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大師東渡:日本人眼中中國佛學文化的巔峰
人物簡介:鑒真(688—763),俗姓淳於,唐代佛學大師。他先後6次東渡日本,最終在當地開創律宗,弘揚佛法,被日本人稱為「天平之甍(音同盟,意為屋脊)」。
公元691年,武則天登基稱帝不到一年,下令「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佛教在唐朝達到頂峰,之後至唐玄宗時期,亦有所發展。此時,距它傳入中國,已經過去了700多年。
7個世紀裡,佛教先從印度傳播至中原,又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原,以漢傳的形式傳入日本、朝鮮等。在這個過程中,有兩位唐代高僧不得不提:一位是唐太宗時期的玄奘,他西行求法,將佛學經典從天竺帶回大唐;另一位則是鑒真,他6次東渡,使律宗在日本生根發芽。
一西一東,一進一出,看似不經意的個人行為,卻使佛教在東亞蔓延,成為亞洲文化交流過程中一條重要的紐帶。
一心向佛
佛教傳入中原後,因為貼近底層社會,得以迅速發展起來。詩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說明早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原就已經非常流行。到了隋朝,有記載的佛寺更是多達3985所。而唐初皇帝雖然把老子李耳奉為老祖宗,崇尚道教,但依然抵擋不住佛教在民間的興盛之勢。尤其是武則天抬高佛教地位,大大促進了佛教的本土化。
唐代佛教以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等為代表,一系列漢傳流派迅速發展。武則天時期,禪宗六祖慧能就結合老莊思想開創了南宗禪佛教,他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成為代表性思想,深受士大夫歡迎。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揚州人鑒真就出生在這樣一個佛學氣息濃厚的時代。當時,運河交通發達的揚州是一個「國際大都市」,不但匯聚了國內各大商旅,國外商人也絡繹不絕,所以鑒真從小就見慣了外國人,對外來文化也格外熟悉。
鑒真幼年時,他的父親就在揚州大雲寺隨智滿禪師受戒,學習禪宗。鑒真14歲隨父親入寺,見到佛像就覺得莫名感動,懇求父親也讓他出家。當時恰好武則天詔於天下諸州,廣度僧人,於是借此機會,鑒真就跟著智滿禪師出家做了沙彌。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18歲的鑒真從道岸禪師受了菩薩戒(大乘菩薩所受持之戒律,又作大乘戒)。道岸也是唐中宗的授戒師,在江淮一帶弘揚律宗。鑒真深受道岸的影響,此後潛心學習,又到高僧大德雲集的長安、洛陽學習。
708年3月28日,在長安實際寺,鑒真受具足戒,成為政府正式承認的僧侶,取得講授資格。此後他又追隨弘景等名師,潛心學習天台宗,研究《四分律疏》等。
712年,李隆基做了天子,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唐玄宗,開啟了大唐的開元盛世。713年,26歲的鑒真回到淮南故鄉,開始講經傳法。30年間,鑒真就在故鄉建寺造像,培養弟子,成為江淮一帶遠近聞名的授戒大師。
屢渡屢敗
742年10月,正是揚州的深秋時節,兩位日本僧人風塵僕僕地趕來,只為了迎請鑒真東渡。這兩位日本僧人就是榮睿和普照,他們是732年隨第十次遣唐使至唐留學的留學僧。他們來到大唐,不但是為了學習,還肩負著一個重要的任務——尋訪戒律高僧赴日本。
當時日本效仿唐朝,制定律令,以租、庸、調製度為基礎,成為律令制國家,並規定僧尼享有免除政府賦役的特權。隨著農民生活逐漸惡化,大家紛紛逃亡,很多人藏身於寺院,成為僧尼。由於日本當時並無「三師七證」(指僧尼受具足戒時,戒場必須具足的戒師人數)等受戒儀式,所以這些人很輕易地就能取到僧籍。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720年,日本朝廷規定,民眾必須取得國家發放的資格證書才可成為僧侶。但這一措施約束力不強,政治家們不得不認識到,還得用佛教的辦法來解決問題,而戒律就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為了完善這一制度,日本朝廷就派榮睿和普照赴唐朝迎請傳戒之師。
榮睿和普照最先迎請洛陽大福先寺的道璿(音同旋)去日本弘法傳戒,這也是中國僧人首次東渡日本。但光請道璿猶嫌不足,在中國留學的第十個年頭,他們終於找到了授戒大師——鑒真。
拜見鑒真的場合極其隆重,榮睿、普照五體投地,頂禮鑒真,說明來意:「佛法東傳至日本,雖有其法,沒有傳法人。日本聖德太子(574—622)早有預言,『二百年後,聖教興於日本』,現在正是他預言實現的時候,希望您能夠東遊興化。」榮睿、普照不愧是留學僧,說話很有學問,一是說明了日本缺鑒真這樣的傳法人;二是以預言暗示鑒真東渡可以大有作為。鑒真也不含糊,回答說:「原來聽說南嶽慧思禪師遷化之後,托生為倭國王子,興隆佛法,濟度眾生。又聽說,前幾年日本國的長屋王崇敬佛法,製作千餘袈裟來唐朝佈施高僧大德。袈裟上有四句話,『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可見,鑒真不但深研經書,而且對於時事政治也很關注。
