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討論捻軍失敗多著眼於農民階級的一般局限性,而聯繫具體領袖人物的分析則較少,筆者從六個方面對捻軍領袖人物的不足作了具體探討,分析了這些不足與捻軍失敗的關係

　　十九世紀中葉,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爆發了近代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南方是太平天國和天地會,北方是捻軍,西南、西北是各少數民族。

　　但是,這些起義都以失敗告終,沒有逃脫歷代農民起義的悲慘結局。對此,多少人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深入探討。但總覺得有隔靴搔癢之嫌,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由於「階級立場」、「階級意識」束縛著人們從深層次去探討,有頌揚沒有批評,有拔高而不實事求是。不能從主觀上,從農民本身尖銳地提出問題,僅僅從理論上空洞地總結幾條教訓,唯恐觸及到問題的要害。這不是歷史的、科學的態度。本文力求避免這種傾向,從考察捻軍人物的局限性入手,探討捻軍以及其他農民起義失敗的深層次原因。其他方面暫且從略。

　　咸豐剛剛登基,農民起義就在全國各地爆發,來勢之猛,完全出乎統治者的意料。這些起義有著十分鮮明的特色。南方太平天國與清王朝對峙,目標明確,陣線分明。捻軍與北方其他農民軍由於地理環境、歷史傳統和政治經濟背景的不同,情形十分複雜。捻軍(包括其他農民軍)首領雖然形形色色,但傳統的「農民意識」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逼上梁山與自發造反

　　捻軍起義基本上是逼出來的,一是人禍,二是天災,為了生存不自覺地走上反抗道路,政治意識十分淡薄。起義之初有意做「白頭賊」,有意「重整江山」,推翻清王朝的是極少數。捻軍首領中的「梁山好漢」(仁義光棍)佔大多數,也有「五浪光棍」(或稱「武郎光棍」,即流氓無產者)。由於政治迫害,或生存受到威脅,或尋仇鬥殺,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就上了「梁山」。捻軍首領中宋江式的人物不少,雖不是一個模式,被迫造反卻有相同之處。張樂行是地方上的大財主,有財有勢也有影響,生存並未受到威脅,「初無意作白頭賊」。但是,他好勇好鬥,做買賣,開賭場,保送私鹽,尋仇鬥殺,「爭光棍」、「攆綿羊」,於是與各種地方勢力的衝突日益尖銳起來。他又行俠仗義,是地方上有名的「仁義光棍」,歸附他的人日眾,這就Î鴇旆醋急噶頌跫W僥謎爬中械姆縞嚼叢澆?終於把他逼上反抗道路。這種被迫造反終究是不能持久的,隨時表現為政治上的猶豫和動搖,於是他出現兩次「受撫投官」。自1855年(清咸豐五年)雉河集會盟以後,張樂行成為頭面和核心人物,也就騎虎難下,只有義無反顧,造反到底。後來他雖然犯過不少錯誤,但終歸是一位傑出的捻軍領袖,以反抗清朝起義始,以英勇就義終。張敏行是因為鬥爭形勢逼迫和張樂行把事件鬧大,才把他送上造反的歷史舞台。龔得樹、蘇天福等人既因為貧寒,生存受到威脅,也因為捲進各種鬥殺衝突之中,走上造反道路。「蘇天福事件」是導火線,引爆大規模的反抗鬥爭。侯士偉受本村地主的政治迫害,又參與鬥殺,最後結捻起義,豎起了紅旗。劉學淵、劉玉淵則是反抗鹽官的壓迫和誣陷而結捻起義。張宗禹是在與頑固凶狠的父親發生激烈衝突,無以家還而加入捻軍。張龍、陳大喜當初是團練小頭目,因受壓迫,憤而結捻起義。韓奇峰不願意造反,是別人把大旗插到他家門口,逼他出來造反的。江台凌、孫葵心則是受人欺侮,險遭砍殺、逮捕而豎旗起事。此外,劉永敬、劉天台、劉天福、李大喜、任乾、任化邦、鹿利科、葛蒼龍等,都因貧寒無以為生,被迫結捻起義,成為捻軍的首領。除了捻軍,河南的聯莊會,山東的長槍會等,都是官逼民反。就是苗沛霖、李昭壽,最初也是遭受政治迫害,與當權勢力發生激烈衝突,才鋌而走險,發動起義,後來投降了清朝,再反叛也是逼出來的。自發造反,胸無大志,缺少政治意識和政治目標,這是捻軍人物的共同特徵。正因為如此,他們無法團結起來,形成堅強、統一、浩浩蕩蕩的武裝力量,去共同奮鬥,完成歷史賦予他們的政治使命。

