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簽署投降書後，1945年9月8日，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壓撒隨美第一騎兵師8000名官兵進駐東京。麥克壓撒剛進人盟軍總部，立刻被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圍了起來，她們有的端茶，有的遞煙，如此的熱情令麥克壓撒無所適從。

　　麥克壓撒這位美國將軍雖然對日本女人懷有極大的興趣，甚至在馬尼拉還得過輕度性病，但他知道，盟軍剛剛進駐東京，必須注意自己的聲譽。他將手中的玉米芯煙斗一揮，厲聲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誰叫你們來的?」

　　一個嬌小玲瓏的日本美女柔聲用英語回答：「我們是『遊興會』的，自願來服侍盟國將軍!」「滾!」麥克壓撒聞聽後大發雷霆，「遊興會」美女一個個嚇得哆嗦著退了出去。原來日本內閣在投降前就做了周密部署，曾特撥一筆款項用來招募「特殊女性」，供佔領日本的美軍享樂。美國人戴維·貝爾加米尼在《日本天皇的陰謀》一書中，對此事曾有記述：「1945年8月23日，在日本警察總監的授意下，東京主要藝伎茶館、酒吧和妓院的老闆們成立了一個招待同盟國士兵的『遊興會』」。

　　幾周之內，「遊興會」便在東京開設了33處服務性企業，在外地開設了5處。位於東京商業區的一家大軍需工廠被改造成一座飯店……它擁有一條由250個姑娘組成的『生產線』，專門接待美國大兵……『遊興會』還邀請了艷名遠揚的藝伎向姑娘們傳授取悅男人的訣竅。」

　　日本人妄圖用這種方法軟化美軍對日本的強硬態度，從而幫助天皇和戰犯們逃脫嚴懲。麥克壓撒當時雖不知情，但他卻本能地感覺到這些女人背後的陰謀。就在這一天，麥克壓撒趕走了盟軍總部內的80個「遊興會」美女。

　　美軍成員和日本RAA女性

　　「涉外俱樂部招聘女性事務員，包吃住服裝，高薪水，限18至25歲女性」。1945年9月20日，當這則廣告在日本各大報刊登出時，當天就有1600餘人前去面試，而3個月內各地應聘的女性達6萬人之多。發放這則廣告的是日本政府東京警視廳參加設立的「特殊慰安設施協會」(RAA)。

　　絕大部分應聘者不知道她們將要從事的工作是為駐日美軍提供性服務。政府背景，在全國報刊上的公開廣告，使她們深信不疑，而她們此後的命運，卻是日本歷史上至今不願提起的一頁。

　　幾周之內，「遊興會」便在東京開設了33處服務性企業，在外地開設了5處。位於東京商業區的一家大軍需工廠被改造成一座飯店……它擁有一條由250個姑娘組成的『生產線』，專門接待美國大兵……『遊興會』還邀請了艷名遠揚的藝伎向姑娘們傳授取悅男人的訣竅。」

　　日本人妄圖用這種方法軟化美軍對日本的強硬態度，從而幫助天皇和戰犯們逃脫嚴懲。麥克壓撒當時雖不知情，但他卻本能地感覺到這些女人背後的陰謀。就在這一天，麥克壓撒趕走了盟軍總部內的80個「遊興會」美女。

　　美軍成員和日本RAA女性

　　「涉外俱樂部招聘女性事務員，包吃住服裝，高薪水，限18至25歲女性」。1945年9月20日，當這則廣告在日本各大報刊登出時，當天就有1600餘人前去面試，而3個月內各地應聘的女性達6萬人之多。發放這則廣告的是日本政府東京警視廳參加設立的「特殊慰安設施協會」(RAA)。

　　絕大部分應聘者不知道她們將要從事的工作是為駐日美軍提供性服務。政府背景，在全國報刊上的公開廣告，使她們深信不疑，而她們此後的命運，卻是日本歷史上至今不願提起的一頁。

　　美軍進駐日本之後，日本內閣決定參照日本在二戰中建立的慰安婦制度，為進駐美軍提供「慰安」設施和性服務。

　　8月18日，日本內務省向各地政府發出文件，要求各地警務部門協助建立為佔領軍提供性服務的慰安所。8月26日，由東京警視廳牽頭建立的RAA協會正式成立，該協會就是日本為美國佔領軍提供性服務的專門機構，日本人稱之為「國家賣春機關」。協會下設慰安、遊技、藝能、特殊設施、食堂、物產各部，並冠冕堂皇地聲稱協會的作用是「為維護民族的純潔性和百年後的未來，作阻擋狂瀾的防波堤，作戰後社會秩序的地下支柱。」

　　這樣，以日本政府為主導，為美軍服務的全國性「慰安」系統，在日本開始建立起來。第一個這樣的慰安所率先在東京郊外的小町園開業。此後，「悟空林」、「見情」、「波滿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繼開業，最盛時，在日本從事「慰安」的RAA女性達到7萬人。

　　就在日本人積極策劃「自主審判」的同時，盟國要求迅速逮捕日本戰犯的呼聲日趨高漲，在各國催促下，美國當局指示麥克壓撒盡快逮捕日本戰犯。麥克壓撒便責成盟軍總部情報處長威洛比將軍和艾克爾伯格將軍組成「戰爭罪行調查局」，負責逮捕日本戰犯。1945年9月11日，威洛比、艾克爾伯格公佈了第一批戰犯嫌疑者名單，共17人。

　　為阻止美國繼續大批逮捕日本戰犯，日本首相東久邇特意為美國記者舉辦了一次大規模記者招待會。他裝模作樣地說：「早在美軍進駐日本之前，我們就已著手處置戰犯，虐待盟軍俘虜的人已經受到懲處!」然而當《紐約時報》記者詢問他日本政府究竟處置了多少戰犯，並請他舉出其中一個戰犯的名字時，東久邇頓時張口結舌，他既講不出戰犯名字，又說不出量刑程度，只好說：「本內閣將提出一份戰犯名單，供盟軍最高統帥部使用。」

　　事後，日本當局只好胡亂找出四個小戰犯「審判」，搪塞媒體。而據日本作家半籐一利的《昭和史(戰後篇)1945-1989》一書介紹，在東京審判之前，日本當時的司法大臣巖田宙造等人，還曾秘密草擬了《戰犯自主審判方案》，但因遭到包括裕仁天皇在內的各方面反對而夭折。

　　儘管「自主審判戰犯」的陰謀受阻，但日本右翼勢力仍不死心，他們企圖偷梁換柱，妄想廢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管轄權，間接達到搞「自主審判戰犯」的目的。

　　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後，日本右翼勢力勾結一些被「糖衣炮彈」擊倒的盟軍高官，編造七種「理由」反對法庭擁有對日本甲級戰犯的管轄權，針對日本右翼的荒唐理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各國法官們緊密合作，進行了一一駁斥，並鄭重宣告：「1946年5月，本法庭拒絕了辯護方面的這一異議，肯定了法庭憲章的效力和基於它而來的法庭管轄權。」至此，日本「自主審判戰犯」的陰謀徹底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