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絲出身:劉光第與官二代一起參與戊戌變法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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屌絲出身:劉光第與官二代一起參與戊戌變法

2016年11月03日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75 次

  1898年9月28日,京城的菜市口人頭攢動,這裡是清朝的刑場,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康廣仁、劉光第被執行死刑,史稱「戊戌六君子」。這場殺戮,緣於不久前的維新變法。譚嗣同,湖南瀏陽人,官二代,其父譚繼洵曾任湖北巡撫。他善於寫作,思想激進,熱衷變革,與唐才常、陳寶箴等新式人物友好。

  楊深秀,山西聞喜縣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他與康有為關係友善,康曾為其代筆,當時政治地位在康有為之上。楊銳,張之洞的嫡系,張之洞在任兩廣總督時,召其做幕僚,後由追隨其到湖廣總督的幕府,光緒十五年(1889年)考授內閣中書,留京供職。林旭,福建侯官人,官僚世家,娶清代重臣沈葆楨孫女為妻,曾入張元濟創辦的「通藝學堂」學習西學,參與建立閩學會,與康有為組織保國會。康廣仁,康有為胞弟,此人善於謀事,曾策劃聯絡英國,廢除八股,改變生童歲科各試,策動袁世凱包圍頤和園。由於其留存資料較少,其名聲被其兄所掩蓋,甚是惋惜。

  從「六君子」的身世背景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是已居高位的楊深秀,官二代譚嗣同、林旭,張之洞的嫡系楊銳,「帶頭大哥」康有為的胞弟康廣仁。那麼劉光第何許人也?他既非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而是典型的屌絲,京城一小公務員,做了十年的刑部主事(閒職)沒有補得實缺。他為什麼要積極參與變法呢?劉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原籍福建武平縣,生於1859年,卒於1898年,享年39歲。他是個勤懇但不得志的官員,據《清史稿》載,他「治事精嚴,因讞獄忤長官,遂退而閉戶勤學,絕跡不詣署。」直至1898年,蒙光緒召見,賞賜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劉光第在京師十餘年的歲月裡,歷經滄桑,個人對仕途從渴望到絕望,再到最後一搏,反映了一個傳統士大夫走向改革之路的艱難歷程。要想瞭解一個人物,最好的材料莫過於日記和書信。幸運的是,劉光第留存有54函書信,這54封信起自1888年5月15日,至於1898年1月24日,均為劉光第寫給劉舉臣家族成員的,他在京城之困頓、彷徨、不如意,以及戊戌變法前的心態都流露其中。

  窮困潦倒的小京官

  劉光第出生在四川富順縣趙化鎮,世代貧窮,從小母親就教導他,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要讀書,才能做官,「光第」也是取光耀門第之意。母親病重,親戚勸讓光第學習經商補貼家用,遭到母親的拒絕,以致賣掉房子供其讀書。劉光第也非常爭氣,在1883年(24歲)考中進士,授刑部主事,但後因母親病逝,丁憂在家,再加上家貧,實在無力做京官(薪俸薄,應酬多,用度大),直到1888年,在族人劉舉臣每年銀二百兩的資助下,劉光第才赴京就任。居京期間,劉光第生活窮困潦倒,他抱怨工資低:「六七兩月印結無幾(六月七兩,七月四兩),好得五月尚好,不然幾至斷菜。」(《劉光第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201頁)又說辦公地點離住宅區遠,所經道路塵土多,臭氣重:「蓋到署回轉,足有十二里路,同鄉京官鹹勸不宜省費,恐致病症(臭氣之熏蒸,灰土之嗆人,實在不好聞得)。而無奈目前止此力量,但於雨大路太爛時,偶一坐車而已。」清朝時期,京城道路的破敗不堪屢遭人抱怨,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京城面貌全不一樣。如此生活境遇,他在給族人劉舉臣的信中說,只能過得十分儉省,希望能早日補得實缺才行。