　　二、宗族武裝與地域集團

　　長期以來,宗族、幫會、社團是民間社會的三大組織形式,對於基層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發揮著重要功能,也是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近代農民起義除了幫會,如天地會、拜上帝會、白蓮教會起著重要的組織發動作用(後期的維新、革命運動則以社團起組織發動作用),宗族組織(以族姓宗祠為核心的血緣性集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捻軍起義就是這樣組織發動起來的。宗族(家族)是結捻的紐帶,擴大一點為宗親集團。宗親集團以人成軍,舉家舉族從軍。以人成軍是宗親集團(宗族武裝)的支柱,人存軍存,人死軍潰。與宗族武裝緊密聯繫的是地域集團。捻軍起義初期,黃旗捻軍以張姓為核心,分佈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藍旗捻軍以韓、劉、李、任、陸、張等姓族為主體,以順和集為中心,地處毫州與宿州之間,其中以劉姓實力最強,地域最寬。白旗捻軍的姓族也較多,包括龔、孫、江、王、葛等,地處雉河以南。黑旗捻軍姓族更多,包括蘇、王、宋、劉、李、楊等,地處雉河集西北。紅旗捻軍力量小,地域狹,影響也小。這些地域性集團只是鬆散的聯合,以大宗族為核心。後來,地域性的五旗捻軍連形式也不存在,以人成軍,以宗族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頭(宗族武裝)。只有張、龔、蘇3個宗族集團結成鞏固的聯盟,長期戰鬥在一起(龔、蘇白、黑旗捻軍中的其他宗族武裝後來也紛紛出走,形成新的集團),也是捻軍的核心力量。

　　這種宗族武裝和地域集團是原始的,落後的,具有很大的落後性。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聚族而居的歷史傳統,構成各式各樣、分散獨立的宗族社會和地域集團。這既是鄉村社會的顯著特點,也是農民軍山頭主義、小集團意識的根源,具有很大的腐蝕性和破壞性。數十支捻軍、數十萬捻軍隊伍,不但走不到一起來,形成強大的軍事集團,而且互相爭鬥仇殺,鬥得你死我活,結果被敵人各個擊破。為什麼捻軍起義時期,互相仇殺的、坐山觀虎鬥的、叛變投敵的、腳踏兩邊船的那麼多,這既是農民意識,尤其是流氓無產者的劣根性,也是宗族小集團意識的幽靈在作怪。捻軍的宗族觀念、地域觀念十分濃厚,只有自己小山頭、小集團的利益,對外採取極端的排斥態度,姓族與姓族之間,地域與地域之間,旗與旗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相互對立,發展到了互相仇殺。就是在與清軍作殊死搏鬥時,爭奪仇殺時常發生。「劉餓狼事件」並不是什麼「怪事」,後果只是自毀長城,自掘墳墓。多少捻軍首領就是這樣被自己人出賣,而走上斷頭台,這種對立和衝突一直延續到捻軍失敗,血的教訓誰都不去總結吸取,寧肯自取滅亡。

