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失敗的必然原因:多方利益的相互阻礙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軍人的實踐,軍隊的實踐,從最根本上來說都是這兩個字:戰爭。戰爭從來用血與火,對一支軍隊進而對一個國家作出嚴格檢驗。被甲午戰爭檢驗了的北洋海軍,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呢?
官僚傾軋下的窘迫成長
一支在官僚傾軋中艱難成軍的海軍,從始至終的窘迫絕不僅源於挪用經費
北洋海軍成軍主要受到三個事件的推動: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74年的台灣事件,1884年的中法戰爭。這三大事件,無不與海上力量的有無和強弱密切相關。在危機愈加深重的時刻,清廷終於確定「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決斷。
從1861年決定投巨資向英國購買一支新式艦隊起,到北洋艦隊成軍的二十七年時間內,清廷為建設海軍到底耗去了多少銀兩,至今無法精確統計。有統計說,清廷支付的艦船購造費超過3000萬兩。再加艦船上各種裝備器材的購置維持費、艦隊基地營造費及維持費等,對海軍的總投資約在1億兩上下,等於每年拿出300餘萬兩白銀用於海軍建設,平均佔其年財政收入的4%強,個別年份超過10%。
這樣的數目與比例,在當時條件下不可謂不高。道理不複雜,此時不論慈禧太后還是同治、光緒兩任皇帝,皆意識到海防對維護統治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但為什麼自1888年北洋成軍後,「添船購炮」的工作就停止了呢?請注意三個人物:醇親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鴻章,帝師翁同龢。
首當其衝是慈禧旨派的總理海軍事務大臣、醇親王奕譞。此人在任上籌措款項,建立機構,確實做了一些事情。但從他入主海軍之日,便帶來了過多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緒皇帝的生父,主持海軍衙門,正值慈禧應撤簾歸政、光緒親政在即的關鍵時期。奕譞深知慈禧專權,親睹即使慈禧親生子同治帝,亦被長期作為「兒皇帝」對待的境況。同治病亡無子,兩宮皇太后宣佈奕譞之子入承大統,奕譞竟然「警懼敬惟,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見對禍福的感受有多麼深。多年來,他擔心其子光緒永遠只能做個兒皇帝,也擔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禍患,「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其最大心願並非海軍建設,而是如何使光緒帝平安掌權。海軍衙門不過是他完成這一夙願的平台。
在光緒被立為皇帝之後,最初堅決反對重修圓明園的奕譞,變為挖空心思挪用海軍經費修園的始作俑者。鐵甲艦和頤和園是一對矛盾體。對慈禧來說卻並不矛盾。危機時用鐵甲艦來維護統治,承平時用頤和園來享受統治,一切都是天經地義。掌握數百萬銀餉的海軍大臣奕譞,知道慈禧既要購艦、也要修園的兩個心病。他也有兩個心病:既要保己、也要保子。他最終選擇用海軍經費作為協調利益的粘合劑。這不但可鞏固自己政治地位,還能讓政權早日轉移到光緒帝手中。
李鴻章加入挪款,矛盾表現得更加深刻。
李鴻章當年未處朝政中樞時,就在反對修園上起過重要作用。他還曾上奏「停內府不急之需,減地方浮濫之費,以裨軍實而成遠謀」。奕譞入主海軍衙門之初,要李鴻章挪用購船款項30萬兩「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說:「因購船尚不敷,請另指他處有著之款撥付。」
但是,最終他還是加入了挪用海軍經費的行列。這首先是因對自身政治地位的憂慮。在奕譞入主海軍,光緒帝親政在即的情況下,李鴻章不得不開始新的政治算計。在最初婉拒挪款後不足一月,李鴻章函「請奕譞在親政撤簾後繼續主持海軍」。五個月後,奕譞要李「借洋款七、八十萬兩」,李鴻章立即辦理。1888年奕譞又稱萬壽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鴻章以海軍名義從各地籌款,李即分函兩廣總督張之洞等多地督撫,從各地籌到260萬兩,以利息供慈禧修園。
李鴻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形勢的錯誤估計。李鴻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機感的大臣,但隨著「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的到來及北洋海軍成軍,在一片誇讚聲中,他也開始飄飄然,感覺「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可搖之勢」。1894年7月大戰爆發近在眼前,他仍認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餉,臣辦差可自信,斷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對日本的高度警惕,變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當初籌建海軍最力的人,後來騰挪海軍經費最力。當初反對修園最力的人,後來別出心裁暫借、直撥、挪用、吃息籌資修園最力。
這種極其矛盾複雜的現象,還出現在李鴻章的反對派、光緒皇帝師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戰爭中激烈的主戰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時期異常堅定地剋扣、停發海軍經費。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與李鴻章深結的宿怨,更來自滿族中央權貴對漢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滿族權貴眼中,北洋水師是李鴻章的個人資本。削弱李鴻章,就要削弱這支艦隊。「主戰」與「主和」的爭鬥,不過是由承平延伸到戰時的官僚傾軋。
鬥來鬥去,吃虧的只能是夾在中間的海軍。在內外利害縱橫交織的形勢下,誰也不會將主要精力投入海軍建設。一個政權將如此多的精力、財力用於內耗,無法有效迎接外敵的強悍挑戰。
失敗絕不僅歸於船速炮速
一支在歌舞昇平中悄然斷送的海軍,其震驚中外的覆滅絕不僅歸於船速炮速
從軟體方面看,北洋海軍建立之初參考西方各海軍強國,制定了周密的規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武備等方面,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嚴格的要求。北洋艦隊前期訓練相當刻苦,監督甚嚴,有嚴格的要求和訓練。
