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家族從顯赫到滅族全過程:諸葛亮被滅族原因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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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家族從顯赫到滅族全過程:諸葛亮被滅族原因

2016年08月26日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388 次

  其執政的聲望降到了最低點。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這樣,恪之統治實際上也走到盡頭了。孫氏宗室代表人物孫峻經過精心策劃,利用諸葛恪進見孫亮的機會,將其刺殺。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張震、常侍朱恩等同時收殺,皆夷三族。其弟融駐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飲藥而死,其三子皆伏誅。這樣,琅邪諸葛氏江東一系遭致覆滅性打擊。

  ------作者:王永平,原題:《論諸葛恪》

  在孫吳中後期的軍政舞台上,諸葛恪是一位關鍵性的人物,他的榮辱成敗不僅關係其個人或家族之興亡,而且影響著孫吳政權的盛衰。不過,對諸葛恪歷來評價分歧頗大,譽之者將他與乃叔諸葛亮相提並論,抑之者則貶斥為亂臣賊子。但無論譽之、毀之,有關評論多集中在孫權、孫亮父子更替之際的北伐活動上,而對其一生軍政活動的發展過程及其他方面則缺乏足夠的關注,從而對他的相關評論難免帶有片面性。有鑒於此,本文對諸葛恪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從一個側面論述孫吳中後期政治的變化及其走向。

  一、「少有才名」:諸葛恪辯論戲弄之事及其所顯現的門風問題

  諸葛恪(203—253年)字元遜,琅邪陽都人,其父諸葛瑾東漢末年避禍至江東,瑾為後來成為蜀漢丞相的諸葛亮之兄。瑾長期充任孫權的長史等軍政參謀職務,為人謹慎,從政穩健,深得孫權敬重,是孫吳僑寓之士的傑出代表。《三國誌》卷五二《吳書·諸葛瑾傳》載瑾與「(孫)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又稱「瑾為人有容貌思度,於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陳壽在《三國誌》卷五二傳末「評曰」中也稱讚「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說明瑾是以德望見重於世的人物。正是由於諸葛瑾的努力,確立和鞏固了諸葛氏在江東的地位。從當時情況看,在孫吳僑寓家族中,琅邪諸葛氏之門望僅次於彭城張昭家族。

  諸葛恪為瑾之長子,肩負家族承傳的重任,但瑾對他極不放心,《三國誌·諸葛瑾傳》載恪「名盛當時,(孫)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諸葛瑾如此擔憂家族的命運,在於諸葛恪的才學、作風與之大異其趣。《三國誌》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載恪「少知名」,注引《江表傳》:「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可見恪自少便以才顯名,反應快,善言辭,「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之所以「見而奇之」,「深器異之」,正在於此。孫權出自寒門,在文化上受儒家禮法的約束較小,表現出輕脫佚蕩的特徵,造成了當時盛行的嘲弄戲笑的風尚。在這方面,諸葛恪是孫吳朝臣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很得孫權賞識。關於孫權、諸葛恪之間的嘲弄之事甚多,涉及各個方面,請略述之如下。

  其一,關於家庭倫理方面的。《三國誌·諸葛恪傳》:

  恪父瑾面長私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座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噱。

  又,《太平廣記》卷一七三《俊辯一》引劉氏《小說》:

  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諸葛亮)?」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表,無以遠過,且為君叔,何宜言勝之邪?」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詔,但至於仕於污君,甘於偽主,暗於天命,則不如從容清泰之朝,讚揚天下之君也。」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騭?」恪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以勝也。」

  孫權以諸葛瑾、諸葛亮之相貌、才能、德行等作為談笑話題,而恪非但不生氣,反而別為之解,目的是讓孫權「大噱」、「舉座歡笑」。諸葛恪本人也常以別人父諱開玩笑。《太平御覽》卷八三○引《諸葛恪別傳》:「昔元遜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即罰晃酒一杯。」恪花言巧語如此。儒家禮法對父祖家諱等有嚴格規定,諸葛恪在這方面與孫權唱和,可見他們的禮法觀念比較淡薄。

  諸葛恪為瑾之長子,肩負家族承傳的重任,但瑾對他極不放心,《三國誌·諸葛瑾傳》載恪「名盛當時,(孫)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諸葛瑾如此擔憂家族的命運,在於諸葛恪的才學、作風與之大異其趣。《三國誌》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載恪「少知名」,注引《江表傳》:「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可見恪自少便以才顯名,反應快,善言辭,「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之所以「見而奇之」,「深器異之」,正在於此。孫權出自寒門,在文化上受儒家禮法的約束較小,表現出輕脫佚蕩的特徵,造成了當時盛行的嘲弄戲笑的風尚。在這方面,諸葛恪是孫吳朝臣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很得孫權賞識。關於孫權、諸葛恪之間的嘲弄之事甚多,涉及各個方面,請略述之如下。