　　三、半是「日子主」,半是「窮光蛋」

　　捻軍歌謠裡有「窮了多少日子主,發了多少窮光蛋」的唱詞。在皖北,「日子主」是對財主的稱呼。捻軍起義後,多少「日子主」遭到沉重打擊,或被殺,或逃亡,或成了窮光蛋。捻軍首領中大量是「窮光蛋」,也有大量「日子主」,捻軍的基本隊伍則是「窮光蛋」。「日子主」轉化而充當捻軍首領,如張敏行、張樂行兄弟,家有四、五頃地,分家後仍各有數十百畝。張樂行還開過糧行、糟坊、雜貨鋪,擺過賭場,販過私鹽,家有傭工、丫頭,可謂不大不小的財主。張宗禹家更富有,有10多頃地,佃戶傭工一大批。張振江也是個小財主,家有頃把地。可以說張姓黃旗旗主大多是財主出身,不過有大小之分。陸遐齡是地方有名的財主,又出身書香門第,且三代尚武,本人是武秀才,為一方豪強。蘇天福稍有土地,開過粉坊,賣過油,販過羊,是個小財主、小商人。王貫三稍有財勢,也是武秀才,在當地聲望不小。趙浩然武童生出身,家稍富有。韓奇峰是個大家庭,有地二、三十頃,在地方上聲望不小。江台凌家有兩頃地,本是個「日子主」,二哥還是個文生秀才。孫葵心有一、二十畝地,略有家財。紀倫有兩頃地,築有很大的圩寨,本人還當過清軍小頭目。張朝階祖上是書香門第、富貴之家,本人還有三頃地。葛蒼龍是有名的「鹽趟主」,給地方官吏當過「保鏢」。張龍、陳大喜既當過團練小頭目,家財亦富有。其他農民軍首領「日子主」就更多。河南聯莊會、山東長槍會的頭目大多是地方上有財有勢的人物,又是團練頭子,只是在與地方官吏、反動團練的衝突中反抗起義的。幅軍中的孫化祥充過巡役,販過私鹽,有財有勢。劉淑愈還是個進士。文賢教軍中的董乾儒是個舉人,宋繼鵬辦過團練,任團長。淄川起義的劉培德中過秀才,組織過團練。黃崖教軍中的張積中還是太谷學派的領袖。這些「日子主」們並沒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造反精神,並未想到要造清朝的反,當個叛逆。他們結捻起義並成為主要首領既是逼出來的,也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產物。一種情況是在與其他「日子主」,如地方豪強、團練頭目以及官府的激烈衝突中結捻起義,如陸遐齡、張樂行、蘇天福等。一種情況是遭受其他「日子主」或團練、官府的壓迫結捻起義,如張龍、陳大喜、江台凌、紀倫等。一種情況是被他人抬起來,相逼而反,不反不行,如韓奇峰等。他們沒有政治抱負和志向,也沒有這種意識,因此影響了後來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無法正確處理錯綜複雜的局面。捻軍首領除了「日子主」,大量是「窮光蛋」(貧苦農民),也有不少的流氓無產者。貧苦農民出身的,如龔得樹、侯士偉、劉永敬、劉天台、劉玉淵、劉學淵、李大喜、李成、鹿利科、任乾、任化邦等。他們地無一垅,房無一間,靠當傭工及一些不正當職業維持生計。他們走上反抗道路,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識。但他們沒有政治意識和覺悟,只是為了生存,為了復仇,為了暫時改變自己的地位或處境。其他的很少考慮過,更不會意識到應該造誰的反,怎樣造反。像李昭壽一類流氓無產者,苗沛霖一類窮秀才,稍有一點政治頭腦,但一己之利把他們引向邪路,反覆無常。苗沛霖兩次「抗清」,一圍壽州,二圍穎州,只是挾狠報私仇,殺仇人(如孫家泰、徐立壯、李華南),當然也包括對袁甲三等清朝官吏的憤恨,其中挾私鬥狠起了支配作用。李昭壽為了狹隘的私利,左右搖擺,甚至可以殺死情同手足的薛之元,與苗沛霖也發生火並。在他們眼裡,沒有固定的敵人,沒有固定的朋友,隨時可以反噬,當然也就沒有不敗之理。

　　四、圖生存與圖王霸之業

　　廣大貧苦農民為了生存起來反抗,這是捻軍起義的最初動機和主要目的。封建壓迫、天災人禍把他們逼上造反道路,其理想、出路是什麼呢?「農民意識」支配著他們,「替天行道,殺富濟貧」是他們的旗幟和武器,平均主義、功利主義則是經濟上的表現,是最基本的要求,於是,打土豪,殺財主,分浮財,「打梢」、「磨灣」,就成為他們的主要活動。這既是農民解決生存問題的手段,也是他們反抗鬥爭的主要目的。發展到政治上,帝王思想、專利主義、家長作風、權力意識,就集中反映出來。「裂土建封,光耀門閭,坐享無窮之福」,「開創疆守,以圖王霸之業」,就成為他們的最高政治理想和基本口號。鄉村裡稱主,地方上爭霸,圩寨裡坐起朝廷,做起土皇帝來,是捻軍首領很普遍的現象。他們一起兵,就假借「替天行道」的名義,在土圩裡打出自己的名號,建立起朝廷。張樂行在雉河集會盟後,既稱「大漢盟主」、「大漢永王」、「大漢盟命王」(後來又封為「沃王」),確定尹家溝為「首都」,雉河集為「陪都」。此外,捻軍首領「王」的名號可多了,大都是自封的,蘇天福是「順天王」,侯士偉是「平西王」,張茂是「西懷王」,張捷三是「太平順王」。後期捻軍首領除了來自太平天國的,有張宗禹、任化邦、張宗爵、牛宏升、李蘊泰、劉金鼎等,都封為「王」,但都是自封的。似乎沒有「王」的名號,起義造反就名不正,言不順。除了稱「王」,不少捻軍首領在自己的小圩寨裡坐起朝廷,封官許願。如劉永敬在順和集有自己的小朝廷,自稱皇帝,還有東宮、西宮娘娘。劉玉淵在自己的村莊做起「皇帝」,還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壓迫周圍幾十個圩寨聽他的號令,對老百姓也作威作福,霸氣十足。其他還有「齊天大聖」、「八封飛龍」等名號。