從硬體上說,「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直到大戰爆發前,仍然是亞洲最令人生畏的軍艦。在火炮方面,日方只在中口徑火炮方面數量佔優,同時因中口徑炮多為速射炮,所以在火炮射速方面優勢明顯。但大、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的數量優勢同樣不小。再看船速的比較。日艦平均航速快1.44節,優勢並不很大。有人說北洋艦隊10艦編一隊,使高速艦隻失速達8節,不利爭取主動。其實日本艦隊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艦,艦隊整體失速不在北洋艦隊之下。
黃海海戰前的北洋海軍,從表面看軟體硬體都具有相當實力。清廷正是出於此種自信,在豐島海戰之後毅然對日宣戰。日本精心策劃了這場戰爭,但面對北洋海軍也沒有必勝把握。
但當戰場不再是操演場時,平日訓練的差異便立即顯現。
面對逼近的敵艦,北洋艦隊首先在佈陣上陷入混亂。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縱列、掎角魚貫之陣」,到總兵劉步蟾傳令後,變為「一字雁行陣」;隨後交戰時的實際隊形成了「單行兩翼雁行陣」;時間不長,「待日艦繞至背後時清軍陣列始亂,此後即不復能整矣」。這種混亂致使今天很多人還在考證,北洋艦隊到底用的什麼陣形。
其次,還未進入有效射距,「定遠」艦首先發炮,不但未擊中目標,反而震塌主炮上的飛橋,丁汝昌從橋上摔下嚴重受傷,首炮就使北洋艦隊失去了總指揮。黃海大海戰持續四個多小時,北洋艦隊「旗艦僅於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後遂無號令」。戰鬥行將結束,才有「靖遠」艦管帶葉祖圭升旗代替旗艦,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隊旗,收攏殘餘艦隻撤出戰鬥而已。
第三是作戰效能低下,擊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戰中掉隊的日艦「比叡」冒險從我艦群中穿過,「來遠」艦相距400米發射魚雷,不中,讓其僥倖逃出。目標高大的「西京丸」經過北洋海軍鐵甲艦「定遠」艦,本已成射擊靶標,「定遠」發4炮,2炮未中;「福龍」魚雷艇向其連發3枚魚雷,也無一命中,又讓其僥倖逃出。
北洋艦隊官兵作戰異常英勇,但對軍人來說,勝利沒有替代品,很多東西僅憑戰場上的豪壯不能獲得。
多種資料證明,北洋海軍在一片承平的環境中,軍風嚴重毒化。
《北洋海軍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實際情況是「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水師最高指揮者丁汝昌,在劉公島蓋鋪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
章程規定不得酗酒聚賭,違者嚴懲。但「定遠」艦水兵在管帶室門口賭博,卻無人過問。
章程規定的艦船保養也形同虛設,保養經費普遍被挪作他用。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談過他的觀感:「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銹堆積,內則穢污狼藉。」
至於艦船不作訓練而用於它途,已非個別現象。如以軍艦走私販運,搭載旅客,為各衙門賺取銀兩等。在艦隊內部,投親攀友,結黨營私,腐敗風氣蔓延,訓練則弄虛作假。
大戰之前,「定遠」、「鎮遠」兩艘主炮的戰時用彈僅存3枚,唯練習彈「庫藏尚豐」。一年前李鴻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彈,備戰鬥艦用」,卻一直無人落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海戰中二艦之主炮絕大部分時間內,一直在用練習彈與敵艦作戰。
軍風腐敗的結果,戰時必然要付出高昂代價。力圖隱瞞這一代價,就要謊報軍情。
豐島海戰,「廣乙」沉沒,「濟遠」受傷,北洋海軍首戰失利。丁汝昌卻報李鴻章,「風聞日本提督陣亡,『吉野』傷重,中途沉沒」。
黃海海戰丁汝昌跌傷,是我方倉促開炮震塌飛橋的結果,上報卻成「日船排炮將定遠望台打壞,丁腳夾於鐵木之中,身不能動」;丁汝昌還向李鴻章報稱「敵忽以魚雷快船直攻定遠,尚未駛到,致遠開足機輪駛出定遠之前,即將來船攻沉。倭船以魚雷轟擊致遠,旋亦沉沒」;實則日方艦隊中根本沒有「魚雷快船」,「致遠」在沉沒前也未曾「將來船攻沉」。
此戰北洋海軍損失「致遠」等五艦,日艦一艘未沉。李鴻章卻電軍機處「我失四船,日沉三船」。一場我方損失嚴重的敗仗,卻被丁、李二人形容為「以寡擊眾,轉敗為功」。清廷也以為「東溝之戰,倭船傷重」,給予大力褒獎。一時間除參戰知情者外,上上下下跌進自我欣慰的虛假光環之中,嚴重加劇了對局勢的誤判。
越是艱難處境,越考驗軍風、軍紀。北洋海軍在威海圍困戰後期,軍紀蕩然無存。
首先是部分人員不告而別,「北洋海軍醫務人員,以文官不屬於提督,臨戰先逃,洋員院長,反而服務至最後,相形之下殊為可恥」。
其次是有組織的大規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艦總攻劉公島,北洋海軍十艘魚雷艇在管帶率領下結伙逃跑,最後「或棄艇登岸,或隨艇擱淺,為日軍所擄」。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就這樣丟臉地毀滅。
最後發展到集體投降。「劉公島兵士水手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營務處道員牛昶炳請降;劉公島炮台守將張文宣請降;「各管帶踵至,相對泣」。面對全軍崩潰的局面,丁汝昌「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諸將不應,汝昌復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藥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鎮遠」、「濟遠」、「平遠」等十艘艦船為日海軍俘獲。顯赫一時的北洋艦隊,就此全軍覆滅。
牢記教訓,而非掩埋教訓
一支被人惋惜了一百多年的海軍,對其教訓的挖掘往往又伴隨著掩埋
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與入侵之外敵交戰時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它又是近代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鴉片戰爭之後,國人皆知西方專恃堅船利炮,無堅船利炮要割地賠款。北洋成軍,船不可謂不堅,炮不可謂不利,為什麼反而更大規模的割地賠款?