  其一,關於家庭倫理方面的。《三國誌·諸葛恪傳》:

  恪父瑾面長私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座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噱。

  又,《太平廣記》卷一七三《俊辯一》引劉氏《小說》:

  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諸葛亮)?」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表,無以遠過,且為君叔,何宜言勝之邪?」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詔,但至於仕於污君,甘於偽主,暗於天命,則不如從容清泰之朝,讚揚天下之君也。」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騭?」恪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以勝也。」

  孫權以諸葛瑾、諸葛亮之相貌、才能、德行等作為談笑話題,而恪非但不生氣,反而別為之解,目的是讓孫權「大噱」、「舉座歡笑」。諸葛恪本人也常以別人父諱開玩笑。《太平御覽》卷八三○引《諸葛恪別傳》:「昔元遜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即罰晃酒一杯。」恪花言巧語如此。儒家禮法對父祖家諱等有嚴格規定,諸葛恪在這方面與孫權唱和,可見他們的禮法觀念比較淡薄。

  其二,對孫吳儒學士人代表張昭的嘲弄。張昭是孫吳時期最重要的儒學士大夫,對孫吳早期立國和發展有重大影響,為人嚴正,不苟言笑,是一位典型的禮法之士,他常對孫權的輕脫之舉如酗酒、射獵等提出尖銳的批評,於是孫權、諸葛恪一再設計嘲弄他。《三國誌·諸葛恪傳》載:「(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麾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注引《江表傳》又載:「嘗有白頭鳥集於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諸葛恪之所以一再戲弄張昭,主要目的是為了衝擊禮法,嘲弄神聖。

  其三,在外交活動中與蜀國使節以言辭相競。吳、蜀聯盟,不斷有使節往來。在接待蜀使過程中,諸葛恪常受命嘲難對方。《三國誌·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群臣曰:『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啁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三國誌》卷五三《吳書·薛綜傳》注引《江表傳》:「費禕聘於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雲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禕復問:『吳字雲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又,《三國誌》恪本傳,「後蜀使至,群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廄,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恪以此開釋孫權對自己家族的疑慮,同時羞辱蜀使。

  其四,插渾打科、惡作劇式的戲笑。《三國誌》恪本傳注引《恪別傳》載:「恪嘗獻權馬,先媰其耳。范慎時在座,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世說新語·排調》:「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台,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座大笑。」

  不僅諸葛恪如此,其弟諸葛融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類似的表現。《三國誌·諸葛瑾傳附子融傳》載融襲瑾之爵位,並領兵駐公安,他與將士十分融洽:「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博弈,或有樗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由此可見融之日常生活相當自由、少節制。關於融之文化傾向,本傳注引《吳書》又載:「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融之輕脫與其兄不同,他雖不長於口辯才捷,但他表現在「多技藝」(各種遊戲)和「驕樂」、「奢綺」上。

  正史和小說等材料對諸葛恪、諸葛融兄弟的這方面記載如此集中,說明他們為人處世的態度和行為確實有這方面的表現。不過,以往人們對這些材料並未引起重視,即便說起,也僅以趣聞軼事視之,少有人予以學術上的關注和剖析。特別在偏狹的禮法之士看來,他們更以不經之論加以鄙視、斥責。盧弼《三國誌集解》卷六四《諸葛恪傳》引「或曰」論此云:「凡此諸事,皆口給御人,或抵辱大臣,或啟釁鄰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為笑,人道無復可論矣,何足以辱簡牘哉!史家無識可笑。」這代表了絕多數正統儒士的看法。盧弼於此下案云:「史家美惡兼書,以昭勸懲,『或說』失之。」盧弼雖以為史家可以記載這類事情,但對事情本身也並不讚賞,目的在於「勸懲」。這都是站在衛道的立場上說話的。

  其實,從文化史或社會史的視角看待這些材料,不僅可以獲得新的認識,而且有助於分析琅邪諸葛氏家族的階級出身及其門第。關於琅邪諸葛氏家族的門第,人們一般多以高門世族視之,《三國誌》卷五二《吳書·諸葛瑾傳》注引《吳書》:「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太平御覽》卷四七○引《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為天下盛族。」這是魏晉以降的看法。琅邪諸葛氏最早可追溯到西漢諸葛豐,《三國誌》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載亮「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以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查《漢書》卷七七《諸葛豐傳》,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為貢禹所薦,任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史無所避」,是一位忠直施法的人物,終因此導致「在位者多言其短」,被免為庶人。漢代政治文化是「王霸雜用」,儒學之士也重視吏能,諸葛豐以「明經為郡文學」,說明他具有儒學修養,但在政治實踐中,他則表現出重法術的特徵。因此,陳寅恪先生將諸葛氏家族文化的傳統歸之法家:「諸葛亮為諸葛豐的後代,是世家相傳的法家」,而非儒學世家。方詩銘先生《三國人物散論》「諸葛亮家世」條指出,根據琅邪諸葛氏的譜系,自西漢諸葛豐之後,直到諸葛亮、諸葛瑾兄弟,其間已經過兩百餘年,「應該說,他們的關係極為疏遠,而且是否可信也正是一個疑問。至於其父諸葛珪所任不過是太山郡丞,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僅是一名六百石的小官,從父諸葛玄得為豫章太守,更是在戰亂年代為袁術或劉表這類割據者所任命,他們都不是當時的顯赫人物。」因此,他以為琅邪諸葛氏並非世代仕宦的「世族」、「大族」一類,而應該屬於「單家」,諸葛瑾、諸葛亮兄弟「並有盛名」,主要是由於他們有才能,並正逢漢末三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機緣。根據陳、方二先生所論,琅邪諸葛氏家族出身於非儒家之寒門,從而糾正了《晉中興書》所謂諸葛豐「子孫代居二千石」的記載,是很有見地。