但當鑒真環顧眾弟子,問有誰跟他一同去時,大家都低頭沉默。過了很長時間,弟子祥彥說:「日本國太遠,滄海浩淼,百無一至,死亡率太高。」鑒真用舒緩而有力的口氣說:「此行是為弘揚佛法,何惜身家性命?你們要是不去,我自己去。」祥彥被鑒真打動了,說:「您要是去,我也跟隨去。」最後共有21名弟子願意跟隨鑒真東渡。
鑒真等人就這樣開始準備東渡。他們又是造船、又是備糧,並假稱將往天台山國清寺,以避人耳目。但佛祖似乎也有意考驗鑒真,當時海盜橫行,鑒真的弟子道航又恰好與擬隨行東渡的高麗僧人如海產生了矛盾,如海就跑到官府,誣陷道航等人想要造船入海,與海盜勾結。官府聽其言,就一邊抓人,一邊把舟船、乾糧等沒收。雖然此後審明如海是誣告,但沒有了舟船,鑒真第一次東渡的計畫還是「泡湯」了。
待風波平息後,鑒真等人又計畫起第二次東渡。他買了一艘軍船,僱傭了18位舟人,採辦了若干吃用、佛像和經書,隨行人員包括17位弟子,以及玉作人、畫師、雕佛師等85名工匠。但這次更不幸,船還未從江入海,就遭遇大風惡浪,舟破,水至腰間,史書記載:「冬寒,風急,甚太辛苦。」
第二次東渡失敗後,鑒真先在浙江台州附近的下嶼山住了一個月,之後又輾轉至明州(現浙江寧波)的阿育王寺。744年,鑒真受人邀請,在越州(現浙江紹興)、杭州、湖州、宣州(現安徽宣城)等地巡遊授戒。當時鑒真一面在各地傳法,一面與榮睿準備第三次東渡。但當他在越州授戒時,有一位僧人得知他想去日本,就告訴州官,說日本有個僧人榮睿想要引誘高僧離唐東渡。於是榮睿又被官府抓起來了,本來要求戴枷送到京師,但到了杭州,榮睿就稱病不起了,後假稱快要病死才放出——第三次東渡又被攪黃了。
不久,鑒真和榮睿、普照決定再試一次。鑒真派弟子法進等人去福州買船,並置辦乾糧。但是這次還是未能遂願,他們在途中就被官府抓去。原來這次是鑒真的弟子靈佑等,怕師傅葬身大海,想出來一個損招,想讓官府把鑒真留住。第四次東渡雖然失敗,但沿州百姓們聽說鑒真回來了,競相前來供養,唯獨鑒真愁眉不展,呵責靈佑。靈佑只得天天懺悔,每晚都站到五更謝罪。
748年,榮睿、普照又來請鑒真,鑒真二話不說,準備再次東渡。這次共有35人跟隨。一行人在舟山群島停留一段時日後,再度航海時遭遇了颶風,在海中漂流了14天,漂到了海南島南端的崖縣(現海南三亞)——第五次東渡又失敗了。
在日本功成名就
第五次東渡失敗後,鑒真一行人就從今天的海南、廣西、廣東、江西、江蘇等地,回到揚州,受到官員和信眾的熱烈歡迎,但可惜的是,路途漫長曲折,榮睿與祥彥在途中去世,鑒真自己也雙目失明。
在揚州等地,鑒真前後講授《律疏》60遍,《律鈔》70遍,《輕重儀》10遍,《羯摩疏》10遍。講經之餘,他還主持造立寺捨,建造佛像,救濟貧病,並撰寫《一切經》三部,各1.1萬卷,前後度人、授戒4萬餘人。
753年10月15日,日本遣唐使籐原清河以及阿倍仲麻呂等,又一次來延請鑒真東渡。66歲的鑒真與前幾次一樣,又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次東渡,船隊遭遇風暴,鑒真與阿倍仲麻呂等人在海上失散。阿倍仲麻呂等人漂到了現在的越南一帶,而鑒真卻在12月20日,到達鹿兒島秋目浦,踏上了日本國土。歷經12年,6次東渡,鑒真終於得遂所願。
鑒真到達日本後,受到了聖武太上皇等統治階層的禮遇。他在754年正月抵達奈良,4月於東大寺設戒壇,為聖武太上皇等400多人授菩薩戒,這是當時日本僧侶正式受戒的唯一場所。而隨著鑒真的到來,日本具足戒 「三師七證」的制度也逐漸完善起來。
756年5月,鑒真被任命為大僧都,弟子法進任律師,同列僧綱(又作僧官,掌管全國僧尼的一般事項)。但鑒真的「高昇」,也影響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引發了國內的矛盾。758年,淳仁天皇即位,下詔為使鑒真專心教授戒律,尊之為「大和上」,解除了大僧都一職。此後,鑒真新建了戒律道場,即為著名的唐招提寺。
鑒真在唐招提寺講經說法,開創了日本的律宗,並向日本介紹了天台宗,為日本密宗的勃興奠定了基礎。另外,在醫藥、建築、書法、雕塑、語言、飲食等方面,鑒真對日本都有積極影響。
763年,在日本生活近10年的鑒真圓寂於日本奈良。當這個消息傳回揚州,當地僧眾全體服喪3日,並在龍興寺行大法會,悼念鑒真。在日本,鑒真更是享有「國寶級」的待遇,他被稱為「天平之甍」,意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那個時代文化的巔峰。
1980年,在鄧小平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順奉鑒真漆像到揚州「回鄉探親」,超過30萬揚州人前來瞻仰。在翻新的揚州大明寺內,鑒真像安詳地俯視眾生,向故鄉人訴說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以及那段關於勇氣和堅持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