驕傲,後人看著卻難評說的行為:例如她自稱為聯軍辦糧草,以個人名義擔保,打消了一些商人心中的疑慮,也讓他們狠狠宰了外國人一刀;又為了阻止聯軍到處搶花姑娘,她主動介紹妓女給他們,每次收費一百塊,又狠狠宰了他們。
總之,在這些賽金花的自述中,她與瓦德西是純潔的朋友關係,因為撇得太清,倒叫人不大相信。故而孫次舟諷刺道:「固不論賽金花正做著妓女生意,就是她被瓦德西那麼信任,如果沒有床笫之私,也未免太辜負人家的好意了吧!」
奇怪的是,有的時候她又會誇耀瓦德西乃是裙下之臣。如《羅賓漢》雜誌的記者遜之採訪她時,她便說:「時瓦德西知餘下堂,向余表示愛情,余愛其人英勇,遂與同居三四月之久。」
對她的這番說法,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則是全盤否定,認為她根本不可能和瓦德西相識。後者中最典型的就是丁士源和齊如山。要命的是,他們兩人的說法看起來十分可靠。
丁士源曾是賽金花的恩客。據他在《梅楞章京筆記》中所述,其時賽金花有個客人是為德軍做翻譯的葛麟德,因此她所住胡同鄰居有什麼事,往往請她求葛幫忙。她曾易裝為男子,想和丁士源混入中南海開開眼界,孰料未能進去。回來後丁士源將此事告訴了同住的鍾廣生和沈藎,二人添油加醋寫了假新聞說她如何被瓦德西看上,投到上海的《遊戲報》和《新聞報》,造了一個天大的謠。
而齊如山自述在庚子辛丑一年間,「我和賽金花雖然不能說天天見面,但一個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兩次,所以我跟她很熟」。在他的回憶中,賽金花不過是一個和德軍中下級軍官鬼混的妓女,拉拉皮條,借八國聯軍之勢,到處敲詐恐嚇一番,再趁機做點小生意,賣點東西給外國人。他認為賽金花絕對不可能認識瓦德西:第一,她只能說兩句日常的德國話,根本不夠談國事;第二,有兩次他見到賽金花時,她都與下層軍官在一起,聽到瓦德西要走過來了,大家都露出倉惶的神色,不希望讓主帥看到和中國妓女在一起,由此證明二人絕不相識。
齊如山回憶中的賽金花,與她自述或文人筆下的「俠妓」大不相同,感覺卻較近於實際情形。她只是一個腦子靈活、有點手腕卻不脫庸俗風塵氣的妓女,軍隊初入城時,或者需要一些像她這樣本地還比較吃得開的人物(因此她自述曾為軍隊找供應商也不是不可能,但不太可能是瓦德西交待她做的),然而終究他們所想的不過是混水摸魚撈一票。如卜正民在《合作》這本書中所寫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關係:「他們主動順應形勢,相互適應,相互妥協,討價還價,最後串通起來。他們必須這麼做,因為已走投無路了。」
然而這一種比較平實的形象,是大眾甚至賽金花本人都不願接受的。老派人用她來感歎世風日下、士大夫階層集體墮落,「靈飛(按:賽金花後嫁魏斯炅,改名魏趙靈飛)憑夷酋勢,不作威福德,使其不為女子而為丈夫身,我知其愛國愛民,而為好官吏必矣。」(楊雲史《靈飛墓詩碣》)這一種借「愛國女性」來諷刺「賣國官吏」的思路一直延續到夏衍的《賽金花》一劇。而賽金花本人憑借不斷講述自己的傳奇經歷,亦在困苦的晚年獲得了關注—不但是公眾的興趣,還有實質的物質幫助,甚至得以常常出席各種宴會,一如現今PARTY上的各類「貴族後裔」、「世家公子」之類花瓶角色。
當講述經歷成為謀生手段,真實與否就不再重要,因為無人會追究神話是不是真的,各人都從神話中獲得自己想要的。
借古喻今的道具
1933年是「賽金花熱」的一年,在「一二八」後「不抵抗」的低壓中,借古喻今成為一種時髦,然而更多的只是單純的商業目的。如北京的哈爾飛戲院演賽金花的戲,在報上大打廣告,宣傳有賽氏本人上台演講,但因她喉嚨痛請人代講,還引起觀眾嘩然。再如南京大世界的老闆請她去表演,每月五百元酬勞等等,讓人看到炒作心理的古今大同。
更有許多人預備將她搬上舞台。如張競生與明星電影公司接洽拍庚子年間的賽金花,胡蝶要約她上電影(賽金花表示:我極願上鏡頭),一系列活動以夏衍的《賽金花》在金城大戲院公演達到高潮。
雖然夏衍表示「我就想以揭露漢奸醜態,喚起大眾注意,『國境以內的國防』為主題,將那些在這危城裡面活躍著的人們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變前後的人物裡面,而寫作一個諷喻性質的劇本」,然而關於是否美化了賽金花,賽金花究竟是愛國女英雄還是賣國女漢奸,劇本是否侮辱了中國人,要不要「國防文學」……左翼與右翼內外都吵作一團,最終以張道藩往舞台上扔了一個茶杯,而後禁演了結。
這一些事情她全都不知道,賽金花從來沒有看到過舞台上的自己,這一年她淒涼地死在骯髒的小屋子裡,唯有破被一條。
1934年《申報》記者採訪賽金花,失望地發現她「甚且並不知道國家為何物,更無論愛國與否矣」,「今日之賽,不但不聰明,甚至說話毫無條理,使人有疑為神經病者之感」。或許這才是她的真面目,卻是不被需要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