  不僅諸葛恪如此,其弟諸葛融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類似的表現。《三國誌·諸葛瑾傳附子融傳》載融襲瑾之爵位,並領兵駐公安,他與將士十分融洽:「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博弈,或有樗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由此可見融之日常生活相當自由、少節制。關於融之文化傾向,本傳注引《吳書》又載:「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融之輕脫與其兄不同,他雖不長於口辯才捷,但他表現在「多技藝」(各種遊戲)和「驕樂」、「奢綺」上。

  正史和小說等材料對諸葛恪、諸葛融兄弟的這方面記載如此集中,說明他們為人處世的態度和行為確實有這方面的表現。不過,以往人們對這些材料並未引起重視,即便說起,也僅以趣聞軼事視之,少有人予以學術上的關注和剖析。特別在偏狹的禮法之士看來,他們更以不經之論加以鄙視、斥責。盧弼《三國誌集解》卷六四《諸葛恪傳》引「或曰」論此云:「凡此諸事,皆口給御人,或抵辱大臣,或啟釁鄰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為笑,人道無復可論矣,何足以辱簡牘哉!史家無識可笑。」這代表了絕多數正統儒士的看法。盧弼於此下案云:「史家美惡兼書,以昭勸懲,『或說』失之。」盧弼雖以為史家可以記載這類事情,但對事情本身也並不讚賞,目的在於「勸懲」。這都是站在衛道的立場上說話的。

  其實,從文化史或社會史的視角看待這些材料,不僅可以獲得新的認識,而且有助於分析琅邪諸葛氏家族的階級出身及其門第。關於琅邪諸葛氏家族的門第,人們一般多以高門世族視之,《三國誌》卷五二《吳書·諸葛瑾傳》注引《吳書》:「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太平御覽》卷四七○引《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為天下盛族。」這是魏晉以降的看法。琅邪諸葛氏最早可追溯到西漢諸葛豐,《三國誌》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載亮「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以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查《漢書》卷七七《諸葛豐傳》,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為貢禹所薦,任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史無所避」,是一位忠直施法的人物,終因此導致「在位者多言其短」,被免為庶人。漢代政治文化是「王霸雜用」,儒學之士也重視吏能,諸葛豐以「明經為郡文學」,說明他具有儒學修養,但在政治實踐中,他則表現出重法術的特徵。因此,陳寅恪先生將諸葛氏家族文化的傳統歸之法家:「諸葛亮為諸葛豐的後代,是世家相傳的法家」,而非儒學世家。方詩銘先生《三國人物散論》「諸葛亮家世」條指出,根據琅邪諸葛氏的譜系,自西漢諸葛豐之後,直到諸葛亮、諸葛瑾兄弟,其間已經過兩百餘年,「應該說,他們的關係極為疏遠,而且是否可信也正是一個疑問。至於其父諸葛珪所任不過是太山郡丞,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僅是一名六百石的小官,從父諸葛玄得為豫章太守,更是在戰亂年代為袁術或劉表這類割據者所任命,他們都不是當時的顯赫人物。」因此,他以為琅邪諸葛氏並非世代仕宦的「世族」、「大族」一類,而應該屬於「單家」,諸葛瑾、諸葛亮兄弟「並有盛名」,主要是由於他們有才能,並正逢漢末三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機緣。根據陳、方二先生所論,琅邪諸葛氏家族出身於非儒家之寒門,從而糾正了《晉中興書》所謂諸葛豐「子孫代居二千石」的記載,是很有見地。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世族與寒門的分別主要不在於事功勳業和財富,而決定於文化傳統。陳寅恪先生曾指出漢末士大夫社會,「其為學也,則從師受經,或遊學京師,受業於太學之博士。其為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於宗族鄉里。然後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征辟,終致通顯。故其學為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這在理論上明確了世族與寒門的文化標準。但就具體家族而言,情況則比較複雜,在世族與寒門(側重於文化分別)、大族與單家(側重於社會勢力的強弱)比較典型的狀況之外,大多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在兩極之間還有一些處於過渡狀態的家族。就諸葛氏而言,恐怕正是處於世族與寒門之間的家族,因而具有某些雙重特點:諸葛氏早有習儒的傳統,雖發展的不夠充分,但始終延續下來。據《三國誌·諸葛瑾傳》,瑾「少遊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這表現出受儒學文化影響的氣質,但從瑾弟亮的政治實踐與文化傾向看,則偏重於法術,顯得「駁雜」不純。又,諸葛瑾雖習儒,但他並非經師,且其諸子皆不專儒,融「學為章句,博而不精」,其家族確實沒有實現「儒家化」,故恪、融皆放達不羈,顯得輕脫,不守禮法,頗多寒門的特徵,與儒家禮法世家明顯不同。至於諸葛氏仕宦地位,諸葛豐之後確實沒有出現載入史冊的高級官僚和名士,其家族沒有實現「中央化」,當屬於有一定勢力的地方性家族。一般情況下,在漢代正常的社會標準下,像諸葛氏這樣的家族要出現一流的名士,提升其家族門第,要經歷較長的一段時間。因此,我們通過對諸葛恪通脫簡易之事的分析,可以進一步地說,諸葛氏家族的門風具有世家和寒門階層的雙重特徵,這與其家族正處於由單家向世族轉變的過程是一致的。

