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紀嚴明，的確是保持一支軍隊旺盛戰鬥力和優良作風的根本保障。但在亂世多戰的背景下，將帥頻征於沙場，孰能無過？謀士累算於陣前，豈能無遺？再加之人才競爭激烈，「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故而軍中極刑的實施並不能完全拘於俗理，束於常規，對於尊者、名將必須適度而刑。相比於曹操，諸葛亮則施刑太重，屢對手下重臣痛下殺手。馬謖丟失街亭，罪責不可謂不大，但馬謖主觀上並沒有像許褚那樣有玩忽職守的故意，並且街亭之敗的根本原因還是諸葛亮用人失策，將一名從末經過實戰磨礪的謀士派到了生死攸關的一線擔當大任。因此，馬謖即使有過，但決不應該將其處以極刑。

　　遺計殺魏延，這更是典型的「未有其惡，先定其罪」的先入為主做法。就因為人家魏延長著一個反骨，就認定魏延久後必反，完全是以貌取人的膚淺做法。倘若不是心存偏見，能夠量才而用，以魏延之能，早在孔明病逝前就成為蜀國的領軍人物了，何至淪落到與楊儀爭權的淒慘地步？即使魏延有諸般不是，日後也的確會反，但考慮到魏延的勞苦功高，最終奪去軍權，給一清職養老即可，何苦定要殺之？諸葛亮在魏延的使用問題上，既想利用魏延的驍勇，又不願給魏延合理的待遇，明顯是過河拆橋、卸磨殺驢的策略。誰是魏延都得反！至於李嚴、陳式、包括被劉備遷怒的劉封，諸葛亮都應該給他們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或者建議劉備），畢竟這些人都是蜀國可堪重用的柱石之臣，對他們的嚴刑就等於對蜀國的自宮。

　　諸葛亮的嚴刑鐵律同時也存在著嚴重的雙重標準，使法度軍紀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大打折扣。比如對於法正，有人向孔明告狀：「孝直太橫，宜稍斥之。」諸葛亮「因竟不問」，一笑置之，表現出了難以置信的寬宏大量，絲毫沒有其一貫循章守紀的鐵面無私；比如華容道私放曹操的關羽，其罪責猶在馬謖之上，且同樣立有軍令狀，諸葛亮對之亦是網開一面，只是象徵性地作出了欲斬之勢，最後連象徵性的處罰都沒有，根本沒有堅決維護法不避親、軍中無戲言的軍法之威。

　　以曹操之尊，觸犯法紀尚且要割發代首，關羽、法正之流豈能凌駕於法外而毫無處置？劉備當時雖在世，但諸葛亮只要秉公堅持，二人焉能不受罪責？對關羽、法正如此之寬，對李嚴、馬謖又如此之苛，法有兩種，紀有兩端，雖似嚴明，實則寒心。貌似鐵面無私、以法治軍的諸葛亮，實際上仍舊沒有走出法為我用，律為吾掌的人治桎梏。因而，孔明的嚴刑鐵律不但未能令諸將心悅誠服，相反更徒增各人的心寒之意。因為在這世上，最戳人心者不在寡而在不均。