  做了十年的京官,到了1898年,他在給族弟劉慶堂的信中還抱怨京城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而工資卻不漲,他說京中銀價跌減,而百物騰踴。去年如果不是弟弟送錢進行接濟,是難以熬過去的,今天只有分外儉省,才能支持。他渴望補得實缺,「如下半年能補缺,則能多得俸銀六十金(半俸只六十金),加以縣中公款百廿餘金,或可勉強撐拄下去矣。」 (281頁)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下半年不能補缺,劉光第將無力維持在京的生活。對他來說,只有放手一搏,否則只能返鄉另謀它職。

  急切的入仕願望

  急切的入仕願望

  1894年,中日甲午媾兵,大勢頗危,朝廷廣開言路,劉光第感到自己的機會來了,上書《甲午條陳》提出:一、請皇上乾綱獨斷,以一事權也;二、請皇上下詔罪己,固結人心也;三、請皇上嚴明賞罰以操勝算也;四、請皇上隆重武備以振積弱也。以上四點歸結為一點,就是強化帝權以強國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根據自己的判斷,想迎合光緒小皇帝奪得權力,重振朝綱。但後因無人代奏,不了了之。劉光第眼看仕途無望,便萌生歸意,此時有友人勸其回鄉當教書先生。1895年,他便請假回家,路經武昌,拜見張之洞,這才與權重人物有了點聯繫,但後來似乎沒有起到作用。劉光第迫不及待國家能發生些什麼事情,以便他有崛起的機會。後來維新派的崛起,使他看到了施展抱負的一線希望,他急切盼望著一場以變革朝政為中心內容的政治運動能盡快到來,這樣才能有走向權力中心的機會。

  終於等到了1898年,戊戌維新如願而至,當時京師大局,頗有整頓之意,加上上書言事之風盛行,康、梁維新派受寵,在此氛圍下,他便以為「此時下手功夫,總在皇上一人為要,必須力除諂諛蒙蔽,另行換一班人,從新整頓,始有起色轉機。」劉光第與同鄉京官倡設蜀學會於皮庫營四川會館,由外官京官捐助數千金,添購書籍儀器,聘請中西教習,講求時務之學;當康有為在粵東會館開保國會,他也積極參加。

  終於,劉光第的維新活動得到了回報,受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1898年9月4日光緒皇帝召見了他。劉光第向光緒帝力陳時勢艱危與中外積弊,次日遂被授予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做了十餘年候補刑部主事的劉光第終於蒙受皇恩,開一新天地,而此時他的經濟狀況甚至無錢添置任職所需的物品,正如其書信中所道:「目下用度頓添,異常艱窘(城外學堂亦打算頂與別人,兄租不起了)」。

  當時的情形是維新派與守舊派、帝黨與後黨刀光劍影,爭鬥白熱化,劉光第於此時新遷,表面上仕途的得意,實際上掩藏著的是凶險與危殆,對此,他儘管惶恐不安,然又難以割捨既得。他在給族人劉慶堂的信中說:「乃無端被此異遇羈絆,且又人情不定,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並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惟聖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

  甚至到臨刑時,劉光第出於仕途的考慮,都不忍拋卻一酬宏志的機會,而是靜觀其變,因此而被捕。他誤判了形勢,自認無新舊之見,不相信自己會遭受到懲罰,事實上,他也真的沒做什麼變革的壯舉,以致於必須用生命來抵償。比起譚嗣同、林旭諸人來說,他沒有任何家族背景,也缺乏康廣仁的謀略,但卻為變法而死。

  從這些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光第走向改革之路與其貧困的生活有關,生活的困苦促使他必須出仕,必須有所作為,參與改革乃是路徑。同時,他也有迫切的出仕願望,他希望能夠借時局轉變之際,獲得重用,改變自身的處境,以求光耀門第。殊不知改革變法不僅沒有得酬壯志,反而丟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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