  二、黃武至赤烏年間孫權對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動

  由上所述,諸葛恪是一個才藝之士,論說辯難,「口給御人」,這與乃父諸葛瑾「篤慎」、「恭敬」的作風大相逕庭,頗似漢代宮廷中的「俳優倡技」之屬。不過,孫權輕視禮法,對恪之言行大加讚賞,在政治上也予以提攜,將他作為孫吳僑寓人士新生代的代表加以重點培養,從而使他在黃武以後逐步成為孫吳政壇的一個重要人物,並親歷了一些重大的軍政事件。概而言之,孫權對恪之培養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將諸葛恪培養成太子孫登東宮輔政集團後進之士的領袖人物。黃武元年(222年)孫權稱吳王,以長子孫登為王太子,黃龍元年(229年),權稱帝,又以登為皇太子。孫權對太子的教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扶持和培育是非常重視的,除了精心挑選太師、太傅外,重點是選擇東宮屬吏。《三國誌》恪本傳載其「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同書卷五九《孫登傳》記載更詳:「(孫權)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登待接僚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寤。……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為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道等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一般地說,東宮僚屬將來都有可能成為太子執政的主要輔助班底。由於孫權的安排,諸葛恪不僅成為太子核心的賓客,即所謂其「四友」之一,而且深得登之依重,視為其中的領袖。孫登曾命侍中胡綜作《賓友目》,評恪「英才卓越,超逾倫匹」,後登病重,死前力薦東宮人士,以為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儘管後來孫登早逝,未及登位,其諸賓友也都各奔前程,但由此可見孫權父子對諸葛恪的重視。這對恪之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大有助益的。

  二是孫權任命諸葛恪負責具體軍政事務,意在考察和鍛煉他的實際才幹。《三國誌》恪本傳載孫權欣賞諸葛恪的才思敏捷,「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谷,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所謂「欲試以事」,既是考驗,也是培養,孫權的用意是將來以恪為孫吳核心輔政大臣。不過,恪性格輕佻、粗疏,有華而不實的缺陷。前引其父瑾「常嫌之,謂其非保家子,每以憂戚」,所謂知子莫若父,此之謂也。恪叔父亮為蜀丞相,對此也很擔心。恪本傳注引《江表傳》:「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糧谷,糧谷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當時東宮同僚中也有人評論恪「才而疏」,看來並非個人恩怨,而是有事實依據的。孫權對諸葛恪的這一安排,其本意是為了鍛煉他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

  三是支持諸葛恪領兵平定丹楊郡等地的山越。孫權有心培養諸葛恪,希望他能夠建功立業,樹立威望。採用什麼途徑或方式達到這一目的呢?對此,諸葛恪本人也有所思考。據《三國誌》本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當時江南丘陵山區生活著數量眾多的越人後裔和漢族逃亡人口,人們統稱之為「山越」,形成了勢力強大的「宗部」。特別是丹楊郡,為孫吳京師所在,又與江淮地區曹魏統治區毗鄰,相互交通,對孫吳構成嚴重的潛在威脅。恪傳載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孫吳立國江東,一直致力剿除山越,幾乎所有的將領都參與過對山越的戰爭。嘉禾三年(234年),孫權任命諸葛恪為丹楊太守、撫越將軍,「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孫權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對待出征山越的諸葛恪,這是其他將領從未得到過的。恪主持剿越任務,汲取過去的成功經驗,明令各地軍政官員「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把守險要;自己的軍隊則控制關口要塞,「但繕藩籬,不與交鋒」,等待糧食作物成熟,搶先收割,「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對出降者,「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僅從根本上清除山區的隱患,而且為孫吳增加了大量的軍隊和勞力。嘉禾六年,諸葛恪征討丹楊山越之事基本結束,「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恪為威北將軍、封都鄉侯。以討山越受封,事例不少,但享此殊榮,則恪為少見。此後,他成為孫吳主要的軍事將領之一,先後出鎮皖口、柴桑等地。赤烏八年,陸遜死,「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成為孫吳主持長江上流軍政的主要方面。這也為他後來入京輔政奠定了基礎。

