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黨錮之禍，是東漢桓、靈時的兩次打擊士人和太學生的事件，影響深遠。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虛設。他們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強敢豪奪;同時又把持官吏選拔大權，濫用親朋，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的仕途。當時民間流傳著嘲諷官吏選拔制度的打油詩：「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選拔出來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盪，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的批評，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這種清議發展到後來，便釀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氣節的士大夫必然退歸田里，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規律，早在順帝時，士大夫就曾毀裂冠帶，避禍深山。到桓帝時，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識分子逃入鄉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隱居講學，苦身修節。表面看起來是與世無爭，而透過其表象則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對外戚宦官當朝的強烈不滿。所以，當朝廷安車玄纁，到深山谷中征請他們入朝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頌德時，他們寧死也不肯與宦官為伍，不但不應徵，而且進而指斥時政。《後漢書·黨錮列傳》稱桓帝、靈帝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敷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

　　與避居深山或山野的耆年淵德者相對應的，是居於太學年青氣盛的青年學生。東漢桓帝年間，太學生已達3萬多人，他們有感於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對宦官當政感到怨恨。於是，以郭泰、賈彪等為首的一批學生領袖一方面在太學中進行反宦官政治的組織和宣傳;另一方面，又吸收社會上有識有才能者入太學，以擴充自己陣容。因此，太學也成為當時又一政治活動中心，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第一次出現在政治鬥爭的前線上。桓帝永興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懲除貪官污吏和權貴。他又以宦官趙忠葬父僭越規制為由，挖墳剖棺查實並逮捕其家屬治罪。桓帝聞訊大怒，反將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請願運動。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到宮廷向桓帝上書請願，為朱穆喊冤。他們指責「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顛倒是非，濫用職權。朱穆忠心憂國，深謀遠慮。是難得的賢臣。如非要判刑，則我願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請願算是結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規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搾貨賂不遂，誣陷其侵沒軍餉，判其服刑苦役。於是，太學生張鳳等300餘人又發起第二次請願運動，詣宮廷上書為皇甫規鳴冤，皇甫規又因而得以赦免。

　　處士的橫議與太學生的抗憤，給一批中下級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輿論上以極大鼓舞，他們也剛正執法，制裁宦官及其親朋。河東太守劉祜的屬縣令長大半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劉祜到任，黜其強權，平理冤獄。苑康為太山太守時，郡內豪姓多不法，苑康奮威怒，施嚴令，再無敢犯者。南陽太守成瑨與功曹岑晊誅殺與宦官勾結的商人地主張訊。山陽太守翟超與督郵張儉籍沒宦官侯覽老家財產。太原太守劉瓆誅殺貪橫放恣的小黃門趙津。東海相黃浮逮捕射殺太守李暠之女的下邳令徐宣一門老幼，並將徐宣棄市示眾。

　　在野處士，在朝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生三股力量平行發展，交相呼應，遂形成了反宦官鬥爭的政治高潮。而這場鬥爭的首領人物就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後官至太尉的陳蕃，司隸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為司隸校尉，宦官張讓的弟弟在其屬下任縣令，貪殘暴虐，為躲懲治，逃到張讓家裡藏起來。李膺不畏宦官權勢，親自率吏卒到張讓家將其搜捕治法。張讓訴冤桓帝，李膺據理駁斥，桓帝只好判李膺無罪。此後宦官一度收斂，李膺聲望更高。當時人們若受到他的接待，則榮稱作「登龍門」。

　　然而，宦官並沒有在那裡坐視對手宰割，他們總在伺機反撲。正好發生的張成事件，成為他們發動第一次黨錮事件的借口。史載河內豪強張成善觀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結交宦官，連桓帝也曾向他請過教。他算準近期將要大赦，乃指使兒子殺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極刑，卻正逢大赦當免。李膺愈懷憤疾，竟不顧大赦令而案殺之。於是懷恨已久的宦官侯覽指使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庭，疑亂風俗。」桓帝聞聽大怒，即下詔逮捕黨人，並向全國公佈罪行，以求天下同聲討。其時為延熹九年(166年)。結果，李膺、范遊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獲者，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太尉陳蕃力諫桓帝，指出這種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異?」桓帝聽了更生氣，竟找借口連陳蕃也罷免了。李膺等在獄中受審時，故意牽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懼怕牽連。竇皇后的父親竇武不滿宦官專權，同情太學生反宦官運動，太學生乃求助於竇武。竇武乃上疏切諫桓帝，赦免黨人不要治罪，否則，將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於是，永康元年(167年)赦免黨人200餘人。將其全部罷官歸家，並書名三府，終身禁錮不得為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黨人雖然被罷官歸田，禁錮而不得為官，但他們卻得到了比當官更為榮寵的社會敬仰。范滂出獄歸鄉，家鄉人迎接他的車多達數千輛。名將皇甫規乃西部豪傑，也覺得自己未能列名黨人是一種恥辱。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

　　他們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以竇武、陳蕃等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暢等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為八顧，「顧」指品德高尚而及於人。以張儉、劉表等為八及，「及」指能引導人追行受崇者。

　　以度尚、張邈等為八廚，「廚」指能以財富救助他人。這種相互的激勵，使與朝廷權宦們的對立情緒更為強烈，不但沒能使黨人屈服，反而更激發了他們的鬥志。

　　桓帝死後，靈帝立，宦官的權勢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侯覽、曹節、王甫等人與靈帝乳母及諸女尚書，相互奸姘，穢亂宮廷，操弄國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乃謀誅殺宦官，不幸事洩，反被誅殺。由此開始，宦官們有恃無恐，開始對黨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建寧二年(169年)宦官侯覽指使人誣告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結黨，圖危社稷。曹節趁機示意有關治獄部門將上次的黨錮者也牽扯進去。靈帝昏庸，遂准其奏，於是，李膺、范滂等百餘人被逮捕死於獄中，張儉外逃出境才得以倖免。但他外逃途中，曾得到過許多人的冒死掩護，官府沿途追查，因此成百人受牽累而家破人亡。這時候，仇人間也藉機陷害對方，誣指與黨人無關者。

　　宦官又將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皆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並未結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訟冤，認為黨人者，或耆擁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並至。應該解除禁錮，以慰天命。曹鸞的上書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龍顏大怒，不但不聽勸諫，反將曹鸞拘死於獄。又下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錮，波及五屬。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事件。這次事件打擊面更寬，懲治也更殘酷。自此以後，士人忌口，萬馬齊喑，有氣節的知識分子幾無遺類，社會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亂之中。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次黨錮事件。它不同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只坑殺儒生，禁錮百家思想而獨崇法家，也不同於後來的文字獄。它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義而對朝野反對士人及年輕學生的全面打擊。但這種倒行逆施，並不能挽救其行將滅亡的統治，當士人、學生的「文爭」被鎮壓下去以後，接下來的，就是平民百姓們不堪壓迫起而進行的「武鬥」了，黨錮不久的黃巾大起義，給封建統治者以沉重打擊，使漢靈帝意識到如不解決黨錮問題，黨人與起義軍結合則後果不堪設想，於是，中平元年(184年)宣佈大赦黨人，流放者准許返回故里。至此，黨錮問題才算最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