　　捻首們稱王稱霸,樹起朝廷,做起皇帝,並不是他們的過錯,是歷史的產物。「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他們稱王稱霸,敢於藐視清王朝,對著干,也是了不起的英雄行為。然而專制主義、帝王思想畢竟是傳統文化、封建意識的產物,流毒了幾千年,浸泡著千千萬萬人的頭腦,擺脫不了,劉邦、朱元璋是他們的榜樣。另外,齊天大聖、水滸英雄他們接受最多,影響最深,也是他們的榜樣和旗幟。壓在社會最底層的貧苦農民要翻身,要出人頭地,要圖王霸之業,就要學齊天大聖,做水滸英雄。帝王專制思想終歸是民族文化中最原始、落後和愚昧的部分,也是農民意識劣根性的突出表現,對農民軍的腐蝕性、破壞性極大。捻軍裡發生的各種不正常現象都與此有關,最後導致自己的敗亡。捻軍起義時期,還沒有新的思想武器引導和武裝他們,只能停留在舊式農民戰爭的水平上,結局也只能是重蹈覆轍。

　　五、尋仇鬥殺與爭權位爭地盤

　　淮北民風強悍,其俗尚武,「刀劍以喜」,「聚眾打降」,已成習俗。一些人為了出人頭地,爭光棍、創光棍,於是形成了一夥一鋪一捻。在宗族觀念、地域觀念的支配下,在保運私鹽的活動中,在與官府、豪強的鬥爭中,一莊為一捻,一族為一捻,聚合起來了。捻首之間,光棍之間,各佔山頭,互爭雄長,尋仇鬥殺,越演越烈,就為捻軍起義埋下禍根。到捻軍起義時期,發展到爭權位爭地盤,形成大規模的內訌和武裝衝突。多少傑出的捻軍首領沒有倒在抗清戰場上,卻死在內部的鬥殺中。今天你殺了我,明天我就報復你,不擇手段,或赤膊上陣,或借刀殺人,或投敵出賣,陳陳相因,一個報應接著一個報應,形成惡性循環。誰都沒有逃脫這個「怪圈」,最終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造成分裂而失敗。起義之前,為了爭光棍、報私仇,互相鬥殺的風氣已蔓延開來。張樂行殺了侯永清、侯龍標,張、侯兩家成仇。後來,張敏行不顧大局,又殺了紅旗捻首侯土偉。張、侯還是姑表兄弟,僅僅是家族私仇就這麼狠殺,結果造成紅旗捻軍瓦解衰敗,影響極壞。張敏行好殺,得了個「張闖」外號,張宗禹好殺,得了個「閻王」外號,龔得樹好殺,先殺張得、張可,差點引來殺身之禍,後來在六安又設計殺死劉永敬、劉天台,影響和後果更加嚴重,造成分裂,削弱了力量,也孤立了自己。六安「劉永敬事件」過後,最有實力的藍旗捻軍,孫、姜等部捻軍(都是大部隊)跑了,張、蘇、龔捻軍只好依靠太平軍支援,才支撐焉。捻軍之間的爭鬥事件經常發生,即使在最危急的時刻也沒有停止,三河關、正陽關反圍攻戰中,黃旗、藍旗捻軍為爭奪糧食大打出手,矛戈相向。到了淮河中遊,張樂行與張龍之間竟發展為「討伐戰爭」,尖銳地對立。到僧格林沁南下攻捻,捻軍面臨嚴重危機時,藍旗捻首分紛投靠清軍,出賣張樂行等捻首。除了政治立場問題,則是挾私報復,是「六安事件」的延續。