  由上述可知,自黃武初以來,諸葛恪進入太子東宮賓友集團,並成為其中的領袖人物,以至赤烏間位列大將軍,其地位上升之快、權位之重,一帆風順,令人側目。何以如此呢?這顯然與孫權的精心設計和具體安排是分不開的,而孫權對諸葛恪的獎掖、提攜則有更深層的政治原因。孫吳自立國以來,其統治集團主要由三種勢力構成:一是孫氏宗族勢力;二是江北流寓人士;三是江東本土大族。由於階級差別和利益衝突,一開始江東地方大族是抵制孫氏武裝勢力的,孫氏對他們也採取了「誅其英豪」的政策,而對流寓人士則加以扶持。建安後期,孫權意欲正式建國號於江東,必須贏得江東地區大族的廣泛支持,於是推行一系列的「江東化」政策,其核心便是「以吳人治吳」。在這一過程中,陸遜先為上流軍事長官,顧雍後為丞相,成為孫吳「江東化」的標誌。不過,必須指出,孫權作為一位具有很強的專制慾望的割據君主,他對江東本土大族壟斷孫吳軍政大局的狀況是心存擔憂的,他一直在暗中提攜、培植僑寓人士的勢力,以遏制江東大族勢力的膨脹。孫吳地方社會的人才選舉與曹魏相似,也受到漢代「鄉舉裡選」傳統的影響,控制在地方大族手中。而僑寓人士一方面由於脫離鄉里,在選舉中自然處於劣勢;另一方面由於他們人才較少,隨著漢末流遷英俊的逐漸凋零,其力量不斷削弱。這樣,在孫吳政權「江東化」背景下,孫吳皇族、皇權與僑寓人士儘管在思想文化觀念與利益傾向上也存在種種矛盾,但他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結成政治同盟,以制約江東地方大族勢力。從黃武年間以來,孫吳發生了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政治鬥爭,這背後主要是孫權操縱,但都援引、優遇僑寓勢力,目的在於打擊江東大族,如「暨艷案」、「呂壹事件」、「二宮構爭」等,無不如此,以致有不少學者習慣用南、北人士的衝突、鬥爭的線索來解釋孫吳政治史的發展規律。確實,僑寓人士比江東人物對孫吳皇權的依賴性更強。孫權在立太子後,其東宮賓友中,可考者以北人為主:諸葛恪,琅邪人;張休,彭城人;陳表,廬江人;羊道、謝景,南陽人;范慎,廣陵人;只有顧譚為吳郡人,刁玄為丹楊人。如果太子登得以繼位,其核心輔助集團必然以北方流寓人士的後進人士為主,而諸葛恪則因其才能及其家族地位,成為孫權的重點培養對象。在這一背景下,諸葛恪在上升過程中,為貫徹孫權的政治意圖,必然要與江東大族代表人物發生矛盾衝突。據《三國誌·陸遜傳》,遜為江東大族首望,他曾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篾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三國誌》恪本傳,赤烏中,恪特與陸遜書云:「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這是陸遜讓人轉信給恪,提醒他有關用人標準等問題,恪回信表示贊同:「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這說明恪的有關政策、言行與陸遜相左,遜特轉言批評,恪回信解釋以消除矛盾。恪何以與位隆權重的陸遜相抗呢?恐怕主要是執行孫權的意見。

  不過,赤烏年間的「二宮構爭」中,諸葛恪的態度竟與孫權相左,而與陸遜一致,頗令人費解。所謂「二宮構爭」,是孫權一手導演的皇位繼承人的鬥爭。太子孫登於赤烏四年早逝,權立三子和為太子,但同時扶持四子魯王霸,形成「二宮構爭」的局面,以致「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而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太子和黨的領袖是陸遜,其他骨幹分子也多為吳地大族子弟,而諸葛恪深知孫權支持魯王,但仍站在太子一邊,如何理解呢?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觀念上的因素外,還有一些具體原因,即太子和妃為恪之外甥女,和之廢黜與否,與恪之個人及家族的興廢有一定的關係。因此,他附和陸遜,支持太子和。不僅如此,恪後來主政,還想恢復廢太子和的地位。《三國誌·吳書·孫和傳》:「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並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洩。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在家族本位的情況下,不能不考慮到這一因素。諸葛恪以為孫權最終會聽取大多數朝臣的建議,維護太子和的地位,於是他也支持孫和。另外,太子和的母親王氏為琅邪人,與諸葛氏為鄉里,恐怕早有往來。孫吳宮闈制度混亂,影響政治甚大,這點恐也值得注意。當然,作為一個頗有心計的政治人物,諸葛恪充分地考慮到了這一鬥爭中的變數,為確保萬無一失,他又將自己的長子綽安排到魯王霸黨之中,《三國誌》恪本傳:「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恪父子在「二宮構爭」中腳踩兩隻船,最終使其長子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表明諸葛恪對此事的態度,主要出於現實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慮。