從失敗一刻起,當事者就開始諉過別人,洗刷自己。
丁汝昌曾向李鴻章報告說,「若非濟遠、廣甲相繼遁逃,牽亂全隊,必可大獲全勝」。認為敗戰就因個別將領的怯懦逃跑。
李鴻章則間接諉過於清廷:「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船,兵船果可恃乎?」這是最早的經費不足失敗論者。
清廷則將責難集中在李鴻章身上:「滿清文武,均議李鴻章應負陸海軍戰敗之全責。」以為李鴻章只知避戰保船,導致戰敗。
這些觀點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不妨提出幾種假設。
假設一,北洋水師皆有鄧世昌之勇,如何?
自從戰爭與人類社會相伴以來,還沒有哪一種力量像海軍這樣,尤其檢驗一支軍隊的整體實力。也沒有哪一種兵器像軍艦這樣,每一個戰鬥動作的質量都是全體成員戰鬥動作質量的總合。同治年間有人仔細觀察過西方海軍的訓練:「……每船數百人,終日寂然無聲。……不但無故無一登岸者,即在船亦無酣嬉高臥之人。槍炮、器械、繩索什物,不惜厚費,必新必堅,終日淬勵,如待敵至……雖王子貴人,一經入伍,與齊民等,凡勞苦蠢笨事,皆習為之。」真正的戰鬥力,只有這樣產生於嚴密的組織、嚴格的訓練、嚴謹的作風形成的整體合力。一支平素疏於訓練卻精於應付的艦隊,戰時無論怎樣英勇,也難整合成整體合力。
假設二,北洋水師經費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持這樣想法的人,仍以為北洋艦隊敗於裝備性能,敗於經費不足。同是主力艦,只備有一兩枚主炮實彈去作戰的海軍,給它再強的兵器也歸於無用。同是魚雷艇,我方管帶率艇衝出港外爭相逃命。日方艇長鈴木貫太郎卻冒死率艇衝入港內,並創下世界近代海戰史上魚雷艇首次成功夜襲軍艦的戰例。其中的差距,不是船速炮速能彌補的。單就軍事來說,甲午海戰中最令人銘心刻骨的結局,莫過於龐大的北洋海軍艦隊整體覆滅的同時,對方艦隊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點,任何經費短絀與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證,都是蒼白無力的開脫。
假設三,北洋水師多運用謀略,少去死打硬拚,又如何?
北洋海軍從始至終都在失敗地運用謀略。李鴻章「以夷制夷」的手法貫穿戰爭始終。外交上他殫精竭慮地疏通英、俄、德,妄圖用它們鉗制日本;在軍事上更費盡心思,增援朝鮮的運兵船僱傭英輪「高昇」號,以為日艦不敢開炮。思慮、算計不可謂不深,但現代戰爭從頭到尾是實力的較量,包括兵力、兵器,更包括人的勇氣、意志、素質。以心術支撐的謀略哪怕再高再深,在實力衝撞面前不過是畫餅充飢而已。
甲午之敗,腐敗使然。從慈禧、光緒到奕譞、李鴻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劉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聯合艦隊開炮之前,有多少人參加了埋葬這支艦隊的工作。他們的悲劇何嘗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在政治腐敗、軍紀廢弛的社會環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復,形成一個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鎖鏈:政權建立了軍隊,又腐蝕著它;軍隊維護著政權,又瓦解了它。在這一過程中,它們互為犧牲品。
對當今的軍人來說,一個再大不過的教訓就是:武器本身並不是戰鬥力,哪怕是再先進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必須通過人及其組織去實現。從這一點上來說,北洋海軍的失敗實屬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