　　除了爭光棍、爭權位,擴充勢力和地盤的鬥爭也非常突出。在殘酷而激烈的抗清戰爭中,大量捻首採取的是騎牆觀望態度,作壁上觀,眼巴巴的看著自己的盟友被消滅,有的還幸災樂禍。捻軍內部也互相爭奪圩寨,甚至不惜以戰爭相向。李昭壽以捻軍起家,苗沛霖也加入過捻軍,後來叛變投敵,瘋狂地殘殺捻軍,那是性質問題,另當別論。在後期捻軍戰爭中,爭權位,互不信賴、團結的陰影仍然沒有消退。像許州分兵,各自為戰,像任化邦等捻首死在內部叛徒的屠刀下,不能不說是捻軍長期不和的結果。捻軍山頭林立,互相爭鬥仇殺,是「農民意識」的極端落後的表現。

　　六、腳踏兩邊船與叛變投敵

　　黃淮地區是清王朝與太平天國激烈爭奪的地帶,這裡的農民軍也就呈現錯綜複雜的局面。以捻軍為主體的農民軍,以及從敵對陣營分化出來的武裝(以團練為主),腳踏兩邊船、叛變投敵的現象十分嚴重。以捻軍起義起家的苗沛霖、李昭壽表演得最有特色,對黃淮地區捻軍、太平軍的抗清戰爭,產生過極其嚴重的影響。清廷也不能容忍他們,苗、李的結局當然是可悲的。苗、李姑且不論,捻軍首領腳踏兩邊船、叛變投敵的也不少,同一戰壕裡的戰友經常轉化為刀矛相向的仇敵,幫助清廷消滅「友軍」。這一現象貫穿於捻軍起義的始終,防不勝防,最突出的是中期,前期次之,後期較少。初期,張樂行兩次「受撫」(一次受撫,參與進攻陸遐齡捻軍,一次沒有變成事實,但放棄了鬥爭),影響雖不大,但開了個不好的先例。到了中期,捻軍首領搖擺不定,「變色龍」不少,在危急時刻就叛變投敵。這種情況以張龍表演得最出色。1858年(清咸豐八年),李昭壽在清流關叛變投降勝保,由此形成捻軍中的投敵逆潮。年底,張樂行與張龍、李蘊泰(分別為鳳陽、臨淮守將)發生「構釁事件」,張、李及韓秀峰等即與清吏進行勾結,隨即在臨淮、鳳陽召開投降會議,兩地公開插上清軍旗幟,淮北的任乾、孫葵心等人也一度動搖(未成事實),一時「澮河流域各捻圩,均已遍插官軍旗幟」,波及到整個淮北。張樂行、龔得樹便發動「討伐戰爭」興師問罪,形成互相火並的局面。張、龔沒有成功,且一敗塗地。此時,張龍不接受張樂行的指揮,也沒有向清廷獻出城池,仍駐有太平天國的代表。袁甲三欲對張樂行行刺,張龍又事先通知張樂行預防。不久,張龍與韓、李、任、孫等人識破了清廷的翻臉無情,陰險狠毒,又收起清軍旗幟,堅守城池,頑強抗擊敵人的進攻。到危急時刻,張龍還是動搖了,結果被袁甲三誘殺。1863年(清同治二年),淮南淮北捻軍戰爭嚴重失敗,張樂行率捻軍在雉河集展開最後殊死一戰。可是,長期積蓄的私仇舊恨一齊發洩出來,以劉天福、劉天祥、楊瑞英、李四一為主的藍旗捻首一齊叛變,成為張樂行的最可怕敵人。從某個角度說,捻軍不是被敵人打敗的,是被自己打敗的。

　　捻軍人物除了以上六個方面的嚴重弱點,還存在以下局限性。「捻無大志」,政治目光短淺,沒有政治覺悟和要求,以一些原始、落後的口號指導反清戰爭。這就無法率領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擰成一股繩,同敵人作鬥爭,戰勝強大的敵人。「安坐土圩」,「各統其眾,各居其巢」,組織渙散,形不成統一的、強大的力量。遊民意識占主導地位,從「裝旗」、「打梢」謀生存,到處流竄,發展為軍事上的流寇主義。沒有文化修養,沒有戰略技術頭腦,盲動主義作怪,大量戰爭指導失誤,最後是「一著不慎,全盤皆輸」,失敗也就成為事實。這些教訓是十分深刻的,需要認真總結和吸取,本文不作專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