  三、建興年間諸葛恪北伐及其失敗原因的分析

  經歷長時間的「二宮構爭」,孫權於赤烏十三年廢黜太子和,將魯王霸賜死,以年幼的少子亮為太子,捲入「二宮構爭」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無情摧殘。太元元年(251),孫權病篤,他開始物色孫亮的輔政人員,諸葛恪等人得選。《三國誌》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孫亮傳》:太元元年冬,「權寢疾,征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三國誌》恪本傳載「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注引《吳書》載之更詳:

  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鹹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很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後引恪等見臥內,受詔床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以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生殺大事然後以聞。

  不過,赤烏年間的「二宮構爭」中,諸葛恪的態度竟與孫權相左,而與陸遜一致,頗令人費解。所謂「二宮構爭」,是孫權一手導演的皇位繼承人的鬥爭。太子孫登於赤烏四年早逝,權立三子和為太子,但同時扶持四子魯王霸,形成「二宮構爭」的局面,以致「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而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太子和黨的領袖是陸遜,其他骨幹分子也多為吳地大族子弟,而諸葛恪深知孫權支持魯王,但仍站在太子一邊,如何理解呢?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觀念上的因素外,還有一些具體原因,即太子和妃為恪之外甥女,和之廢黜與否,與恪之個人及家族的興廢有一定的關係。因此,他附和陸遜,支持太子和。不僅如此,恪後來主政,還想恢復廢太子和的地位。《三國誌·吳書·孫和傳》:「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並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洩。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在家族本位的情況下,不能不考慮到這一因素。諸葛恪以為孫權最終會聽取大多數朝臣的建議,維護太子和的地位,於是他也支持孫和。另外,太子和的母親王氏為琅邪人,與諸葛氏為鄉里,恐怕早有往來。孫吳宮闈制度混亂,影響政治甚大,這點恐也值得注意。當然,作為一個頗有心計的政治人物,諸葛恪充分地考慮到了這一鬥爭中的變數,為確保萬無一失,他又將自己的長子綽安排到魯王霸黨之中,《三國誌》恪本傳:「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恪父子在「二宮構爭」中腳踩兩隻船,最終使其長子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表明諸葛恪對此事的態度,主要出於現實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慮。

  三、建興年間諸葛恪北伐及其失敗原因的分析

  經歷長時間的「二宮構爭」,孫權於赤烏十三年廢黜太子和,將魯王霸賜死,以年幼的少子亮為太子,捲入「二宮構爭」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無情摧殘。太元元年(251),孫權病篤,他開始物色孫亮的輔政人員,諸葛恪等人得選。《三國誌》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孫亮傳》:太元元年冬,「權寢疾,征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三國誌》恪本傳載「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注引《吳書》載之更詳:

  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鹹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很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後引恪等見臥內,受詔床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以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生殺大事然後以聞。

  由於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場,在江東儒學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運之後,他成為孫吳社會中重要人物,所謂「朝臣鹹皆注意於恪」,說明人們對他的推崇,孫權也順勢詔令「有司諸事一統於恪」。

  不過,恪主持軍國大事,缺乏名望,當時侍中孫弘便利用孫權之死,圖謀秘不發喪,想矯詔誅恪,恪得孫峻幫助才保住權位。這表明恪之輔政地位很不牢固。他當時給駐守公安的弟弟諸葛融寫信說:「……吾身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托,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懼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視,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唇齒?」這體現出身為首席輔政大臣的諸葛恪的孤獨而憂懼的心態。哪如何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呢?諸葛恪在政治、軍事等方面都採取了一些措施。

  在政治上,恪一主政,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三國誌》恪本傳注引《吳書》載孫權死前著力提高恪之聲望,「群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敘。諸法令有不便者,條例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這是對孫權統治中晚期以來法禁嚴酷的情況加以調整,意在爭取民心。孫權死後,恪「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所謂「罷視聽,息校官」,就是廢除為士大夫社會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責,除關稅」,則主要是緩和對人民的剝削,順應了自黃武以來陸遜、顧雍、張昭等人減緩刑罰的主張,因而深得士民的擁護,「眾莫不悅」。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如孫權第五子齊王孫奮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作書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條禁,批評奮「多違詔令,不拘制度」的惡行,責其遷出軍事重鎮武昌。恪這一舉動十分堅決,目的是鞏固自己的地位。

  不僅如此,諸葛恪甚至有遷都的打算,《三國誌》卷四八《吳書·孫亮傳》注引《吳錄》載「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孫和傳》也載:「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孫亮傳》則載建興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門和內殿受災的情況。遷都為國家大事,恪當政未久,竟有遷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業為孫吳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大本營,恪不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難,其本身地位也常受衝擊。可以說,作為孫亮首輔的諸葛恪,其處境是比較困難的。對此,當時有識見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三國誌》恪本傳注引虞喜《志林》:「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以為聖人講「三思而後行」、「再思可矣」,何必責我「十思」呢?虞喜評曰:「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確實,恪性格粗疏,入都前未知建業政局複雜,一旦執政,意欲通過政治變革提高聲望,阻力重重,難以進行,無奈,遂生出遷都之意。但此事影響極大,涉及方方面面,難以落實。

  遷都既不得,諸葛恪發動了針對曹魏的北伐,想通過建立軍事業績來提高聲望,進而加強權力。建興元年十月,恪領兵四萬,會眾於東興(今安徽巢湖東南),因山勢築塢,鞏固城防,並乘魏軍不備,於天寒大雪之機,突襲魏軍得勝,魏軍死者數萬,並繳獲大量的器械物資。恪返師,進位陽都侯,加荊、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這樣,恪集孫吳軍政大權於一身。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不過,恪獲勝後,有輕敵之意,第二年春,「復欲出軍」,派人與蜀漢大將軍姜維聯繫,東、西聯合攻魏。諸葛恪的這一軍事行動,引起了孫吳上下的強烈反對。《三國誌》恪本傳稱「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為說服大臣,恪特著論,以為曹魏權臣當道,政局不穩,「當今伐之,是其厄會」,但眾人主張維持現狀,「懷偷安之計」;至於眾人所謂「百姓尚貧,欲務間息」的看法,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現,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諸葛亮北伐的精神。這樣,「眾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恪「於是違眾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眾,百姓騷動,始失人心。」在前線,諸將領也不支持戰爭,圍攻新城,數月不下,以致士卒疲勞,暑熱飲水,疾疫流行,死亡塗地。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軍得知恪軍營困境,大舉進攻,恪兵敗退師,「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僕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但恪並未認真反省,「晏然自若」,想在潯陽屯守,再興北伐之舉,詔令相銜,不得已才旋師,八月,恪回到建業,「由此眾庶失望,而怨黷興矣」,其執政的聲望降到了最低點。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這樣,恪之統治實際上也走到盡頭了。孫氏宗室代表人物孫峻經過精心策劃,利用諸葛恪進見孫亮的機會,將其刺殺。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張震、常侍朱恩等同時收殺,皆夷三族。其弟融駐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飲藥而死,其三子皆伏誅。這樣,琅邪諸葛氏江東一系遭致覆滅性打擊。

  不僅如此,諸葛恪甚至有遷都的打算,《三國誌》卷四八《吳書·孫亮傳》注引《吳錄》載「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孫和傳》也載:「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孫亮傳》則載建興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門和內殿受災的情況。遷都為國家大事,恪當政未久,竟有遷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業為孫吳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大本營,恪不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難,其本身地位也常受衝擊。可以說,作為孫亮首輔的諸葛恪,其處境是比較困難的。對此,當時有識見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三國誌》恪本傳注引虞喜《志林》:「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以為聖人講「三思而後行」、「再思可矣」,何必責我「十思」呢?虞喜評曰:「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確實,恪性格粗疏,入都前未知建業政局複雜,一旦執政,意欲通過政治變革提高聲望,阻力重重,難以進行,無奈,遂生出遷都之意。但此事影響極大,涉及方方面面,難以落實。

  遷都既不得,諸葛恪發動了針對曹魏的北伐,想通過建立軍事業績來提高聲望,進而加強權力。建興元年十月,恪領兵四萬,會眾於東興(今安徽巢湖東南),因山勢築塢,鞏固城防,並乘魏軍不備,於天寒大雪之機,突襲魏軍得勝,魏軍死者數萬,並繳獲大量的器械物資。恪返師,進位陽都侯,加荊、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這樣,恪集孫吳軍政大權於一身。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不過,恪獲勝後,有輕敵之意,第二年春,「復欲出軍」,派人與蜀漢大將軍姜維聯繫,東、西聯合攻魏。諸葛恪的這一軍事行動,引起了孫吳上下的強烈反對。《三國誌》恪本傳稱「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為說服大臣,恪特著論,以為曹魏權臣當道,政局不穩,「當今伐之,是其厄會」,但眾人主張維持現狀,「懷偷安之計」;至於眾人所謂「百姓尚貧,欲務間息」的看法,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現,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諸葛亮北伐的精神。這樣,「眾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恪「於是違眾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眾,百姓騷動,始失人心。」在前線,諸將領也不支持戰爭,圍攻新城,數月不下,以致士卒疲勞,暑熱飲水,疾疫流行,死亡塗地。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軍得知恪軍營困境,大舉進攻,恪兵敗退師,「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僕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但恪並未認真反省,「晏然自若」,想在潯陽屯守,再興北伐之舉,詔令相銜,不得已才旋師,八月,恪回到建業,「由此眾庶失望,而怨黷興矣」,其執政的聲望降到了最低點。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這樣,恪之統治實際上也走到盡頭了。孫氏宗室代表人物孫峻經過精心策劃,利用諸葛恪進見孫亮的機會,將其刺殺。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張震、常侍朱恩等同時收殺,皆夷三族。其弟融駐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飲藥而死,其三子皆伏誅。這樣,琅邪諸葛氏江東一系遭致覆滅性打擊。

  諸葛恪北伐為何遭到如此慘重的失敗,並最終直接導致其家族的滅亡呢?這其中不僅僅有軍事方面的原因,還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首先,恪出兵二十萬之眾,欲一舉而得大功,這是很冒險的,將自己的命運與此役捆綁在一起。恪性格粗疏,他著論宣揚北伐,雖以「兼併天下而欲垂祚後世」為己任,但大話連篇,實際上,對戰略部署、戰術安排等並無細緻、縝密的考慮,以致圍攻新城數月而不得下,陷入困境。其實,當時曹魏為司馬氏所控制,國力甚強,恪欲與之戰,就綜合國力而言,根本都不是對手。

  其次,恪剛愎自用,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出師之前,文武大臣的進諫之言,無不懇切之至,但恪根本不予理睬。在前線,他依然「剛很自用」,如圍攻新城的軍隊「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洩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不少將領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議,他非但不聽,甚至罷黜其地位,有的不得已投敵,難怪後來臨淮臧均上書乞求收葬諸葛恪時說:「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眾,大小屏息。」陳壽《三國誌》卷六四傳論亦云:「諸葛恪才氣干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

  再次,在諸葛恪北伐過程中反對最激烈的是江東人物,說明恪之軍事活動嚴重危害了他們的利益,因而遭到其抵制。據《三國誌·諸葛恪傳》,當恪圍新城最困難的時刻,「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同書《朱桓傳附子異傳》注引《吳書》:「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即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朱異出自吳「四姓」之一的吳郡朱氏,是江東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他對諸葛恪興師北伐顯然是不滿的。又,據同書《朱然傳附施績傳》,丹楊人施績為孫吳名將朱然子,然為朱治姊子,本姓施,績復本姓,績領兵上流,與諸葛恪兄弟不睦,績遇戰而融拒援,怨恨甚深:「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併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恪以績隨軍北伐,而將其上流重任由諸葛融兼任,這實際上有利用北伐打擊異己的傾向。正因為如此,施績後來參預支持誅殺諸葛恪,並親自出馬抓捕諸葛融。孫峻敢於對諸葛恪下手,因恪已成為「民之所怨,眾之所嫌」,這裡的所謂「民」、「眾」,主要為江東本土之士民,因為諸葛恪興兵黷武,必然極大地損害他們的利益。自黃武以來,江東大族代表人物如陸遜、顧雍等明確主張保境息民,反對大規模經營北方。孫權始終堅持「限江自保」策略,正是與此相呼應的。對此,連曹魏、蜀漢的有識之士都看得很清楚。《三國誌》卷二八《魏書·鄧艾傳》載鄧艾對司馬師說:「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竟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佐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不患,其亡可待也。」《三國誌》卷四三《蜀書·張嶷傳》載「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眾以圖進取」,嶷謂諸葛亮子瞻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雲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不為晚,願深采察。」他們都看出孫權集權苛政弊端叢生,以為諸葛恪只有改變孫權的「殺生賞罰,不任下人」的狀況,爭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穩固「根基」,否則,「其亡可待」。後來事態的發展,可謂不幸而言中了!

  綜合全文所論,諸葛恪作為孫吳僑寓人士後進之士的主要代表,以其口辯論難與敏捷的應對之才,深得孫權的喜歡,成為孫權重點培養的人物,並終在孫權死前得為首席輔政大臣。為鞏固自己的這一地位,強化自己的權力,他急於樹立威望,於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時,一再大舉北伐,不僅頻率高,且第二次出兵,幾傾全國之力,引起孫吳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反對,於是最終導致兵敗於外,政亡於內,其家族在敵對勢力的政變中遭到覆滅性的打擊。通過對諸葛氏家族在孫吳的興亡史的考察,我們從一個側面看清了孫吳政治歷史演變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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